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燕院士　

　　《论坛报》：本届CSMO大会报告的主题是“肿瘤内科学：过去、现在和将来”。作为中国临床肿瘤内科学发展的亲历者，请您谈谈，中国肿瘤内科在学科的确立、发展进程中，有哪些里程碑式的事件？

　　孙燕院士：回顾半个多世纪我国临床肿瘤学的发展，真有些沧桑之感。中国临床肿瘤的开端是1933 年在北平协和医院成立的肿瘤组。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当时卫生的状况，临床肿瘤学不被重视。直到建国10 年以后我国才开始重视肿瘤问题，并启动了比较全面的规划、建设和研究。

　　有关临床肿瘤学的发展，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重要的大讨论。

　　第一次讨论，是50年代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建院之初，在几位临床肿瘤学元老，吴桓兴教授（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金显宅教授（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顾问）和李冰教授（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的领导下，对临床肿瘤学的方向进行了讨论，制定了以综合治疗为模式的发展方向。

　　随之，在1959年的第一届全国肿瘤学大会上，与会者就临床肿瘤学发展达成4项共识，即：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结合、综合治疗。

　　虽然在今天，综合应用现有手段诊断、防治肿瘤已经深入人心，为国内外学术界所接受，但是这在当时还是难能可贵和具有远见的。吴桓兴是一位放射肿瘤学家，金显宅和李冰则是外科肿瘤学家，但他们共同支持和创建了一个当时正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 肿瘤内科学。可见，他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内科治疗将成为肿瘤治疗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之一。

　　第二次讨论，是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对肿瘤界作出了重要指示：肿瘤是多发病、常见病；应当深入调查摸清我国的发病情况，并采取预防措施；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和实践经验编写我国自己的参考书；大力开展高发区研究等等。这些指示明确了我国肿瘤学前进的方向，也成为我们以后一段时间工作的重要指导原则。

　　《论坛报》：在中国临床肿瘤内科学早期的发展历史中，有哪些令世界同行瞩目的成就？

　　孙燕院士：我们曾经开展了全国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的调查以及在肿瘤高发区开展了研究工作，这些工作都受到国际同行的广泛认可。

　　例如对河南省林县食管癌现场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针对有1700万人口的食管癌高发地区展开大规模普查。在调查的基础上，卫生部又在1973~1975年组织了全国居民死亡回顾调查，并编写了著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性肿瘤地图集》，受到全世界同行的重视。从80年代中期经过多次论证，我们和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NCI）达成了协议，在高发人群开展维生素加微量元素的双盲干预实验，结果在1993 年发表在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杂志》（JNCI）：治疗组食管癌、胃癌和白内障发病率明显下降，

　　成为全球第一个阳性试验。

　　1974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孙宗棠与上海的汤钊猷等在江苏启东开展大规模肝癌筛查工作，并提出了“小肝癌”和“亚临床肝癌”等概念，很快得到国际上的关注。为此，NCI将1979年度金质奖章授予孙宗棠、汤钊猷和朱源荣3位医师，以表彰他们在肿瘤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

　　1975年开始，我们在云南个旧锡矿展开了肺癌现场研究，并在之后每年派医疗队协助展开筛查和治疗。还曾组织国际会议，邀请多国专家协助解决了病因问题的争论。我本人也曾在1981 年的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介绍了云锡肺癌的情况，受到广泛关注。之后，美国NCI 邀请云锡矿工肺癌研究人员赴美讲学交流，并达成合作项目。

　　为了纪念建国60周年，我们曾总结我们临床肿瘤学的重要成果（《中国新药杂志》2009；18：1695）。所以，虽然我们遭遇了十年浩劫这样的干扰，但还是取得一定成绩。

　　《论坛报》：在临床肿瘤学科发展的同时，抗肿瘤药物的研发也随之开展。您认为，在过去的50 余年间，我国肿瘤内科学界有哪些改善临床实践的新药和新治疗方法，值得称道？

　　孙燕院士：由于肿瘤的发生率越来越高，其在我国居民死亡原因中已经位居前列，在卫生工作中也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寻找有效的抗肿瘤药物和治疗方法受到广泛关注。当然，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历史原因导致临床试验方法不规范，所得到的结果也同样存在问题。1985 年，我国政府颁布《药品法》并制定了《新药临床审评规范》，从而使药品的审评走向规范化道路。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在相当长的年代主要是学习和引进国外抗肿瘤药物和方法。但在肿瘤内科治疗领域内，我们仍然有一定开创性的工作，改善临床实践。例如，大剂量化疗治疗绒毛膜上皮癌；N-甲酰溶肉瘤素治疗睾丸精原细胞癌；全反式维甲酸和砷剂在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治疗中的应用；榄香烯治疗癌性胸水；参一胶囊抑制肿瘤新生血管；重组人血管抑制素提高非小细胞肺癌化疗效果等等。这些研究项目大多曾经获得国际上的大奖和国家奖，有多数已经进入诊疗规范。

　　近年来，我国进入临床试验的创新药物明显增多，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10年内，我国肿瘤内科学将有长足的发展，尽快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论坛报》：近年来，中国临床肿瘤学家越来越多地参与了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您认为有哪些研究成果值得瞩目？

　　孙燕院士：由我国学者发起组织的、在亚洲多中心开展的Ⅲ 期研究（IPASS），在2008 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上公布了最终结果，论文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上。这项研究发现在亚洲的非吸烟肺腺癌患者中，吉非替尼作为一线治疗优于传统化疗；这一优势尤其体现在存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突变的肺癌患者中。这项结果进一步促进了分子靶向治疗在常见肿瘤中的应用，更是我国临床肿瘤学者对世界医学作出的重要贡献。

　　EACH研究是另一项大型随机对照Ⅲ期临床研究，有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和韩国等多中心参与。研究比较了在晚期肝癌患者中，FOLFOX4 与DOX 的疗效。结果显示，FOLFOX4方案耐受性良好，而且显著延长患者的总生存和无进展生存。这是第一次证明系统化疗可以有效改善晚期肝癌患者预后。

　　另外，旨在比较厄洛替尼与传统化疗一线治疗EGFR基因突变肺癌患者疗效的OPTIMAL研究，也在2010年ESMO年会上报告了结果。并进一步为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的应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今年我们在世界肺癌大会（WCLC）上报道了我们自己研发的TKI药物——埃克替尼，受到了国际同行的关注。在EGFR TKI中，其疗效和其他TKI相当但不良反应较小，得到国家药政部门批准上市。

　　《论坛报》：您对肿瘤内科的未来发展有哪些期待和展望？

　　孙燕院士：应当看到，肿瘤内科治疗已经有了很多进展，相当多的常见肿瘤，如滋养细胞肿瘤、急性白血病、睾丸肿瘤等，已经可以通过内科治疗达到根治；另一些常见肿瘤，如乳腺癌、肺癌、大肠癌、胃癌和骨肉瘤等，内科治疗也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此外，我们在肿瘤治疗理念方面已经有了很多进步，例如多种方法和途径的综合治疗、加强预防术后播散特别是远处转移的内科辅助治疗研究、重视生存率和生活质量的提高等。

　　近10年来，不断有新的针对肿瘤受体、调控和生长关键基因的靶向药物问世，从分子、受体、信号传导等方面的研究把病因、预防和治疗很好地连贯起来。分子靶向治疗虽然在现阶段还不能完全替代传统的手术和放化疗，但其重大意义在于可以使治疗更具靶向性，更好地实现治疗个体化。而根据肿瘤的分子靶点决定治疗方案的策略与我国传统医学理论中的“辩证论治”和“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不谋而合。靶点的诊断必然会成为未来肿瘤诊断以及个体化治疗方案制定的必要步骤。对患者的靶点监测应该受到重视。

　　随着研究的不断进展，新药和新方法的不断涌现，人们有理由相信临床肿瘤内科的治疗地位会越来越重要。

　　我们已经开始思考什么是我国临床肿瘤学的特点？其中包括：中西医结合，辩证论治——提高预见性；同病异治、异病同治—— 实现有的放矢；循证医学——规范化、个体化；扶正祛邪——重视宿主情况、基础疾病、免疫和骨髓功能重建等；治未病——重视预防、重视防止复发；以人为本——重视生活质量和远期结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