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男朋友慢跑到斯坦福癌症诊所( Stanford Cancer Clinic)，40年来我们是这里最年轻的访客。我们两个流着汗，手握着手站在那里，在苍白的光线下格外显眼。

　　接待员问：“你满18岁了吧?”我身后的一位女患者面色憔悴，颧骨突出，靠轮椅来回走动。肿瘤专家把我单独叫到检查室，我把身体状况告诉了她，朋友中知道这件事的人数少于医生：我是BRCA1突变携带者，这意味着罹患癌症的概率是98%。

　　BRCA1突变

　　家人发现我可能遗传了母亲的基因突变时，大家都认为我该接受检查。我们潜意识里认为科学家、无神论者和律师都是理性人群。然而当我得知自己携带BRCA1突变时，我感觉到悖论的残酷重压：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否想知道真相，除非你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我在斯坦福研究人工智能，数学是研究中用以解决这类困境的方法。我的老师都声称获取信息不会损害真相。拥有更多信息储备的机器人从不做出更糟糕的决定，这在数学上是得到证明的。不过我们不是机器人，我们所见的这个世界不是用坐标和概率编织的，而且我们会因为感动而变得盲目。

　　我们仍然对信息表现出某种偏爱。我们非常讨厌不确定性，为此有时甚至会钟情于坏消息。一项针对晚期疾病人群的研究表明，得知会因病去世的患者与不确定命运的患者相比，前者在生前的最后阶段活得更开心。多数人有这样的直觉，即明明白白的人生有内在价值，这与真相是否让你开心无关。不过，这种看法无疑有局限性。

　　我不想知道某些事情的真相，如我的男友觉得哪个女孩有吸引力或者我会在哪天以何种方式离开人世。真相会从两个方面造成伤害，它可能恶化你的选择：在发现男友的不忠后，你无法与之继续快乐的生活或者真相让你丧失了理性：得知恐怖分子攻击飞机的消息后，虽然飞机的安全系数大于小轿车，但是你依然放弃乘坐飞机转而选择开车。

　　我想多了解自己的染色体双螺旋结构，难道我错了吗?

　　21岁的我罹患癌症的几率太高了，以致于我不能做些不同的事情来改善自己的胜算几率。知识既不相关又令人痛苦它困扰着我，并使我的行为缺乏理性。我从自己死于癌症的噩梦中惊醒。我一遍遍地阅读癌症转移患者的回忆录，直到因为双眼满含泪水不能阅读才停下来。在理智追求知识的想象中，我的做法有些疯狂。

　　尽管我知道的信息有些过量，但我仍然追求更多，甚至报名学习斯坦福大学的癌症生物课程。幻灯片充斥着死气沉沉的肿瘤双关语，教授用近乎机器人式的超然状态讲课，有时我从密切研究肿瘤的人群身上也捕捉到了这一点。或许我也变得有些像机器人了。我会因这些双关语而发笑，镇静地逼迫讲师说出乳腺癌的生存率，并对优雅吞噬我们的分子机制惊讶不已。当肿瘤最终肿胀到宿主能忍受的程度，这些知识跟我之前掌握的一样吗?对母亲来讲，她的前景一片光明，她也比我更坚强。得知乳腺癌确诊的消息，母亲要求医生尽快安排她接受化疗，经治疗后彻底康复了。但是她拒绝了解自己长期存活的几率或者阅读自己的医疗记录。我成为我们家中首位阅读母亲医学记录的人，并得知母亲罹患的乳腺癌类型通常不会致命，父亲要求我不要告诉母亲。

　　我不能摆脱一个想法，即遗传母亲的基因变异是有原因的。我不相信上帝。我知道自己的染色体分裂机制遵循随机规律，而非神授使然。虽然我拒绝有神论者“上帝赋予”的观点，但是我接受存在主义者“自我创造”的观点。这个世界也许仅仅是喧哗与骚动，但我们可以选择视所欲见，存在即合理。

　　因此，我选择相信我生来就携带基因变异是为了发现如何克服它。类似于《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中的主角，我既是科学家也是患者。恐惧让我更加敏锐：我在凌晨3点醒来练习生物算数或者阅读卵巢癌的论文。虽然我认为这些知识让我活得更好，但是我不确信这使我更加愉悦。有一天，我顺便参加了斯坦福“生命接力” (Stanford’s Relay for Life)为筹集癌症研究资金而组织的跑步活动，我比之前跑的距离更远，走在回家的路上，内心充满了欢欣。当天晚上我彻底放下了这些知识，并在男友的怀抱里啜泣了数小时。

　　在白天和黑夜的交替中，有一件事情保持不变，我不再热衷于阐明自己的命运。最近我访问了23 and Me 网站，这家公司读取你的基因组，然后判定你死于上百种疾病的风险。我点击了证明书，并为我们寻求信息的类似理由而气馁。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指尖，兴趣被激发出来：从我的基因组还能发现什么?

　　但我没有进一步点击。《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夏娃是否还吃苹果，但是我知道的真相已经够多了。我21岁了，想自由自在的过正常生活：生命不受基因双螺旋结构的束缚，未来充斥着各种可能。我不想知道更多真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