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麦高和同事拉里· 卡希尔(Larry Cahill)做了一个经典实验，结果发现普萘洛尔至少能够影响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的特异性，甚至也能够影响情景记忆的准确性。他们的实验主要是通过故事测试来进行的。麦高和卡希尔分别向受试者讲述两个不同的故事：一组受试者听到的故事是一个小男孩被车撞倒，需要到医院进行紧急手术；另一组受试者听到的故事则是无特殊感情色彩的医院之行。不出所料，第一组受试者记住了更多的故事细节。然而，如果先给受试者使用普萘洛尔，再重复以上实验的话，两组受试者的表现就没有什么不同了，也就是说，不管故事内容平淡还是令人激愤，他们的记忆是一样的。

　　可以想象，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影响受害者对犯罪事件或意外事故的回忆，公诉人和负责个人伤害案件的律师一定会感到不妥。因为当陪审团判定赔偿金额时，如果受害者的记忆是完整的，那么在法庭上，几滴泪水的价值将远超黄金。但需要注意的是，现在我们针对的是由去甲肾上腺素大量释放引起的非常态回忆，而普萘洛尔的作用，只不过是将感情色彩极强的记忆降低到普通事件的水平。而且，从受害者的角度来看，使用普萘洛尔可能只是医生的嘱咐而已——如果律师不会这么做的话。

　　皮特曼在精神创伤受害者身上试用普萘洛尔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2002年，那篇文章给出了一些令人振奋的结果，并做出了令人期待的预测：急救室或战地医院可以在患者到达后，迅速评估其患上PTSD的风险，就像用X射线检测是否骨折一样，继而进行相应的治疗。然而，2011年发表的一项后续研究并不支持皮特曼的结果，并且还指出，在现实中开展此类研究是极其困难的。在长达44个月的时间内，研究人员筛查了2 014名患者，其中只有173名患者符合研究标准，其余患者由于年龄、身体状况、创伤程度太轻等原因被排除在外。

　　还有一些别的困难，比如美国法律目前不允许研究人员直接接触患者，只能先让临床护理人员获得许可，然后才能接触患者。然而，临床护理人员通常是急诊专科医生，他们往往更加重视其他更紧急的问题。“很不幸的是，我们不能很快接触到患者，”皮特曼说，“今后我不会再做普萘洛尔的研究了，除非可以给受试者更早地使用这一药物，我觉得这是没可能的。另外，如果有人打电话问我，‘我刚才出了点事故，要不要服用普萘洛尔？’我会告诉他们，‘基于目前的研究数据，我无法确定普萘洛尔是否有作用，但我还是觉得它可能是有用的’。”当然，使用药物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虚拟现实

　　美国埃默里大学医学院进行了一项特别的实验。参加测试的老兵坐在办公室中，想象回到数年前，坐在千里之外的伊拉克战场的悍马车上。受试者佩戴虚拟现实眼镜，其中播放的是根据他的回忆而绘制的场景图像，一位治疗师通过键盘操作，把图像实时反馈给受试者。治疗师在给受试者播放的场景图像中，植入一个站在天桥上的虚拟狙击手，引爆公路上的一颗地雷，并向画面中发送一些朦胧的人影，沿着小巷跑动。每当出现“爆炸”时，受者的座椅都会剧烈摇晃。受试者呼吸紧张，焦急地左顾右盼，操纵着想象中的方向盘。紧张的场景使他汗流浃背，情不自禁伸出手臂来保护脸。

　　俄罗斯心理学家伊凡· 巴甫洛夫(Ivan Pavolv)发现经典的条件反射机制时，人们就很自然地问，如何消除条件反射？如果只摇铃而不给狗喂食，那么需要多长时间可以让狗在听到铃声时不再分泌唾液？事实证明，不需要太长时间。这就又带来了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的方式使PTSD自行消除呢？毕竟，这个世界充斥着许多突如其来的巨响，它们并不意味着炮弹的袭击，但是，一些人似乎永远改不了他们在战场上学会的反应。解释这一现象的一种观点认为，对于PTSD患者而言，焦虑和悲痛事实上是一种“负强化”：每当有类似的场景让他们想起当初的创伤事件，随之而来的悲痛会使他们对创伤事件的记忆越来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