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次“取关”后，会给全球带来什么影响?我国接下来的疫情防控重点是什么?未来我们如何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如何共同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新冠三年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5月19日，记者采访了著名传染病学专家、复旦大学教授、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卢洪洲教授。

卢洪洲教授近影

记者：

世界卫生组织本月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您如何看待此次“取关”的时机，以及它给全球带来的影响?

卢洪洲：

基于新冠(COVID-19)死亡人数的下降趋势、与COVID-19相关的住院和重症监护病房入院人数的下降，以及人群对SARS-CoV-2的高水平免疫力，世卫组织5月5日宣布，COVID-19现已成为一个既定和持续的卫生问题，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新冠疫情对全球各国的经济、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带来沉重卫生经济负担，“取关”意味着全球对待新冠要过渡到长期管理阶段，逐步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换句话说，大量的新冠患者死亡情况将不再出现，医院的救治压力也明显得到缓解。尽管已经“取关”，但并不意味着新冠消失了，我们还是要继续做好新冠的监测工作，尤其是监测毒株的变异，防范于未然。

记者：

您如何看待三年来中国抗疫措施取得的成效?它对于全球抗击新冠疫情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接下来，中国的疫情防控工作的重心在哪里?

卢洪洲：

新冠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第一位，是我国制定疫情防控政策的首要考量，也是衡量疫情防控成效的重要标准。回顾三年抗疫，从突发疫情应急围堵，到常态化疫情防控探索、全方位综合防控，我们完善了平疫结合的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科研攻关体系，医疗救治能力得到快速提升。三年来，中国尽己所能助力各国抗击疫情，以实际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新冠病毒本身的特点来看，由于RNA病毒固有的遗传不稳定性，使得微生物能够快速进化以适应环境，具有更高免疫逃避能力和传播能力的新变体SARS-CoV-2占据主导地位并保持流行状态。此外，SARS-CoV-2的人畜共患特征增加了病毒传播和突变的风险。研究表明，SARS-CoV-2的刺突蛋白(中和抗体的主要靶点)的进化速度是季节性流感中类似蛋白的两倍，是“季节性”冠状病毒的10倍左右。大量证据还表明，新出现的变体很容易逃避疫苗接种诱导、感染诱导或“混合”免疫，它们提供的保护并不持久，快速突变和短暂的人体免疫相结合，将使SARS-CoV-2的循环形成小高峰，而不是季节性的激增。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今天，新冠疫情还会再持续，但是今年出现较大疫情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我们的人群已经普遍的群体免疫，只是少部分人群依然还会再感染，尤其是在当前流行毒株XBB免疫逃逸功能较强的情况下。所以，老年人和有免疫缺陷和潜在疾病的患者是医疗系统的重点，更有效的疫苗和口服抗病毒药物仍然是阻击SARS-CoV-2的关键。

记者：

经历过去3年的新冠疫情，您认为中国目前的公共卫生能力建设达到了一个怎样的水平?还需在哪些方面继续加强?

卢洪洲：

我认为医疗和公共卫生机构的整合还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医疗救治和公共卫生是我国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关键在于建立“医防融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即将以预防为特点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以临床治疗为特点的医疗服务体系深度整合起来。二者需形成合力才能更有效的提高卫生资源的利用率，为老百姓提供高质量的健康服务。世界卫生组织也多次倡导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卫生服务需要整合。目前，作为深圳疫情防控专家组组长单位，我们在深圳市卫生健康委的领导下，正在探索与市疾控中心，口岸和医学院校之间的医防融合体系，将在今年的6月举行关于医防融合的学术研讨会，以项目为抓手，从信息共建共享、科研攻关、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探索，先行先试。

如深圳作为中国的南大门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就有责任和义务做好新发突发和再发传染病的“守门员”。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新发突发传染病层出不穷，作为定点救治医院，要做好长远规划，以期全面提升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疾病的预警能力、检验检测能力、临床救治能力、科学研究能力以及国际交流合作能力，为今后可能出现的疫情做好准备。

记者：

过去3年间，全球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携起手来，在信息共享、防控经验交流、疫苗援助等方面通力合作。从全球传染病防控角度看，您如何评价国际上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大合作?

卢洪洲：既然是全球性问题必然要求全球的合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更是如此。全球化的进程使得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一旦发生危机如全球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必须通过多个国家的合作才能应对和解决。国际合作是科学发展与知识传播的有效手段，也是解决重大科学工程和全球问题的重要途径。新冠疫情以来，全球各国在新冠疫情的信息共享、防控经验交流、疫苗援助等方面前所未有的积极、透明和公开。

比如，世界卫生组织不仅实时收集和发布全球新冠疫情重要数据，还成立了获取COVID-19工具(ACT)加速计划促进委员会，发起“全球合作加速开发、生产、公平获取新冠肺炎防控新工具”倡议，建立全球合作框架。我们国家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发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紧急人道主义行动，向众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物资援助、医疗支持、疫苗援助和合作，积极履行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承诺。在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可以说全球合作已经是共识，然而我们还需要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以期待更深入的合作，造福于人类命运共同体。

记者：

有专家认为，人类可能将长期与新冠病毒共存，甚至不排除在今后迎来新的突发性全球公共卫生事件。若真如此，全球公共卫生健康合作还应该做到哪些工作、突破哪些限制，才能做好更充分的应对准备?

卢洪洲：

新发传染病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甚至改变人类的历史进程。近20年来，至少出现了40种新发传染病，而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大流行”的疫情就有4次，分别是SARS、H1N1流感、MERS以及新冠。新的病原微生物正在加速出现，而新冠只是众多微生物威胁中的一种。

经历过新冠疫情，大家普遍认识到，许多病毒已在其自然宿主中存在了很长时间，病毒从自然宿主向人类和其他动物的“跨界”是新发传染病的主要原因。由于传染病的传播不受地理边界的限制，因此各国之间广泛和密切的合作监测具有重要意义。全球的专家普遍认为，也许不久的将来可能会爆发另一种新的传染病。各国之间广泛和密切的合作监测、更有效的野生动物贸易立法以及对应用和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将有助于我们抗击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发突发传染病大流行。“同一健康(One Health)”的理念有助于加强跨学科、跨领域合作与交流，以更好地解决动植物健康、人类健康以及环境健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