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几年中国的EAP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也潜藏着许多的问题。EAP起源、成熟于美国，因为文化渊源的差异，中美两国无论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还是处理问题、表达观念的方法，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且，中国的社会结构、企业经营模式也和美国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EAP想在中国得到顺利的发展，就必须要针对这些差异，解决一系列的相关问题。所以，EAP的本土化就成为了EAP在中国顺利发展必然要解决的问题。EAP的本土化包括：EAP表述的本土化、EAP服务内容的本土化、EAP实施方式的本土化和EAP研究方法的本土化。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事业，所以在EAP的本土化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例如：建立中国化的EAP标准的问题、观念改变的问题、EAP专业队伍的建设和专业理论研究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试图做一些比较初步的探讨，并就EAP本土化发展的推进思路谈一些初步的想法。

　　关键词：EAP，中国，文化，本土化

　　1.绪论

　　EAP进入中国已经有十个年头了。从20年前连心理学界都很少有人知道EAP[1](张西超语)，到10年前EAP开始进入中国，再到最近几年中国EAP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可以说经历了一个由慢而快的加速度过程，而且其加速度的递增是极为明显的。甚至可以说最近几年EAP在中国的发展又创造了一个中国速度、中国奇迹。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张西超博士是中国大陆最早从事EAP工作的专业人士之一，按照他的估计，从07年开始，大概两天就会出现一个EAP公司[2]。EAP公司的大量涌现固然说明了大家对EAP的理解和需求在不断增加，但这并不能说明EAP事业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就已经是一片形势大好。而且，恰恰相反，在这种如火如荼的迅猛发展背后，却潜藏着许多的问题，甚至是某些危机。

　　众所周知，EAP的发源和成长之地是美国，而中国是典型的东方文化的代表，而且在四大古典文明中，和西方的文化联接最疏远的就是中国文化，所以有个哲人称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里面的东方。而美国则从属于西方，甚至在西方文化中，美国文化较欧陆文化距离中国文化更为遥远，我们也可以说美国文化是西方文化中的西方。EAP发生发展于美国，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美国社会文化的产物。把在美国已经发展得很成熟的EAP工作模式采取拿来主义，直接应用于中国社会是否可行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澳大利亚IPS国际心理服务有限公司在中国的退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IPS公司是第一个杀入中国大陆的EAP供应商，其实力是毋庸置疑的，其所提供的服务也是典型的欧美模式，但是在中国大陆的抢先登陆并未给他带来中国大陆EAP事业发展的第一桶金，反而不得不最后以失败退出而告终。究其原因，就是文化层面的水土不服。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些人在生物层面会水土不服，在文化层面同样也会有人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一个在中国本土把英语学得很好的人，到了美国可能照样会出现文化休克现象，因为他没有真正掌握语言背后的文化。人是文化的产物，每个社会都是一种文化的集中体现，每一种文化都有其适用性和局限性。即使是现代工业代表性制成品的汽车，作为国外很成熟的某一型号汽车若引入中国，曾经往往需要进行适应性改造，产生出所谓中国版，否则在使用中就会因其“水土不服”而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进而引发对这些品牌的质疑。工业产品尚且如此，更遑论作为直指人心的EAP工作了，其中国化、本土化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伴随着EAP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是EAP行业的杂芜和混乱，这是十分令人担忧的。上网一查，EAP培训的信息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可是其中相当一部分只不过是打着EAP的旗号在做一般心理咨询培训，有的内容甚至距离EAP相当遥远。故而多有参加过所谓EAP培训后仍然分不清EAP和心理咨询区别的事情发生。这种现象如果不能及时引导、管理，对EAP在中国的发展将是十分有害的。鲁迅在《友邦惊诧论》中以“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来讽刺当局对时局所表现出来的所谓“担忧”。如果在这里套用此话，就可以说“长此以往‘E’将不‘E’了”——如果不尽快着手本土化工作和行业文化的建设，不制订中国本土化的EAP标准并使之得到贯彻实施，中国的EAP将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EAP了。此话虽略有调侃，但也绝非杞人忧天。本次大会的主旨之一是“创建和谐进取的组织文化”，这一主旨非常重要，也是笔者一直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笔者认为建立起中国EAP的“行业文化”也应该是很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组织文化关乎一个组织的生存与发展，而行业文化同样关乎一个行业的生存与发展，中国EAP“行业文化”建设是中国EAP发展的规划蓝图，直接关系到这一行业的发展方向和队伍建设等根本性问题。若想使中国大陆的EAP能够得到健康顺利的发展，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好如何引导、怎么发展和如何管理的问题。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那我们EAP的规矩是什么呢?我们的方圆又在怎么画呢?美国的规矩是十分成熟、十分规范的，完全按照美国的规矩吗?IPS公司的经验告诉我们那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文化特点，建立我们自己的规矩，画自己的方圆。只有有效完成EAP的本土化改造，才能够使这一外来工作方式、或说是外来职业有效地服务于我们的企事业发展，服务于我们的社会进步。即使是动植物的引进，其“本土化”——即驯化过程都往往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作为一个以社会历史文化传承积淀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新的人文领域的工作方式，其本土化过程也应该是难以一蹴而就的。

　　据笔者所知，虽一些有识之士早已经提到了EAP本土化的问题，恕笔者寡闻，时至今日，尚未见到比较具体的论述。互联网上文章寥寥，即使偶有遇到也是语焉不详。笔者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人才服务工作委员会下属的人才专业技术能力测评办公室(简称EST)的EAP项目中担任EST-EAP咨询师讲师的工作。在进行EAP咨询师培训的过程中，对EAP的本土化有了一些个人领悟和体会，在EAP本土基础理论的创立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在参与企业EAP项目运作的过程中，对目前一些EAP项目运做中的问题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借此盛会的大好时机，笔者不揣冒昧，想就EAP的本土化问题从EAP本土化的必要性、EAP本土化的内涵、EAP本土化推进中的困难和EAP本土化发展的推进思路等方面谈一些浅陋拙见，以期抛砖引玉，就教方家。

　　2.EAP本土化的必要性

　　如前所述，若想EAP在中国本土有一个健康顺利的发展，就必须首先完成其本土化的工作。下面笔者将从几个方面就本土化的必要性谈一些不太成熟的想法。

　　2.1 从社会文化背景来看EAP本土化的必要性

　　众所周知，EAP是心理学方法在在企业管理中的实际应用，其最根本的作用就是起到工作场所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作用。EAP专业人员是工作环境的人类行为专家，他们运用所掌握的专业方法——主要是心理学的方法和技巧，帮助企业诊断、解决工作场所中的一些人际关系问题和个人的心理、行为问题，并借此降低企业管理成本，提高企业效益。所以EAP的工作对象是人，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工作内容是人的社会文化层面，而不是像医学那样工作在人的生物层面，这也是显而易见的。既然如此，这就必然会涉及到人的社会文化差异性问题。当代德国著名的哲学人类学家米切尔·兰德曼提出“人是文化的存在”、“人是历史的存在”、“人是传统的存在”和“人是社会的存在”这四种文化理论论题[3]。他认为我们人类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产物。我们决定文化，文化塑造我们。这也就是说地球上的人是以文化的差异而“群分”的。不同的国家社会如此，同一国家的不同阶层亦是如此，人与人的沟通障碍、无穷尽的矛盾误解便于焉产生。《圣经·旧约·创世纪》中关于巴比伦塔的故事正是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据说，有位名人曾说过：日常生活中百分之九十五的悲剧都是由于误会造成的。姑且不去考证言者为谁，对于这一说法，我是深信不疑的。居心险恶之人毕竟只有少数，但是社会上悲剧几乎时时都在发生。大文化的差异(国家、民族差异)和小文化差异(阶级、阶层差异)造成的观念、沟通、理解上的问题是各种人生悲剧产生的重要原因，文化差异于人影响之大可见一斑。换句中国老百姓的俗话说，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前所述，中国是典型东方文化的代表，和历来就与西方文明纠缠不清的其他古老文明不同的是，中国文明进入西方文化的视野是十八世纪以后的事情，此前不过是一些间接的贸易往来而已。因此西方人对中国有那么多的偏见和误解就不足为奇了。当然，文化上的连接应该是双向的，在我们的文化传承中，欧洲文明的基因也是很少的，这就必然使两种文化产生巨大的差异性，而这种文化的巨大差异又势必带来人文的差异和社会的差异，在现实生活中必然会表现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差异。本文试图从下面几个方面对其差异加以论述。

　　2.1.1 中庸与极至

　　中庸之道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在中国儒家经典《中庸》一书中，开宗明义就说：“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简单说，就是为人处事不要极端。中庸之道讲究的是天与人合一、性与理合一、鬼神与圣人合一、外与内合一。而西方文化由于柏拉图和笛卡尔的二元论，由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却主张二元对立：上与下对立，人与自然对立，物质与精神对立，非此即彼，于是便有了极端主义的倾向。遑论二者孰优孰略，两者所造成的思维与认识上的差异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西方发展出了挑战极限的奥运会，中国发展出了阴阳平衡的太极图。西方传统逻辑首先把排中律当作事物的规律，认为任一事物在同一时间里具有某属性或不具有某属性，而没有其他可能。即任何人不应同时否认一个命题(A)及其否定(并非A)，也就是对一个命题及其否定不能持两不可之说。而禅家经典《金刚经》的典型句式则为：“说…，即非…，是名…”，字面意思是说：“说是A，就不是A，这就是A”。例如：“佛说诸微尘众，即非微尘众，是名微尘众。”[4]类似语言在《金刚经》中比比皆是。即使当今世界禅学文化在西方世界日益兴盛，相信能够真正领悟其中奥妙的西方人定若凤毛麟角，极为罕见。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的差异，使东、西方的人在认识上产生了极大的差异。2005年日本的爱知世博会所提出的“超越发展——大自然智慧的再发现”的主题，就把西方人搞得一头雾水：“大自然怎么会有智慧呢?”这对中国人不是一个问题，对于西方人却是一个实在难以理解的问题，东西方文化差异所导致的思维与表述的差异可见一斑。

　　正因有了中庸与极至的差异，便有了中国人语言含蓄和西方语言精准的差异。台湾著名美学家蒋勋说：“儒家文化不讲究语言的精准性，基本上儒家的语言是接近诗的语言，是一种心灵上的感悟，把语言简化到一个非常单纯的状态。”[5]然而，对于西方语言的精准，他也存在着困惑：“一直以来，我觉得很矛盾，到底语言应该是像希腊语、像法语一样的精准，或者在潜意识里我其实是得到一种颠覆准确语言的快乐，因为我感觉到准确的语言本身是一种吊诡，我们用各种方法使语言愈来愈准确，当语言愈来愈准确，几乎是没有第二种模棱两可的含义时，语言就丧失了应有的弹性，语言作为一个传达意思、心事的工具，就会受到很大的局限”。[6]抛开个人感受不谈，两种语言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有句名言：“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7]这一著名论断更是直截了当地点明了语言对人的决定性影响作用和塑造作用。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语言的含蓄经常使美国人莫名其妙，美国人语言的直白又常使中国人感到不舒服，这一情况屡见不鲜。

　　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事例。一个有为青年被某大型国企录用，于是意气风发。因为才华出众，较得重用。在一次研究工作的会议上，他坦然提出了和领导完全不同的观点。会后好心人提醒他不应该这样做，即使有不同意见，也要私下找领导谈，不能让领导当众难堪。果不其然，此人处境日益微妙，最终不得不离开。后来他来到一家外企，同样得到重用。在一次工作会议以后，他单独找到外方负责人，谈了一些与众不同的想法。领导认为他的想法很好，但是批评他做人太不光明磊落。这就是中西文化中这一差异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文化差异导致为人处事的差异。在EAP工作中能否清晰地意识到这种差异，将直接影响到EAP的工作成效。

　　正因中国人的中庸宽容，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些中国著名文化人学术上是“敌人”，私交却可以是好朋友，这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君子和而不同”[8]，而荣格与弗洛伊德则因学术观点的差异，由情同父子转而彻底决裂，甚至还要登报发表声明，表现出典型的非此即彼的二元理念和极端主义的态度。协调职业场所的人际关系是EAP的核心任务之一，东西方文化导致的这种人际交往方式与态度的差异是不可不知的。

　　2.1.2 整体思维和条分缕析

　　东方思维方式的最大特点是整体性，而西方思维方式的显著特点是分析性，用哲学语言来说东方的思维是合二而一的，西方的思维是一分为二的。中国传统哲学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是最高境界。无论是儒家的自然人格化还是道家的人格自然化，都是把人和自然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也是中医基本观念形成的基础。而西方人着重去探索万物的本原，认为人与自然始终处于永恒的矛盾对立之中，物质世界及大自然不过是人类开发利用的对象。换成另外一种哲学表述，可以说西方对自然的基本态度是“主体性”(subjectivity)的，而中国对自然的基本态度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

　　中西文化这种差异在医学领域体现得尤为突出。中医理论把人看成是大自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以治疗中讲究辨证施治。营卫气血，八纲辩证，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扶正祛邪，统筹兼顾。西医是一解剖学为依据，头疼治头、脚疼治脚，是典型的笛卡儿方法论方式的。随着西学东渐，中医几度被怀疑、被否定，只是因为中医“不科学”。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随着人们观念的不断改变更新，中医不但越来越为国人接受，而且已经走出国门，在现代医学的发祥地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甚至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公布了经络穴位的国际标准。

　　时至今日，许多号称“知识分子”的人对中医仍然持怀疑甚至打压的态度。不妨试想：西医以解剖为基础的医学被认为是科学的，中医几千年积累的经验就不科学吗?中医以功能团区分心肝脾肺肾就一定比西医解剖学上的脏器区分落后吗?器官移植是最现代、最科学的医学，但是大约百分之十的器官移植会把捐献者的心理特性、生活习惯甚至记忆一起移植到受捐赠者身上，这些变化是现代西医理论完全无法解释的。居于现代科学最前沿的量子力学把研究对象及其所处的环境看作一个整体，它不允许把世界看成由彼此分离的、独立的部分组成的，这种基本理念恰恰和中医理论相似而与西医理论相反。我在这里并不是要宣传中医，更不是要贬低西医，而是想借此说明当今中国社会一些自以为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人，以偏执的心态对待科学知识，试图以分析哲学替代叙事哲学——虽然有些人未必知道还有叙事哲学，甚至把已经掌握的现代科技知识当作金科玉律，当作教条来崇拜。这种本身已经违背科学精神的所谓“科学态度”，对于任何科学的发展都是有害的，尤其是对于人文科学的发展有很大的阻碍作用。甚至有些学习心理学的人把西方引进的心理学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对立起来，唯西方心理学理论马首是瞻，忽视甚至否认传统文化在心理学发展中的作用，这对中国心理学的发展以及EAP的发展都是极为有害的。如果稍微注意一下世界人文科学的发展，就可以发现西方学界越来越重视东方文明丰富宝库的价值和作用。佛家经典《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作为一个真正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何时能够打开眼界，腾空自己，打破二元观念，以更加广阔的视野看世界，才有可能在人文领域有大的作为。忽视文化的差异甚至否认文化的差异会严重妨碍我们的视野，视野的狭窄或认识上的偏见必然会严重影响我们对EAP事业的全面认识和了解，进而则会从根本上影响到EAP事业的顺利发展。我到处推销央视的一则公益广告：“高度决定视野，角度改变观念，尺度把握人生”，没有一个开阔的视野，就只能成为“匠”，而不能成为“家”，就只能做一些事情，而永远做不了事业。EAP是一个文化性很强的大事业，如果没有跨文化的眼光，就很难完成跨文化的事业。

　　顺便提一句，佛教中禅宗一派可以说是心理理论和方法的丰富宝库。虽然西方心理学界越来越重视佛教文化的心理学价值，但是基于中国的文化现状，我们何时能够利用自身文化优势，在这一领域走在西方人的前面，还是一个未知数。这也可以说是心理学本土化需要解决的一个课题，当然，这事题外话。

　　因为有条分缕析的文化基础，所以西方文化发展出了标准化。从理论上说，无论是麦当劳还是肯德基，其所销售的食品无论走到世界各地，其口味应该是一样的。日常饮食尚且如此，高科技的工业生产就更加可想而知。整体思维的文化基础使中国人形成了“差不多”的思维方式，遇事不求精细，只要“差不多”就行了。这种“差不多”甚至发展成一种社会病态，胡适先生甚至曾经专门撰写了寓言《差不多先生传》加以批判和嘲讽。这种“差不多”时至今日仍为中国人观念之痼疾，所以改革开放之初，中外合资双方冲突不断;所以任何海外工业品，只要引进国内生产，质量必打折扣。甚至最先引进国内的德国大众桑塔纳汽车的国产化过程，双方的国家总理都介入其中，真有些空前绝后的味道，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人观念中的“差不多”。

　　最近在台湾举办一个题为“圣地西藏——最接近天空的宝藏”的西藏文物展览。其中有一个千手观音雕像，在中国最起码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人们都说雕像有一千只手，但谁也说不清到底有多少。此前雕像在日本展出时，日本人即对此进行了清点，结论是有九百九十八只手，加上参拜者的两只手，一共一千只。见过此雕像的中国专家学者应该难以计数，更遑论信众与参观者。对于这个数字的清点，丝毫不存在任何技术性问题，关键是文化差异导致的观念的差异。“差不多”观念对于中国心理学及EAP领域发展的影响，后面将加以详谈。

　　西方社会文化的中规中矩发展出来相对健全的法制社会，中国文化的主观随意使得法度执行起来有很大的随意性。中医在中国发生发展有几千年的历史，世界上第一部《中医法》却诞生于纯粹西方文化背景的澳大利亚。西方法规是硬线，任何人对此都不可越雷池一步，中国的法规是弹簧，执行起来有很大的弹性。大到国家法律，小到企业规章，莫不如是。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中国职场的随意加班现象，不但非常普遍，而且甚至是经常是无偿加班，但这同时也是中国企业向外发展、甚至在非洲发展的大麻烦，这恐怕也是中国EAP在工作中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之一。

　　参加中国以色列预警机合作项目的中国科学家应该是国家之精英，参加中德文物保护合作项目的中国考古学家也均非等闲之辈。虽然这两个项目时空不同，互不相干，但是他们的最大收获却是相同的，那就是通过与外方合作，知道了什么叫严谨认真，中西文化差异导致的观念差异可见一斑。这些差异对人们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尤其对人们在职场的表现更应该是巨大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对EAP专业队伍的建设和EAP事业的发展都将产生不利影响，比如说作EAP项目缺乏严谨的规划性和最起码的评估等问题。许多过于随意的做法实际上已经对我们心理咨询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后面在谈到EAP队伍建设的时候，我还会进一步具体谈这个问题。

　　2.1.3 问题解决和理论探究

　　笛卡儿在1637年出版的著名哲学论著《方法论》，对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和科学研究方法有极大的影响，甚至有人曾说：欧洲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笛卡儿主义者，可见方法论影响之大。

　　笛卡儿在方法论中指出，研究问题的方法分四个步骤：首先是永远不接受任何我自己不清楚的真理，就是说只要没有经过自己切身体会的问题，不管有什么权威的结论，都可以怀疑。这就是著名的“怀疑一切”理论。其次是可以将要研究的复杂问题，尽量分解为多个比较简单的小问题，一个一个地分开解决。再次是将这些小问题从简单到复杂排列，先从容易解决的问题着手。最后是将所有问题解决后，再综合起来检验，看是否完全，是否将问题彻底解决了。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西方科学研究的方法，从机械到人体解剖的研究，基本是按照笛卡儿的方法论进行的，对西方近代科学的飞速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用上述方法修理电器、修理汽车是毫无问题的——现在他们的操作规程也基本是这个样子。但是用于一些复杂问题的研究，如生物学的研究就明显不适用了，简单的把各个器官加在一起是无法还原一个生命本体的。当然，后来系统工程的出现对于克服这一欠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简而言之，西方之所谓科学，就是一切都要搞清楚所以然。而中国人则务实得多，只求问题的解决，并不在意为什么。法国巴黎的拉马丁报社1907年主办了首届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随行记者巴兹尼同冠军车一起到达终点。巴兹尼沿途写了大量报道，比赛结束后，这些报道结集出版。中国人、具体说是中国的老百姓的解决实际问题中所表现出的卓越才能，是这些报道中巴兹尼所表达的主题之一。因为沿途许多地方根本就没有道路，沿途的中国民众几乎就成为了汽车发动机以外的第二动力。在巴兹尼看来，那些看似木讷的中国人似乎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这使他感到很惊讶。

　　另外一个能够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北京老字号月盛斋。月盛斋以酱牛肉闻名天下，比美利坚合众国还要长一年的历史，也是其值得夸耀的亮点之一。一次，记者向老掌柜请教做酱牛肉的秘诀。老掌柜坦然地说：“买五斤牛肉，分成三块。先凉水下锅一块，等锅开了再下一块，开锅再下一块，保证你做出来的肉好吃。”记者好奇地问：“为什么呀?”老掌柜说：“姑娘，别问为什么，保证你好吃就行了。”

　　这是典型的中国人处理问题的方式。这或许可以为至今无解的李约瑟难题提供一个参考答案。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9]我所提供的参考答案是：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导致了中国没有能够发展出现代科技。

　　这些差异直接导致了中国人和西方人行为处世的巨大差异，这些差异可以说似随处可见，所以EAP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很可能就会不得不面对一个适用性和标准化的问题——美国的标准是否能够完全适合我们，我们又如何恰当地把握标准化的尺度，这应该是中国EAP发展过程中需要作本土化考虑的问题之一。

　　2.1.4 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

　　同样，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属于集体主义文化，而美国属于个体主义文化。集体主义文化更注重群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强调和睦的关系、人际之间的相互依赖，强调个人为集体利益所做的牺牲、个人对社会的义务和职责、个体在群体和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等等。在集体主义文化的条件下，行为的决定因素更多在于社会规范、家庭责任和社会义务，个人的态度、个人的需要和个人的权力是次要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可以被忽略的。在集体主义的文化中，若个体的目标与群体的目标出现不一致，个体更倾向于放弃自己的目标，或者群体的规范迫使个体放弃自己的目标，以便维持群体的团结一致。而个体主义文化倾向于把注意的焦点放在个体身上，强调个体的独特性、独立性、自主性，强调个体与他人和群体的不同。人们在做出决定之前，首要考虑的不是关系，而是个人的利害得失。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分别与中国超长的农耕社会形态和美国西部开发的牛仔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当然，这里所说的牛仔文化主要是指精神层面而言的。

　　在集体主义的条件下，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界限不是那么截然分开的，自我同他人相互依赖，共同构成了一个群体(如家庭)，个人决断的做出首要参照的是集体的要求和社会的规范。集体中心倾向的人更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所以，人们非常在意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因此举止言谈便多了许多隐蔽性——含蓄但缺乏坦诚;所以，在大杂院式的温馨与融洽中也缺少了个人的私密和独立，所以改革开放前走亲访友从来不预约打招呼，无论去亲友家还是街坊家，从来都是推门就进，和进自家门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家庭中婆媳之间就会永恒上演“两个女人争夺一个男人的战争”——战争一直持续至今。要面对这些问题，也应该是EAP在中国本土化的内容之一。在个体主义文化条件下，他人的评价和人际关系并非第一位的因素，他们更加尊重个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个体的内在价值和特征能够得到更多的尊重，相较集体主义条件下的人，更具有平等意识，但人际关系显得有些冷漠。

　　有这样一则报道，一个这个中国女孩和一个美国青年相恋，已经开始谈婚论嫁。一天，他们来到一处中国的风景名胜。女孩按照习俗买了一把锁，上山后把锁和无数连心锁锁在了一起，然后把钥匙扔下了山崖。美国青年问其缘由，女孩说这样我们的心就会永远锁在一起，我们就会永不分离。美国青年却对此深感不适，认为一个独立的人被锁一辈子，简直是太可怕了。最终，他们还是分手了。他们之间并不缺少爱，但是不同的观念使他们很难在一起。观念差异对人际关系影响之大，可略见一斑。如果在EAP运作过程中解决情感问题时不能意识到这种差异，就有可能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若是反映在教育上，中国教育更注重谆谆教诲，更注重对前人知识的掌握——从众求同，西方文化更注重苏格拉底式的思辨，更注重探索创新——个性求异。所以中国学生高分低能，而个人电脑只能在美国的车库里诞生。篇幅所限，恕不展开论述。

　　从这一观念差异所衍生出来的另外一对观念冲突就是道德至上与利益优先。我们知道，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长期进化而形成的一种制约，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总和。道德对维持一个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的稳定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集体主义观念传统使得中国注重道德求同的规范作用，以至于似乎人人都应该做圣人。过高的道德要求一旦脱离了实际，便会产生伪善，正如老子所说：“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10]在高高举起的道德的大旗下，中国人更善于伪善——言不由衷为其最大特征之一——更热衷于窥探、炒作别人的隐私，这即是一种典型的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西方人更擅长于博弈，通俗讲就是根据所掌握信息及对自身能力的认知，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的一种行为，将个人利益最大化。在面对利益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以义制利” [11]，认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12]。墨子把爱私利、道德和利益结合起来。他说：“兼相爱，交相利”[13]。在义和利的关系上，墨子强调二者的结合，或说义利并重，这些都构成了厚重的中国传统商业文化。而西方文化所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于是便有了残酷的殖民统治，便有了泰勒制，便有了血汗工厂，便有了历史上的香料战争和石油战争。由于中国人的含蓄，总是羞于谈钱，且“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4]曾经几乎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的“普世价值”，在很多情况下，即使是为了钱，也要找出种种借口，因而常常显得比较虚。而美国人则不同。有一则消息说，一个中国人在美国开了一家礼品店，一个美国女青年买了一个画框，谁知一出门，就因她不小心把玻璃打碎了。她反身回到店里向店主求助。店主出于善意，就主动提出按照玻璃的半价给她重新装一块。可是当店主找零钱时差了几个美分。如果是中国人，此时一定会放弃那几分钱，而且要对店主表示由衷的谢意。可是这个美国女青年却绝不让步，一再强调：“It’s my money!”一直坚持到下一位顾客登门，拿到那几个美分。我们很难说谁对谁错，只能说这是文化差异，而且是很容易引发误解与冲突的文化差异。

　　这一观念所衍生出来的生死观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而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则认为世界上最宝贵的是生命。所以，中日等东方国家的士兵在战争中以宁死不投降为光荣，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士兵并不认为在战争中投降是耻辱，甚至只要后勤供给跟不上，弹药打光了就是缴械投降的最正当理由——决不做无谓的牺牲。所以美国战俘回国后仍然是英雄，甚至礼遇有加——因为他们承受了更多的苦难;而志愿军战俘终其一生也难以摆脱“战俘”的阴影。美国人永远难以理解中国人、日本人那股不要命的劲头，中国人、日本人也永远看不起贪生怕死的美国兵。在和平年代，同样是意外事件的幸存者，中国人就会感觉到很侥幸，美国人就会感觉到负罪感。同样是亲人的丧失，中国人会哭天嚎地，自家哭还不够，甚至还要花钱雇人帮着哭;美国人则会以隐忍当作一种修养。有时中国人对生命看得似乎更淡然一些，有时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冷漠，所以很多时候对于丧亲的危机干预似乎和我们在书本上所学到的西方理论不太一样，篇幅所限，不展开论述。但有时中国人又会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比如美国所抓到的唯一一个参与911恐怖袭击的活口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其母亲却因为主张“不自由、毋宁死”而到处呼吁对自己的儿子执行死刑。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而在西方文化中却并非不可理解。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经历了无数的灾难，但整个社会为普通民众致哀，始于2008年的汶川地震。很难说中国一直缺少文明，只能说文化的交流导致了观念产生了顺应时事的改变。面对不同的生死观就要运用不同的危机干预手段，我们应该总结自己的经验。过于西方化的丧亲危机干预可能会引发一些意想不到的尴尬。

　　2.1.5 客观探索和主观探索

　　稍有东西文化常识的人都知道，西方文化是外向型的，着力于探索外在的客观世界，而东方文化则是内向型的，着力于探索人们的内心世界，所以西方科技优于东方，东方的心灵探索优于西方，西方科技因为缺乏对人类内心的把握而扰乱了整个地球，东方文化虽然被西方科技严重侵扰，却又在为人类的心灵世界提供最终的归宿。这或许也可以成为“李约瑟难题”的参考答案之一。

　　中国人偏重精神感受，西方人注重实用。中国人一般重视直觉、内省，重先验理性与伦理精神。这种理性与实践相脱离的思维方式，导致了中国人重整体、轻个别，重系统、轻局部，重形象、轻抽象，重混沌、轻精细，喜欢作定性研究。而西方人则比较注重实证经验、逻辑推理，善于作量化分析。中国人一旦发生问题，首先想到的是人性和情感，是如何赢得社会舆论的支持，相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15]。于是，很多应该利用法律来解决的问题，中国人感到小题大做，而是习惯于通过情谊无价的感化和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教育以及舆论来发挥道德规范的作用。西方人则与此不同，他们面对纠纷惯用法律的手段，而不是靠人的良心和道德的作用。如果我们对于两国这种为人处事的差异没有足够的了解，在EAP工作中就很可能犯“食洋不化”教条主义的错误。看似科学的预见性很可能就会变成结果的不可知性。

　　中西方的这种差异在绘画中也能够得到充分体现。中国画是想着画，目识心记，写胸中丘壑，搜尽千峰打草稿，重在个人情感抒发，具有抽象意蕴美，具有空灵和藏境美，重在传神。西画是看着画，以我观物，对景写生，重在自然物象的真实，具有模仿逼真美，重在写实。中国人把山水画当作是人生追求和哲学理念，而西洋人只是强调技巧的表现，只求形似，不求神似。所以至今许多西方人多中国画看不懂——不懂中国的观念、中国的精神。我们对他们的观念、中国的精神又何尝不如是呢?

　　上述种种，都是笔者在学习过程中对中西文化差异的一些浅薄认识，在我看来，对中西文化差异的了解对于推动我国EAP事业的发展来说是很必要的。如果对这些文化差异在我们日常生活、人际交往中所产生的种种不同影响缺乏最起码的认识，很可能对EAP这个外来事物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最终导致学习过程中生吞活剥，“食洋不化”，那么我们在EAP工作中所做的努力是“治病”还是“致病”就很难说了。张西超博士曾经说过：有一个组织的老总就曾说：本来我们没事、没压力，你一煽动大家都有压力了。[16]以笔者的经验看来，这就是因为忽视了文化的差异，一味照本宣科，结果导致没能“治病”反而“致病”的一个生动事例。

　　二战中，美国打败了日本，却不知如何对付已经投降的日本，于是委托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女士撰写了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的调查分析报告《菊与刀》。这个调查分析报告对于协助美国管制战败后的日本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富殖民经验的大英帝国，为了有效进行殖民统治，也是从文化入手，这一经验用到伊拉克战争，也使英国沾光不小。可见对文化差异的研究是何等地重要!

　　如前所述，人是文化的产物，研究人就要从研究人所处的文化入手;学做人的工作，也要从学做文化人开始。此处所谓文化，绝不是指咬文嚼字，更不是单指学历，而是指人文修养的积累。我在EAP培训中常说：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木匠加工木料、厨师加工食材，对木材、食材的了解和掌握都是必备的基本功，否则决不可能成为好的木匠活或厨师，做人的工作更是如此。现在中国的教育只能培养没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没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再来办教育，所以使得中国社会的文化水准江河日下，惨不忍睹。我国目前心理咨询界进退两难的窘境，和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准的低下是由必然联系的。在后面《4.3EAP专业队伍的建设和专业理论研究》部分还将对此具体论述。

　　富士康公司的连续若干跳，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郭台铭先是对死者家属重金抚恤，后又对员工大幅加薪，试图以此遏制连续发生的跳楼事件。然而，就笔者看来，这些做法未必就完全对症。众所周知，富士康薪酬待遇并不是最差的，相反，甚至可以说对于一般打工者来说还是比较好的。种种迹象表明，富士康的问题似乎不是出自薪酬上而是出自人际关系上。实际上郭台铭的管理理念仍然停留在“经济人假设”上，却没有考虑到“社会人假设”的可能性。现在局势的稳定未必是由于加薪，更多的可能是因为随后的一系列珍惜生命的活动满足了“社会人假设”的某些需求，就如同当年梅奥的霍桑实验一样，歪打正着而已。笔者并没有对富士康事件进行认真的研究，也并非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富士康的症结所在，不过借此举例说明对人性本质研究的重要性。如果不需要理论指导就可以做好人的工作，一切心理学家和管理学家就没有必要存在，管理学理论也就失去了意义。

　　著名哲学家楼宇烈在《中国的品格》一书中说：“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它的文化主体性失落了的话，那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历史中断了，它的民族精神和传统丧失了。”[17]他还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对于文化发展的一个总体的思考，或者是一个战略性的思考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文化发展肯定是无序的、混乱的。”[18]把这句话套用在EAP事业上，也可以说如果中国对EAP的发展没有一个总体的思考，或者是一个战略性的思考的话，那么这个中国EAP的发展肯定是无序的、混乱的。那么中国对EAP发展的战略性思考的立足点是什么?那就是对中西文化差异的了解。只有从文化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才能够有效解决西学东用的问题，才不会重蹈建筑界玻璃幕墙琉璃顶那种“穿西服戴瓜皮帽”式的所谓“中西合璧”错误的覆辙。如果说建筑上“洋为中用”的失误仅仅是留个笑柄的话，EAP如果出现这种失误，其后果肯定会严重得多。著名心理学家杨凤池老师多次在讲话中提到心理咨询师哲学修养重要性的问题，虽是至理名言，但是可惜真正听懂的人不多，所以心理咨询市场至今如同一锅夹生饭，活不爽快，可一时半会也死不了，这个问题后面讨论EAP专业队伍的建设问题时，将具体论述。EAP事业发展本土化过程中对中西文化的基本了解和掌握，和心理咨询师的哲学积累有很强的可比性。即使不能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深入研究，也应该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否则，这一工作的发展就会困难重重，很容易陷入盲人瞎马的境地。EAP的引进毕竟也是两种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不做到知己知彼是难以完胜的。

　　现在世界许多国家政局不稳，其中一些是所谓“民主化”进程比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对政局动荡原因比较公认看法就是过快的民主化进程。西式民主使富国发展、穷国动荡已经成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话题。比较普遍的看法就是西式民主体制与这些发展中国家固有文化的“水土不服”是导致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在没有充分了解西式民主与自身文化特点的情况下盲目引进，以致引发社会动荡不安。EAP是我们引入的促和谐、促发展的利器，但如果运用不好，也可能是双刃剑。前面所提到的张西超博士所提到的被说出压力，未尝不是剑的另外一面在起作用。

　　这又不得不说到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这也是我在培训过程中一再着力推销的宝贵观念。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每一种文化都要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通过比较，知道自己文化的长处和短处，知道别种文化的长处和短处，，才能够主动把握本民族文化发展的主动性，才能够真正做到求同存异，实现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作为一种文化，或说一个民族，只有拥有了跨文化的眼光，才有可能知道保持什么、学习什么，才有可能把握自己发展的方向。这一观念对于EAP的引进和发展应该同样适用。例如，在笔者看来，我们要针对我们民族文化中什么都“差不多”的思维习惯，学习美国EAP中的严谨，要随时提高我们的评估意识。对于一些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方法，到不妨因地制宜，便宜行事。可是在目前的现实生活中，况且似乎恰恰相反，这是我们有必要加以关注的。我在EAP咨询师的培训过程中曾一再强调：“人是文化的产物，研究人就要从研究人所处的文化入手;学做人的工作，也要从学做文化人开始。”而且对于任何人来说“文化不是附庸风雅的玩物，而是人生质量的保障。”文化是人生质量的保障，更是EAP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保障。

　　我们大致分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所导致的人们价值观念、思维习惯、为人处世等方面的差异。有人或许会说，如今的中国人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再花费时间精力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已经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了。实际上EAP本土化最大的难点恰恰在这里。举个似乎不雅的例子：现在许多养宠物狗的人，一般都比较注意宠物狗品系的纯正性。这并非完全是为了虚荣，品系纯正的宠物狗无论是生理特征还是心理特征都比较稳定，比较易于照顾和培训。文化对人的影响也是如此。在某一固有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人，其价值观念和人际互动方式往往比较有章可循。换而言之，恪守某种固有文化的人比较易于理解和把握，人格特征也相对稳定。在笔者看来，文化断层问题是我国目前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最大问题。对于我们EAP工作者来说，比较麻烦的是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目前的中国人是否还是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更准确说，还有多少中国人是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或说目前中国人身上还保留有多少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分?就中国目前的社会现状而言，正处于与外来文化互相冲突，并彼此交融的时期，经济发达地区和高学历人群受西方观念影响就要大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低学历人群的传统观念就会多一些。中国具有如此广阔的国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又有如此巨大的地区差异和社会阶层差异，如果对这些差异没有足够的认识和了解，并在EAP的运作中对此有意识地加以区别对待，我们的EAP工作就很难卓有成效。EAP所强调的客户化或许在中国又可以衍生出新的含义——求助者文化差异的个性化需求，这颇类似于跨文化心理干预。

　　总而言之，目前我国社会传统文化出现断层，外来文化又非常支离破碎，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人，想不出问题都难。文化与观念的冲突往往使一些人不知道他们自己是谁，不知道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不知道自己秉承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不但普通社会成员有此困惑，就是EAP从业人员也不能幸免，这也是EAP队伍建设要面对的重大问题。为此对中西文化的研究就尤其显得重要，只有分清了不同观念、不同困惑的不同来源，才可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前面主要是从文化角度谈EAP的本土化问题，下面将谈一些具体问题。

　　2.2.中国的企业与西方的企业相比发育程度还比较低

　　纵观中国历史，先是超稳固的封建社会，后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然后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后，又先解决了农村的经济体制问题，城市及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应该以1984年10月20日在北京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标志，至今也只有二十几年。在考虑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复杂与艰难，大多数企业能够按照市场经济运作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二十年，所以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文化底蕴是非常薄弱的。这和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比起来，我们晚了两个世纪，即使按照到十九世纪中期英国工业革命基本结束计算，我们的市场经济起步也比西方国家晚了一个世纪。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生产设备是万国博览、几世同堂的话，我国目前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也足以与之一比——从最原始到最现代，应该说是应有尽有。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奇事怪事真是万象丛生，类似的新闻连篇累牍。在我们国家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出现的种种问题，在成熟市场经济的国家，甚至在殖民化程度比较高的非洲国家，这些现象都是难以想象的。张西超博士在题为《裁员心理问题与解决》的讲话中就曾经谈到：现在很多企业对离职率都是不考虑的，事故本身也没算，甚至连对事故界定也不是非常清楚。[19]以如此方式经营企业，其原始与粗陋可见一斑。更有消息说，南京一公司老总培训新员工时，模仿日本内阁大臣野田内子的做法，要求员工洗马桶，直到敢于喝下一杯自己洗干净的马桶中的水才算合格。如果我们在经营管理中忽视文化差异和具体情况，只知盲目模仿，真不知会闹出什么事端来。

　　由此可见，有时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些与西方同行完全不同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是寻找与西方企业具有共性的问题加以解决，那我们的工作范围将是极为有限的。如果我们想比较全面有效地解决中国企业所遇到的实际问题，若对前面所提到的类似问题没有比较清楚的了解，西方比较成熟的EAP理念和方法就很难找到用武之地。当然，要对这一类的问题有一个比较全面了解好认识，进而发展出具有针对性的EAP工作方式，这就需要一支强有力的专业队伍，而中国专业EAP队伍的建设绝对不是可以轻松完成的，在后面相关章节中再详细论述。

　　2.3 企业体制差异和社会结构的差异很大

　　这个问题与前一个问题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同之点。西方国家企业的市场化运作是原生态的，是自下而上自然产生的，EAP作为市场经济企业的伴生物，也是自下而上自然产生的，所以具有天然的共生性，换言之，他们彼此具有良好的匹配性。而中国企业的市场化运作有许多是人为的，是自上而下贯彻的。即使有一些下而上自然产生的民营企业，其所生长的社会环境或说我们的社会结构和西方国家也是有着很大不同的——企业和社会的关系不一样，企业内部的架构也不完全一样。中国企业的工会和西方企业的工会就其功能作用来讲，差异也是很大的。中国企业内部有党团组织，这是西方企业中所没有的，中国的妇联组织可以发展到企业内部，而西方的妇女组织却多存在于社会。中国企业领导人和领导班子在企业决策中的作用，中外也多有不同。这些都使中国EAP和企业之间不具备良好匹配性的优势，是中国EAP事业发展所必需关注的。

　　另外，中国中小企业发展迅猛，有研究显示，所谓人力资源病已经成为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正在制约着中小企业的发展。如何开创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新局面，未尝不是EAP本土化发展的方向之一。例如江浙一带有很多集群企业。所谓集群，是说这些企业规模不大，各自独立核算又彼此紧密配合，围绕一个产品形成专业化极强的产业链，如生产领带、拉链等。据说仅领带生产就有三十几道工序，每道工序都由专门的小企业进行加工，这样就形成了很长的产业链。他们既不是一个企业集团，彼此又有着比一般业务关系更加紧密的共生关系;他们各自的规模不足以购买EAP，但是在员工的招聘、培训、管理等方面又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有些甚至是那些“小老板”凭借个人之力难以解决的问题。像这样集小成大的集群企业是否可以成为EAP的服务对象，这也应该是EAP本土化过程中应该考虑的问题。

　　2.4 从EAP本身的发展看EAP的本土化

　　凡对EAP发展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在美国EAP的发展是以解决酗酒问题为出发点的，进而发展到解决物质依赖等问题。在美国的EAP专业人士中，解决酗酒问题是其长项，但这一长项在中国却成为了屠龙之技。并不是说这个没有酗酒问题，也不是说中国不存在毒品问题，但是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可预见的未来时间内，酗酒问题和物质滥用问题还远提不到企业管理者的议事日程上，这与中美两国的发展背景有着必然的联系。但是中国职场的人际关系问题相对于美国来说要微妙得多、复杂得多，或许应该是中国EAP工作的努力重点——工作内容的变化必然导致工作方法的变化。现在美国的EAP服务已经扩展到很大范围，从法律到理财，从健身到减肥，几乎无所不包。但是在中国，现在甚至连最基本的心理问题都未必能够有效解决，如果一味效仿美国，盲目扩大服务范围，对于中国EAP的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真是很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况且，从EAP在世界各地的发展情况来看，各国都有其结合自身情况告本土化发展的情况，详情不再赘述。

　　如前所述，中美两国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历史和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各自面临着不同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到底中国企事业单位在日常管理运作中存在哪些问题，又有哪些问题是EAP可以帮助解决的，目前还是个未知数。这些都需要有人来做，都应该是本土化的一部分。

　　总而言之，EAP本土化的意义是重大的，我们要本着中体西用的原则，使这一出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文化性很强的职业更加适应于我们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从而能够更好地为我们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服务，结合本土文化特点进行本土化改造是必要的步骤，也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如果没有成功的本土化改造，EAP在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会起什么作用，都是难以预料的。

　　3.EAP本土化的内涵

　　3.1 EAP表述的本土化

　　语言表述本土化应该是EAP本土化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20]我们知道，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第二信号系统，在人际交往和文化传承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语言的特征之一就是其意义性，即言词或话语应有其相对固定的含义以便于人相互理解、交流。语言的含混、歧义必然会给交流带来诸多不便和困扰。众所周知，EAP和现代心理学一样，是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既然是舶来品，就必然存在语言的转换与再表述的问题，目前在心理学中“投射”、“反投射”、“反移情”等概念就时有不清的情况发生，一定程度上就影响了人们的学习和交流。EAP的情况似乎要好一些，目前EAP不像心理学那样流派众多，加之EAP不像心理学那样多年的多头引进，这也就避免了翻译过程中一词多译的现象的出现。EAP虽然情况要简单得多，加之刚刚开始引入，还没有出现太多的混乱，但是也不是没有任何问题。首先EAP的汉语命名就是一个大问题。有消息说中国中央电视台已经接到有关部门通知，要求规避英文缩略词，如NBA、CBA等。对此，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的官员也表示，国家语委对字母词的使用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希望能尽快汉语化，以符合中国人的表达习惯。这应该是一个大趋势。如果这样的话，刚刚进入中国不久的EAP在中国的标准名称，似乎就还是一个悬案。谁能够发布一个权威的汉语命名?这个命名如何来表述?这都应该是一个非常本质性的问题。目前常用的“员工帮助计划”一词肯定是不合适的。根据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及语义特点，这种翻译更像是某一具体工作的工作步骤，而不像是一种职业的名称。

　　另外，还有就是语言翻译的准确性问题。例如现在所常说的EAP的“核心技术”问题。字面虽然翻译成为“核心技术”，但是在对其进一步的解释中又可以看出并非汉语“技术”一词的本义，倒是更像汉语词汇中的“功能”。在最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技术”词条做了如下解释：“人类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反复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有关生产劳动的经验和知识，也泛指其他操作方面的技巧。”对“功能”的解释是：“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的作用;效能”，二者是有明显差异的。在笔者看来，所谓“核心技术”的内涵似乎应该更接近于“功能”。我们是否应该有一个比较权威的机构对引进的EAP专业术语进行必要的界定呢?

　　此处仅举一例，类似的问题还很多。随着中国社会文化的日益衰落，中国人越来越不会说中国话已经成为令人悲哀的事实。前几年举办的一次国际翻译大赛，获得英译汉第一名的竟然是新加坡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翻译的学术著作越来越难以读懂，有些甚至基本上就仅仅是完成了英语单词转换成中国汉字，已经很难称其为翻译了。这在心理学译著中是非常明显的，目前心理咨询队伍水平普遍低下，与这种情况有着必然的联系——越读不懂，越不爱读。EAP事业的发展能否借鉴这一教训，在专业书籍翻译的规范化和专业语言表述的规范化上有所作为，也是直接影响EAP在中国发展的因素之一。

　　3.2 EAP服务内容的本土化

　　这是一个很大、很重要、又很难以言说的问题。如前所述，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中国人的交往习惯和表达方式、中国企事业单位的结构和运作方式、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和美国都有着极大的区别。厘清这些差异、找出中国企事业单位对EAP的需求，应该是EAP本土化进程中一项很重大的任务。

　　马斯洛说：“企业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企业为了经营成功而对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和与其内部员工之间关系的根本看法与观点。新的经济形势、新的国际环境，如何组织的价值观都必须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加以简介：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营造某种环境条件，使员工目标与组织目标相结合，建立向着共同企业目标奋斗的模式。”[21]

　　企业文化的重要性是无需赘述的，本次盛会的主旨之一就是“创建和谐进取的组织文化”。作为西方比较成熟的企业，都非常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而在我国，企业界对于企业文化建设的认识还远远不够，这当然和当今中国社会文化的没落有着必然的联系。我们知道，企业文化是一个组织由其价值观、信念、仪式、符号、处事方式等组成的其特有的文化形象，是指企业全体员工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培育形成的并被全体员工共同遵守的最高目标、价值体系、基本信念及行为规范的总和。我国全民文化的低落必然导致企业界文化意识的淡漠，如果没有一定的企业文化建设，员工就不能够和企业同心同德、恪守共同的信念、实现共同的理想，就难以充分发挥广大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小而言之，这必然会影响企业的效益和发展，大而言之这也势必会影响到我国经济的顺利发展，尤其是不利于我国亟待解决的经济结构转型。我国许多企业的管理模式还是很初级的，甚至是有些野蛮的。中国的EAP专业人员能否借助EAP的推广和普及，把协助企业搞好企业文化建设作为我们的工作内容之一，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也可以说或许这也是EAP本土化的一篇大文章——西方国家企业文化相对成熟，对此需求就少得多。恰如本次大会的主题所说的“创建和谐进取的组织文化”，这正是我们中国EAP事业的重大使命，也是EAP服务内容本土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3.3 EAP实施方式的本土化

　　这是一个操作层面的问题，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与美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所以必然会面临着许多与美国不同的问题，因而也必然会涉及到实施方法的问题。比如讲在EAP服务中必然要遇到的“转介”问题。我们都知道，虽然EAP服务是心理服务在职业场所的运用，但是心理咨询和EAP服务又有着明显的区别，即使是转介，二者也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心理咨询的转介是基于咨询师个人的专业特性差异，而EAP的转介则是出于职业责任的界定。美国有着相对比较完善的心理服务体系，EAP咨询师也都拥有足够的资源供转介时进行选择。但是，我国的心理咨询和治疗服务刚刚起步，而且步履蹒跚，走得并不顺利。如果在EAP服务中遇到需要转介的情况，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提供给我们的服务对象?要知道，EAP的转介和现在医院里治病的转院并不一样，我们要对转介后果负责，是要进行后续跟踪的。如何找到切实可靠的转接资源，是中国EAP运作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棘手难题。现在心理咨询的整体状况是鱼龙混杂，鱼多龙少，很令人担忧。现在EAP转介所遇到的尴尬处境就犹如引入了一套先进生产设备，设备本身配置有排污口。可是设备到了国内，却找不到与之配套的排水系统。这种比喻可能很不合适，似乎把来访者比喻成了需要排除的污水。据说有位伟人曾经说过：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在这里只说配套问题，不牵扯到排出物的问题。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能否根据中国的国情，允许EAP咨询师在提供EAP服务的同时，也提供适当收费服务的问题。这在国际标准中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在可利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能否在本土化过程中有所考虑呢?如果有限度地允许EAP从业人员在EAP服务以外提供收费服务，那么又如何保持其职业道德的底线呢?这似乎是一个两难问题。

　　还有一些与心理咨询有关的问题。如前所述，西方文化倾向于分析性思维，所以几乎任何事情都要推行标准化。可是中国文化更习惯于整体思维，对许多事物的基本态度就是“差不多”。加之中国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