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准确地说出,下一代科学家将怎样进行研究,才能区分开恶性增长和正常生长的纠缠?”这仍是一个谜。正如20世纪生物学家霍尔丹喜欢说的,“宇宙”不仅比我们设想得更奇特,而且比我们所能设想得更奇特。科学的轨迹也正是如此。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未来的故事无论怎样展开,都会打上过往人类曾经尝试各种努力的烙印。曾有作家说,癌症是人类疾病中最“凶狠阴险的敌人”;而对抗癌症的故事,则充满了创造力、适应力和毅力。但是,这也将是一个充满傲慢、狂妄、专制、误解、空想和骗局的故事。犹如30多年前的故事一样——人们狂妄地预言,这种疾病几年之内就可实现“治愈”。
在这间空荡荡的消毒病房里,卡拉打响了自己的“抗癌战争”。我到的时候,她正坐在床上写东西,有一种特别的平静,像一位记笔记的学校教师。(她后来回忆道:“什么笔记?我只是在把同样的想法,写了又写。”)她的母亲经过一个通宵的飞行,红着眼睛、泪眼婆娑地冲进房间,然后坐在椅子上用力地摇摆,默默地看着窗外。卡拉身边的各种喧嚣,几乎已经一片模糊:护士把液样送进送出、实习生穿戴口罩及护袍、抗生素被挂在输液架上,给她的静脉进行注射。
我尽我所能地向她说明当前的情况,并解释她未来的一天将奔波于实验室之间进行各种检查。我会提取一份骨髓样本。病理学家将进行更多的检查。但是,初步的检查已表明,卡拉患的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这是儿童癌症中最常见的形式之一,但在成人中是罕见的。这种病(我在这里停顿了一下,抬起眼睛,表示强调),常常是可以治愈的。
可以治愈——卡拉点点头,她的眼神明亮了。不可避免的问题悬在房间的空气中:可治愈的几率有多大?生存率是多少?她生存下来的机会是多少?治疗需要多长时间?我摆出了我的计算:一旦确诊,化疗将立即开始,持续时间超过一年。她被治愈的机会是30%左右,每三个人中,有略少于一个人可以治愈。
我们继续谈了一个小时,也许更长。上午九点半,我们脚下的城市已被搅弄得完全清醒了。我起身走出病房,外面的冷空气迎面扑来,门在身后撞上,将卡拉封在了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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