与中国医生的结论明显不同点有:脑部病灶50%不是肿瘤,或者只是良性肿瘤;脑部病变和肺部病变没有关系的可能性更大。凌志军决定不化疗,就像他决定不吃任何所谓的特效药,不使用任何所谓的特效疗法一样——拒绝过度治疗。
凌志军:向死而生
2007年凌志军被诊断为“肺癌,脑转移”,名医会诊几乎一边倒地判定,活不过三个月。然而五年后,他完成《重生手记》。这是一个癌症患者从身陷绝境到逐步康复的亲历记,也是一位著名记者对当今中国癌症医疗体系种种利弊的观察和剖析
2007年4月8日,对很多人而言,寻常到无需记录。
而对凌志军,这个有着30多年记者经历,出版过《交锋》、《联想风云》、《变化》等多部畅销书,被人称为“中国的威廉·曼彻斯特”的男人而言,这一天的底色,却带着黯然与悲伤——他打算向自己的读者告别。
当天下午,是凌志军新书《中国的新革命》发布会。离家前,他把蓬乱的头发梳理整齐。拿一根拐杖,尽量让脚下显得平稳。因为眼睛畏光,泪流不止,他不得不戴一副深色墨镜。
“各位下午好。”——现场,凌志军一开口,就感到自己声音微弱,气若游丝。台下坐着的,有他敬重的人,有很多朋友同事,还有素不相识的人。想到这是今生最后一次对他们说话,凌志军内心涌上一股坚定——“尽量表现得好一些,”他对自己说。
整个发布会,气氛温暖真诚但却小心翼翼。所有人都在避谈两个字——癌症。
忽然,一个激昂的声音响起。纪世瀛,中关村早期创业者之一,他站起身说:“得了肿瘤也好。要坚强。不瞒你讲,我去年7月28日被诊断为胰头癌。医生说我只有八个月的生命,可今天我还活着……”“得这种病的人,70%是被吓死的;20%是被治死的,因为乱治;只有10%是病死的。”
纪世瀛的话,打破了现场谨小慎微的氛围。众人不再避谈“癌症”二字。而凌志军这个不久前被众多医生宣判,活不过三个月的病人,在收获无数鼓励的同时,也从纪世瀛提到的几个百分比数字中获取了精神力量与某种启示。
比疾病更让人绝望的专家
2007年2月,凌志军病倒了。医生在他的颅内发现两处病灶,疑为“脑瘤”,之后又在他的左肺发现肿瘤,由此诊断“肺癌、脑转移”的概率为98%,也可以说是“肺癌晚期”。
和大多数病人一样,在变故忽然而至时,凌志军眼前闪动的,也都是惨淡的光。绝望之时,朋友建议他去北京天坛医院,并推荐一位权威主任。
凌志军认定这是他人生的关键时刻。忍耐了两个小时的路上颠簸和头晕目眩,花了300元挂上专家号,凌志军和妻子在昏暗的医院楼道中等待了三个小时。他们周围,也都是等候就诊的病人,绕着专家诊疗室外面的门廊坐了一圈又一圈,每一张脸都带着混沌不清的绝望和希望。
医院下班前,凌志军见到了主任。主任看他一眼,便把注意力集中到核磁共振胶片上。凌志军强打精神,试图叙述突然发作的症状,可是很快发现主任对此并不感兴趣。“他的热情似乎只在向他对面的年轻医生侃侃而谈,年轻医生则是一副洗耳恭听状。”凌志军努力提高声音,希望主任的注意力能转移到他身上。然而,主任只是再扫他一眼,因被打扰而显得不高兴。
“我忽然觉得自己并不是他的一个病人,而不过是一个病例,在适当的时候自己送上门,做了他的教学标本。”凌志军说。
而作为病人家属,内心的恐惧与焦虑时常比病人更甚。身旁的妻子忍不住打断主任教学,问:“脑子里的东西和肺部病灶是否有关?”
“你想让它有联系?是吗?”主任连抛两个问题。
凌志军和妻子不再发声。
告别主任时天已大黑。凌志军倚着妻子蹒跚而行。在经过等候和期待后,他们得到的仅仅是一张“专家门诊挂号费发票”、一篇演讲,以及带着问号的诊断书:胶质瘤?多发转移性病变待除外。一个“?”、一个“待除外”,这显得既明确又大有回旋。
凌志军既不能确定自己得了什么病,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切还在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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