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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

癌症传•屠宰场(一)

作者:悉达多•穆克吉 译:李虎 来源: 日期:2013-02-20
导读

         

      随机分配的筛选试验是烦人的。一个问题要耗时多年,而且需要大规模的项目工程才能找到答案。(但是……)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了。
  ——H·J·德·科宁(H.J. deKoning),2003年《肿瘤学年报》(AnnalsofOncology)
  
  最好的“医生”似乎对疾病有第六感。他们能感受它的存在,知道它在那里。在任何知性过程还不能对之定义、分类,并在用语言描述之前,就能感知它的严重性。病人对于医生的感觉也是相同的:能感到他的专注、机警和严阵以待;知道他的关怀。每一个医学学生都不应该错失观察这种境遇的机会。在医学史上,这是最富有戏剧性、剧情、情感和历史性的一幕。
  ——迈克尔·拉克姆(MichaellaCombe),1993年《内科学年鉴》(AnnalsofInternalMedicine)
  
  20世纪40年代,在贝塞斯达(Bethesda)这个被人比作郊区高尔夫俱乐部的一家研究所建筑里,肿瘤学的新型武器被应用在活生生的病人身上。
  
  1955年4月,马里兰一个潮湿的春日里,国家癌症研究所新招募的一位叫作埃米尔·弗雷瑞克(EmilFreireich)的研究员,走进红砖临床中心大楼的新办公室。他恼怒地发现门牌上他的名字竟被拼错了,后面五个字母都不见了。门牌写成了“埃米尔·弗雷(EmilFrei)医学博士”。“我的第一个想法当然是:这不就是政府部门的典型作风吗?”
  
  其实名字并没有拼错。弗雷瑞克走进办公室,遇到了一位自称“埃米尔·弗雷”(EmilFrei)的高个子年轻人。他自己的办公室就在隔壁,上面的名字拼写正确。
  
  尽管名字如此相似,但两位埃米尔的个性截然不同。弗雷瑞克年仅35岁,刚刚结束在波士顿大学的血液学研究项目。他个性张扬、脾气火爆并富有冒险心,说话又快又冲,在洪亮的声音之后往往发出真情流露的爽朗笑声。他曾经在芝加哥库克县医院步调飞快的“55号病房”做过实习医师,由于他的表现令医院非常头痛,以至于被提前解除了合约。在波士顿,弗雷瑞克与切斯特·基弗(ChesterKeefer)一起工作,后者曾和迈诺特共事,曾在“二战”中主导生产青霉素。抗生素、叶酸、维生素和叶酸拮抗物,这些东西进入了弗雷瑞克的灵魂。他非常欣赏法伯——不仅欣赏法伯的心思缜密和专业素养,更欣赏法伯的不守礼仪、易于冲动、大义无私,他能快速说服捐助者,也能瞬间激怒敌人。弗雷后来曾说:“我从未见过弗雷瑞克有稳重的时候。”
  
  如果弗雷瑞克是电影中的一个角色的话,他肯定会需要一个搭档,就像劳拉之于哈迪,或是菲利克斯之于奥斯卡一样。那天下午,在国家癌症研究所的门前和他邂逅的那位瘦高男人就是他的搭档。弗雷瑞克直率莽撞,敏感冲动;而弗雷则冷静沉着,慎重自持,是一位泰然自若的谈判家,但更喜爱幕后工作。同事大多用“汤姆”这个小名来称呼他。弗雷在20世纪30年代是圣路易斯大学的一名艺术生。直到40年代末,他才如梦初醒地进了医学院。朝鲜战争期间,他在海军服役,然后返回圣路易斯大学做内科住院医生。他魅力十足、言语温和、谨言慎行。观察他管理重病儿童和他们性急的神经质父母,就好像看游泳冠军掠过水面一样轻松自如,游刃有余。
  
  负责把两位埃米尔带到贝塞斯达的人,是国家癌症研究所临床中心的新所长戈登·朱布罗德(GordonZubrod)。朱布罗德头脑聪明、仪表堂堂,行事深思熟虑。他是一位临床医生,同时还是一位科学家,一向以从容不迫闻名。朱布罗德之前在国家卫生研究院时,在“二战”前后花了近十年时间开发了抗疟药物(antimalariadrugs),这一经历深深影响了他早期对癌症临床试验的兴趣。

     朱布罗德对儿童白血病特别感兴趣,也就是让法伯致力于临床研究最前线的那种癌症。但是朱布罗德知道,对抗白血病,就是对抗它的猛烈和脆弱,对抗它的喜怒无常和不可预测的突然发作。药物测试可以进行,但是首先,要让孩子们活着。朱布罗德是这个领域的精英代表,被弗雷瑞克称为癌症研究的“艾森豪威尔”,他很快召集两位年轻医生镇守在病房前线:就是弗雷瑞克和弗雷,他们刚刚各自从波士顿和圣路易斯的研习员岗位结业。弗雷开着破旧的老式斯图贝克汽车,横跨整个美国,来投奔朱布罗德。弗雷瑞克则在几周后加入,他开着自己摇摇晃晃的奥尔兹莫比尔牌汽车而来,里面有他的全部家当、怀孕的妻子和九个月大的女儿。
  
  这种组合很容易变成一场灾难,但是它很奏效。就在刚开始的时候,两位埃米尔发现他们两人之间可以相辅相成。他们的合作代表了贯穿肿瘤学基础研究工作中深深的知性分歧,即谨小慎微与大胆实验二者之间的分歧。弗雷瑞克一次又一次地奋力撬动杠杆的一端,往往让病人如临深渊,而这时候,弗雷会把杠杆压回来,保证这些新奇、狂想,但往往有很深毒性的新疗法,可以被小心谨慎地推进。弗雷和弗雷瑞克之间的拉锯战很快变成国家癌症研究所中的标志性争斗。一位研究员回忆: “那段时间,弗雷的工作就是防止弗雷瑞克惹上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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