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维生素C，我得给大家讲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讲关于维生素C缺乏症，即坏血病是如何彻底根治的，还有维生素C成分的发现过程，这个故事的主角，包括一位英国船长、两位挪威科学家和一群小白鼠(豚鼠)。

        第二个故事的主角是 莱纳斯•鲍林 医生，此人是两度“诺贝尔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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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血病的症状有皮下、 和眼睛里出现小血泡，皮肤干燥，头发脱落，牙龈出血，最后牙齿脱落。得了坏血病，人会身体无力，精神萎靡，全身疼痛，间歇性焦虑和抑郁，也会由于感染而慢慢死亡或者由于血管脆弱爆裂而突然死亡。

        据猜想，远在古埃及、古罗马、古希腊、十字军东征期间以及很多其他时期和其他地区，坏血病都早已出现过了，但直到大规模航海探险时代的到来，人们才逐渐认清了坏血病的真面目。

        瓦斯科•达•伽马 是第一个从海上到达印度的欧洲人，他的船队在返回葡萄牙时，船员只剩下了出发时候的三分之一，其余大部分人都死于坏血病，海上航行时间只要超过几个月就几乎没有不得坏血病的。

        在过去的多年里，人们尝试用很多治疗方法来对付坏血病。

        早在16世纪初，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就建议 雅各•卡地亚 船长，用杉树针叶或黄樟树叶或金钟柏树叶酿制一种饮料，以应对坏血病。坦白地讲，那些早期对付坏血病的各种建议和方法，尤其是那些采用长时间加热或发酵的方法，几乎都是毫无意义的。

        不过，到了17世纪，很多海员都知道了如何治疗坏血病。

        1600年，“东印度公司”的 詹姆斯•兰开斯特 船长建议喝柠檬汁。在随船外科医生使用的书籍中，也发现新鲜水果和蔬菜对于坏血病有好处的记载。

        1617年，约翰•伍德尔 把柠檬汁称为“珍贵的药物”

        理查德•霍金斯 爵士，在他1622年发表的太平洋航海记录里，讲到这种“海上瘟疫”，并且推荐种植“酸橙和柠檬”。

        既然人们对该病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那么为什么世界各国的海军里，仍然有水手继续遭受坏血病的折磨乃至死亡呢?

        英国皇家海军的 乔治•安森 将军在 1740 年率领六艘舰船和 1955 名船员出发环航世界。四年后，跟他一起回国的只剩下一艘他的旗舰和 900 名船员。坏血病夺走了其他人的性命。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不论是熟谙水性的海军军官，还是不会游泳的旱鸭子，大家都没有意识到，精通膳食营养细节对于健康和疾病是多么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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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生素”这个名词是直到上个世纪初才出现的。

        1780 年，位于 朴茨茅斯 的英国皇家海军医院，一共接待治疗了 1457 名坏血病水手。到了 1806 年，前来治疗的患者就只有两个人了，这是因为，英国海军全员膳食营养进行了一项改变：从 1795 年开始，所有出海时间超过 6 个月的人员，每天都会配给一盎司(约 29 毫升)的柠檬汁。这一转变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这极好的例证了科学研究的设计方案应做到十分周全;第二，它说明了提倡与科普宣传的重要性。

        1747 年 5 月 20 号，英国皇家海军军舰 索尔兹伯里 号，正在海上执行任务，12 名船员因坏血病病倒。当时随船的外科医生，是一位 31 岁的苏格兰人，名叫 詹姆士•林德。那一天，林德 医生开始了一个尝试，用 邓肯•托马斯 的话来说，这个尝试，是人类“首次精心计划组织的坏血病治疗方案试验”。林德 医生将患病船员分成两人一组，分别尝试六种治疗方案：(1)海水;(2)醋;(3)苹果酒;(4)肉豆蔻;(5)柑橘类水果;(6)含有硫酸的酏剂。

        六天之后，只有吃了水果的两组患者有所改善。其中一人能返回工作岗位正常工作，另外一人留下来给 林德 医生当护士，照料其他患病船员。令人遗憾的是，林德 医生证明柑橘类水果对坏血病有功效这一发现，在后来多年时间里并没有帮助到更多的其他航海人员。一是因为直到六年后 林德 医生才公开发表他的发现;二是因为英国皇家海军官方在之后的近半个世纪时间里，都无视 林德 医生对坏血病的治愈结果。

        虽然 林德 医生的研究工作价值不小，但是真正根治了英国海军坏血病的荣誉还是要归于 詹姆士•库克。阿兰•维利尔斯 称 库克 船长为“超级航海天才”。林德 医生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外科医生，在短暂服务于 索尔兹伯里 号之后，就离开了英国海军。与他不同，库克 是一名职业海军军官，曾带领船队环游世界，是首位到达 澳大利亚 和 夏威夷 的欧洲人。更加重要的是，每次出海他都有办法把手下船员们全数带回。你要说，库克 船长早就知道了有一种我们今天称之为维生素的单一因子，从而确保了他的船员没得坏血病，这话肯定是夸大其词、令人存疑的。不过，库克 船长一定是懂得了膳食的某个方面或整体卫生的某个方面极其重要的道理。但凡有机会，他总是想方设法弄来新鲜饮水和食物。他还以最高标准，严格要求船员的个人卫生和船上环境清洁。

        先不管 库克 船长到底是怎么做的，总之效果达到了。按照他要求做到的船只，都没有发生坏血病。1786 年，库克 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还被授予“科普利”奖章，以表彰他对战胜坏血病的贡献。

        但是，过去与现在一样，官僚主义总是像古老的冰川般根深蒂固。直到 9 年之后，英国海军部首席大臣 吉尔伯特•布莱恩 爵士才下令，所有英国海军舰船都要配给柠檬汁。在此后的 40 年，《商船海员法》才得以通过，对商船也要求按船员比例配给柠檬汁。伊莎贝拉•里奇 称之为“将膳食建议作为公共政策而付诸实施的首例正式行动”。从这时候开始，人们给英国海员甚至给普通英国人都起了个外号，管他们叫“酸橙佬”，这是因为人们把英国海军所用的柠檬误以为酸橙了。实际上，酸橙可提供的抗坏血酸成分只有柠檬的三分之一，这一点，还曾导致了不幸的后果。1845 年，在几艘英国船上又爆发了坏血病，原因就是百慕大的一个商人总督说服了一位英国将军，让他购买了百慕大的酸橙来代替柠檬。

        虽然英国人成功地防止了坏血病，但营养缺乏症还在继续削弱着世界其他国家海军的战力。在 20 世纪初，阿克塞尔•霍尔斯特 和 西奥多•弗勒利希 开始在 挪威 捕鱼船队上进行一种营养缺乏相关疾病——“船上脚气病”的研究工作。他俩的运气太好了，最终采用小白鼠(豚鼠)来做实验，他们给豚鼠吃精加工的大米，期待着能诱导出脚气病等症状，结果却发现，豚鼠出现了“与人类坏血病完全一样的症状”。

        在观察到豚鼠也能像人类一样患坏血病后，人们开始加速寻找抗坏血病因子。人们发现，有些食物中的这类因子一受热就被破坏，这也解释了过去的一个谜团。婴儿坏血病往往发生在那些按照当时最高营养标准来喂养的孩子身上，这些孩子的食物都被要求彻底煮熟，牛奶要彻底消毒。

        存在抗坏血病因子这种观点，并非所有人都能立刻接受。没有被立刻接受的部分原因在于，人们没能意识到人类、猿类、豚鼠还有几种鸟类具有特殊属性，都要依赖于外部来源的抗坏血病因子;而大鼠的实验模型完全不适用于人类。

        不过，到了 1919 年，一位著名的英国医学权威认为理由已经足够充分，他列出了三种“辅助食物因子”：脂溶性A、水溶性B和水溶性C。关于维生素C存在与否的争论，也在同一年告一段落。人们对一种提取物的化验结果表明，对豚鼠有效的这种物质同样也可以治愈儿童坏血病。

        1928 年到 1932 年之间，又有了画龙点睛的最后一笔。人们发现，从肾上腺和卷心菜中分离出来的一种还原剂，与柠檬中的抗坏血病因子完全一样。化学结构确定之后，人们把这种因子，称为抗坏血酸。

        今天，抗坏血酸与维生素C这两个名称，可以互换使用。

        那么，人类对维生素C的需求量又是多少呢?

        第一次系统地实验确定这个需求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在英国进行的。实验工作在 汉斯•克雷布斯 的指导下进行，他是犹太人，受 希特勒 迫害，从 德国 逃到了 英国。参与实验的有 19 名男性和 1 名女性，给他们每天膳食中的维生素C含量少于 1 毫克。17 周之后，坏血病体征开始出现，并逐渐加重。为了消除这些坏血病体征，需要给参试者每天补充最少 10 毫克维生素C。在这个剂量下，参试者们在随后的 14 个月里仍能维持健康状态。比这个剂量再少，无法治愈坏血病;再多，则效果也不会再提高。为了安全起见，克雷布斯 研究小组建议，每天合适的摄入量为 30 毫克。

        而在美国，对维生素C的摄入量一直在争论不休。1943 年，定为 75 毫克。到了 1974 年，又降低为 45 毫克。

        今天，建议就更为详细了。成年男性 120 毫克，成年女性 75 毫克，孕妇 85 毫克，哺乳期女性 120 毫克。在食品标签方面，日摄值(DV)规定为 60 毫克(编者注：我国的维生素C推荐摄入量为成年人每天 100 毫克)。

        很多年以前，波士顿 市医院有一个青年外科医生叫 约翰•克兰登，他对坏血病发生了兴趣，并且拿自己做了实验。他给自己的膳食包括奶酪、饼干、鸡蛋、啤酒、巧克力以及除了维生素C以外的其他维生素。4 个月之后，坏血病体征出现。我给大家讲这个故事，目的就是想说，如果你的膳食结构与 克兰登 医生的类似，那么你就应该考虑补充维生素C了。如果你的膳食不是这样，而是有很多蔬菜和水果，那就很容易摄入足够的维生素C。

        4 盎司(约 117 毫升)的橙汁，就含 60 毫克维生素C。尽管很多人在选择食物方面都极不明智，但在美国坏血病的情况仍极为罕见，除了那些酗酒者和极度营养不良的婴儿及老人。即使这样，向我们推销维生素C补充剂的厂商们，依然热情不减，每片含量高达 1000 毫克的补充剂都很常见。幸运的是，即使含量这么高，也没有危害，因为多余的维生素C都随尿液排出体外了。至于大剂量维生素C有没有什么好处，就不太好说了。很多声称维生素C有益的研究结论也并非来自补充剂，而是来自那些大量摄入水果和蔬菜的人群。除了极少数特例，我都强烈建议第二种方式，即多吃蔬菜和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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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来讲维生素C的第二个故事，是关于 莱纳斯•鲍林、爱文•斯通 和普通感冒、癌症的。大约在 1935 年，关于维生素C与免疫功能关系的报道开始出现。以往维生素C经常被用来治疗肺炎、百日咳和风湿热。然而，1938 年《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综述文章说，并未发现维生素C对上述这些疾病有治疗价值。

        1966 年，一位来自纽约斯塔恩岛的化学家 爱文•斯通(不要把他与另外一个写作了 梵高、达尔文、米开朗基罗 等名人传记的作家 爱文•斯通 搞混了)先生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患有“低抗坏血酸症”，这不过是血液维生素C水平过低的一种花哨说法。

        用他的话来说，“低抗坏血酸症，是生病与死亡、老龄化过程以及人类寿命周期的重要因子。”斯通在 1972 年写了一本书，名为《治愈因子》。他在书中说，维生素C也许能用来治疗感冒、小儿麻痹、肝炎、疱疹、细菌感染、癌症、心脏病、血管疾病、关节炎、风湿病、老龄化、过敏、青光眼、白内障、溃疡、肾病、膀胱病、 、低血糖、中毒、创伤、骨折、休克、不孕等以及各种精神疾病。后来，他还建议用维生素C治疗麻醉品成瘾。1983 年，又建议采用维生素C治疗艾滋病。

        世界不会去关注 埃文•斯通 这类人的。他的观点也许在冥界大众营养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反倒是 莱纳斯•鲍林 这个人物，需要我们认真地考量一番，好好地认识一下。他两次获得“诺贝尔奖”，一次是 1954 年的化学奖，一次是 1962 年的和平奖。鲍林，既是出名的科学家，又是改变世界的政治活动家。

        1970 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叫做《维生素C与普通感冒》。书中提倡每天吃几克(几千毫克)维生素C可以使“身体更健康”。公众反响空前，一时间，药店维生素C补充剂的货架被一扫而空。很显然，大家都是冲着这位“诺贝尔奖”得主认可的、天然的、无害的、无需医生配方的、能预防感冒的这种东西去的。不过，正如很多电视广告所讲的那样，“慢着，好处还不止这些呢!”除了可以预防感冒，鲍林 教授认为，维生素C对腰背部疾患和心脏病还有好处，总之好处多得数不清。

        而当时医学界对维生素C与普通感冒的关系反响并不热烈。业界的评论观点也褒贬不一，从一个极端的“疑似大骗子”，直到另一个极端的“天才的大胆猜想”，各种看法都有。几乎所有医学科学家的评论都提出了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像 鲍林 这样有地位的科学家会去主动接近普罗大众?尽管他的观点没有可信根据，但还是被成百上千万的民众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了。

        有的批评者们认为，答案就在 鲍林 本人的自负心态，加上为了那本书能给自己带来影响力。我个人的看法则是，鲍林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迫使医学界对他维生素C能够预防或治愈癌症的猜想进行充分验证。如果这是他的本意，那么他还真就达到目的了。

        从 1972 年 1 月份开始的三年时间里，多伦多大学的 特伦斯•安德森 及其同事们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临床实验。他们征集了几千人的志愿者参与实验。实验剂量最高达每天 5000 毫克。实验结束，通过收集数据、分析数据，研究者们得出了结论。这个结论，可以说是相当地嘴下留情了：维生素C不能预防感冒，但稍微地减轻了感冒的严重程度。

        前面我提到过一篇综述文章指出，没有发现，维生素C对各种感染疾病包括普通感冒有治疗价值，这篇综述的时间是 1938 年。75 年过去了(2013年)，著名的英国科克伦协作网(Cochrane Group)，对当时所有的可能证据，又做了一次综述，这次结论的语气要比之前的温和些：虽然还是没有发现维生素C可以治疗感冒的任何证据，但“也许对短时剧烈的体育锻炼有点好处”。这后半句话的依据来自对马拉松运动员、滑雪者以及在亚北极地区士兵训练的相关研究。

        维生素C对普通感冒的病程及严重程度的疗效证据，还存在很多互相矛盾之处。在指出了这点之后，该研究小组进一步温和地建议，“根据感冒患者的个体情况还是值得试一试的，看看维生素C是否对自己有好处。”对此并非人人同意，但目前也只能这样了。目前只能说，我们对事实真相的接近程度还跟从前一样。

        虽然普通感冒也不是小事，但跟癌症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因此，鉴于癌症的可怕以及常常无法治愈的事实，那种认为维生素C能够治疗癌症的想法，还是值得我评论几句。1971 年，苏格兰洛门赛德湾区利文谷医院的一位医生 伊万•卡梅伦 开始用维生素C治疗癌症。他如此推理：维生素C可以强化正常组织的“细胞间基质”，从而有助于“抵挡恶性肿瘤的入侵”。采用的治疗剂量范围是每日 1 万毫克到 5 万毫克之间。研究结果声称，对所有癌症都有一些正面作用。不出所料，卡梅伦 医生的说法引起了 莱纳斯•鲍林 的注意。

        作为维生素C的首家生产公司当然很想推广该药的使用范围。有一段时间，他们靠发行一份叫作《良药指南》的小报来介绍药品。用该公司的话来说，这份小报“是专门为美国医生的候诊室准备的，以便他们在开处方的时候，向患者们介绍有关药物、维生素以及食品的准确信息”。

        其中 1975 年 6 月的一期报纸，就是维生素C专刊。在这期的报纸上，莱纳斯•鲍林 说：“一位苏格兰医生给晚期癌症患者每天服用 1 万毫克维生素C之后，患者都有所好转，也活得更久。在有 100 名患者参加的对比实验中，这位苏格兰医生还声称患者的长期存活率提高了 50 倍。”鲍林 所指的这位苏格兰医生，显然就是 伊万•卡梅伦 医生。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鲍林 和 卡梅伦 二人联手，在权威的《美国国家科学院论文集》中联合发表了三篇文章。他们在这些文章里说，“很显然，用抗坏血酸钙来治疗晚期癌症患者，对于延长患者生命方面的确有价值……若在早期癌症的治疗方案中增加抗坏血酸钙，效果可能会更好，能增加好几年的存活时间。”

        在美国，政府出钱资助医学研究项目的立项过程，往往一半是出于政治考虑，一半是出于科学判断。在正常情况下，卡梅伦 医生在英国苏格兰所做的那些研究工作，一般来讲，是不会受到美国医学界的丝毫关注的，是不会引起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的关注的。因为 卡梅伦 医生的研究，从实验设计到实验执行都十分拙劣，没人会把它当一回事。但由于 鲍林 的公开支持和大力鼓吹，使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倍感压力，不得不进行一次全面实验。于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就与位于 明尼苏达州 罗切斯特的 梅奥诊所签订了合同，委托他们进行相关研究。

        梅奥诊所的实验结果发表在 1979 年 9 月 29 日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报告的作者是 爱德华•T•克里根、查尔斯•G•莫特尔 两位医生及其同事们，题目为《大剂量维生素C对晚期癌症患者有益的假说是无效的》。他们实验了大约 150 名患者，随机使用安慰剂和 1 万毫克维生素C。他们采用的是“双盲实验”，即患者和医生都不知道谁使用了安慰剂，谁使用了维生素C。实验结果揭晓，发现参试患者在不良反应、症状改善以及存活时间等方面没有差别。

        那又该如何解释，卡梅伦 医生的结果与“梅奥诊所”的结果会如此不同呢?一个很有意思的答案，也许就在“梅奥诊所”的那 27 名患者身上。有 27 名患者一开始也参加了那个双盲实验，但后来改变主意退出了，既没有接受安慰剂也没有接受维生素C。结果这 27 个人的总体存活时间，要比那些参加了双盲实验的人短了一半。这个现象的原因还不清楚。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拿这 27 个人，与那些使用了维生素C的参试者相比，那么维生素C似乎应该使存活时间延长一倍才对，然而实际上，维生素C啥作用也没起。

        莱纳斯•鲍林 对“梅奥诊所”的结果与 卡梅伦 医生不符的解释是，他们所实验的患者人群不一样。他给 克里根 和 莫特尔 医生写了信，信中说，卡梅伦 在苏格兰实验的 100 名患者当中，只有两人接受过事前药物治疗和只有 20 人接受过放射治疗。他的意思是，“事前药物治疗会抵消维生素C的作用”。作为有良心的科学家，克里根 和 莫特尔 两位医生，只能这样给他回了一句，按照 鲍林 的说法，他们的患者人群确实不同。

        鲍林 对维生素C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并且故伎重演，跟上次鼓吹维生素C与普通感冒一样，这回他再一次走近普罗大众，鼓吹维生素C与癌症。1979 年，鲍林 科学与医学研究所出版了一本书，作者就是他本人和 卡梅伦 两个，书名为《癌症与维生素C》。该书两年后再版，出了平装版。两位作者再次信誓旦旦，大剂量维生素C“基本上对所有患者都有价值”。

        美国及全世界的科学界和医学界的权威人士，在怀疑维生素C可以治疗癌症这点上的态度是一致的。我这样说，一点没夸张。但普罗大众却都对医学界抱有异乎寻常的反感态度，医学界的权威性饱受质疑。再加上，读了 鲍林 和 卡梅伦 那本书的读者当中，只有极少一部分人知悉梅奥诊所的研究结果细节。《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也不是随便在超市收银台附近就能让广大公众看到的。因此，负责癌症治疗的民选政府官员和医生们，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无奈之下，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只好再次求助于梅奥诊所。

        “梅奥诊所”的医生们，第二次进行实验，试图验证 鲍林 和 卡梅伦 的维生素C说法。第二次实验的结果报告，发表在 1985 年 1 月 17 日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100 名晚期结肠或直肠癌患者，参与了实验，接受 1 万毫克维生素C或安慰剂的治疗。这一次，还是采用双盲实验。根据上一次实验的 鲍林 批评理由，参与本次实验的患者们，事前都没有接受过任何抗癌药物的治疗。第二次实验的结果，确凿无疑：“患者肿瘤都未见可度量减小，使用维生素C的患者癌变进程速度，与使用安慰剂的患者一样快，使用安慰剂的患者存活时间，与使用大剂量维生素C的患者一样长。”

        有人可能会想，有了“梅奥诊所”这两次直击核心问题的研究结果，对于 卡梅伦 和 鲍林 医生提出的维生素C可以治疗癌症的假说，就可以盖棺定论了吧?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面对着多种癌症仍然没有治愈方法，很多人都会去寻求一些未经证实的“替代方法”。在寻找的过程中，鼓吹这些“替代疗法”的书籍层出不穷，不断地在给大家打气。这方面的书籍不仅包括已经去世的 卡梅伦 和 鲍林 两位医生的原创著作《维生素C与癌症》，而且还包括从其他后来者口中，不断重复着的同样观点。

        我们至今还能看见，有人在讨论维生素C与癌症关系这个问题，还由于第二个原因。那就是人们发现，静脉注射维生素C可以获得比鲍林医生提倡的大剂量口服高得多的血液维生素C浓度。实际上，卡梅伦 医生在 1991 年就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使用维生素C治疗癌症的一种方案”。他在文章中建议，所有癌症治疗都应该从静脉注射维生素C开始。遗憾的是，直到本书写作之时，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静脉注射维生素C对癌症有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