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节点”，一个是明确诊断的时候，一个是癌症复发的时候，而自杀最容易出现在复发后的患者身上。

　　唐丽丽说，患者在确诊后的最初3个月内经历着“生存危机”。“我会死去吗？”“我还能治好吗？”这一类思绪困扰着他们。虽然多数患者都在努力挣扎回复常态，但是还有一些人无法从这种强烈的感情痛苦中走出来。唐丽丽常常和晚期癌症患者打交道，她说，很多晚期肿瘤患者被确诊后，都无法接受生命“倒计时”的现实，这时急需临床心理的支持。

　　隐瞒病情避谈死亡很消极

　　“很多重症患者是等不来奇迹的，而在临床上实施知情同意，向癌症患者隐瞒病情真相越来越困难。”唐丽丽说，对有些病人来说，死是他们永远都不能接受的。

　　一位医生告诉记者：“最难的是如何开口和患者谈论死亡的话题，因为医生没办法主动去说。”在他看来，用隐瞒病情的方式非常消极，因为患者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一旦得知真实病情，会出现更为严重的心理应激状况，甚至会崩溃。医生有责任帮助患者积极面对癌症与死亡，也有义务提醒患者做好必要的生命规划。

　　上世纪80年代初，天津肿瘤医院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乳腺癌康复室，为乳腺癌患者提供心理干预。该康复室负责人唐磊说，乳腺癌患者群体中不少是中年妇女，术后非常恐惧，不仅仅是源自疾病本身，还有对重返社会的担心。唐磊会引导她们把焦虑和恐惧的理由写下来，来逐步分解，减少恐惧。

　　北京潞河医院肿瘤科主任裴文仲发现，相比患者，患者家属的精神状况一直被忽视。很多不必要治疗甚至过度治疗都是患者家属积极争取的。“面对亲属患癌时，家属能做的很有限，经济上支持成了主要选择，如果什么也不做，患者家属会陷入深深的自责中。”

　　“有的时候，我试着告诉患者家属，放弃不仅是一种解脱，也是一种人道。”裴文仲曾尝试着和晚期患者家属沟通，帮助他们渡过心理煎熬的难关。

　　“我们的死亡教育是空白的。”一位专家告诉记者，目前的心理干预主要采取技术手段，比如放松治疗、减压治疗等。宗教手段在临床上还属于探索性灰色地带。一位医生坦白地说：“我们不会主动提及宗教的话题，但患者如果愿意谈，我们不会拒绝。因为宗教对于生命轮回和死亡的看法，能使晚期癌症患者以新的角度、更平静的心态，接受生命即将终结的现实。”

　　医疗重技术轻人文关怀

　　肿瘤的心理干预在我国刚刚起步，更多的是出于防范自杀。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是我国最早开展心理支持的医院。康复科与各临床科室建立了“心理痛苦筛查”联系，当临床医生看到患者情绪有问题时，会立刻通知康复科医生跟进。而相比于精神科或心理科，康复科的名称也让患者和家属有较高的接受度，减少了“病耻感”。

　　目前在国内几家大的肿瘤医院，都开始提供类似服务，临床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发现高危患者，然后告知心理医生。

　　然而，肿瘤临床对“治病”的重视远超过心理支持。唐丽丽介绍，目前只有广西壮族自治区肿瘤医院、山东省临沂肿瘤医院、山西省肿瘤医院、湖北省肿瘤医院和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等开展全程心理干预。而在临床配备专门的心理医生、开展早期系统性心理干预的医院，“一双手都数得过来”。

　　唐丽丽认为，肿瘤临床需要心理治疗性服务的理由至少有两个：一个是心理精神疾病高发的事实，另一个是人的应激反应。没有一个人会对威胁生命的疾病有准备，伴随这种疾病发生的恐惧、社会隔离、能力丧失、复杂的治疗以及对家庭和朋友的影响等，对整个生活的冲击是巨大的。虽然有些问题还没有达到精神疾病诊断的程度，但仍需要某种支持，尤其是心理支持。

　　专家认为，临床心理干预体系薄弱，因为面临着两大障碍，一是我国的医疗政策和医疗体制更注重技术本身，较缺少人文关怀元素，二是经肿瘤临床和心理社会两个方面训练的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