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林靠在质控办的病案柜上，头发随意扎在脑后，乳白色珍珠项链，深绿色低领毛衫。毕竟已是53岁，岁月在她白皙的脸庞上刻下皱纹，眼角微垂。说笑间，她带着羞涩的眼睛里却总是透着坚韧。她在向我们讲述EV71病毒疫情那段日子的时候，几乎对每一个时间点都讲得清晰准确，几乎对每一例患儿的年龄、病情和用药都了然于胸。

　　当医生都会这么做。 这是我们的选择。

　　《论坛报》：在这两次事件中，你有过害怕吗？

　　刘晓林：我不害怕，我没有做过坏事，我不害怕，（沉默了一会儿）担心过。

　　《论坛报》：我们理解。如果时间可以重来，你还会上报吗？

　　刘晓林：我觉得我还会，当医生都会这么做。（沉默了一会儿）这是我们的选择。

　　刘晓林曾面临过很多选择。从最初的从医之路，到这两次公共卫生事件的上报。

　　刘晓林曾经的梦想是当个服装设计师。16岁时的刘晓林就读于阜阳一中，读书对于她来说是件挺轻松的事情。课余，她要帮助做护士的妈妈照顾好弟弟妹妹，包括给弟弟妹妹做衣服。从此，刘晓林爱上了裁剪和织毛衣，对照借来的裁剪书一学就会，别人身上的漂亮毛衣，她仔细看上几遍就能织出来，她向往去大学里学服装设计。1977年恢复高考，父母限定两个女儿的选择只有医学院和师范院校，妹妹抢先选了师范，刘晓林只剩下一个选择。

　　20岁，刘晓林梳着两条长到腰际的大辫子进入蚌埠医学院临床医学系。“我不喜欢死记硬背，但是能学好，”谈到学医，她淡淡地解释，“妈妈在阜阳市人民医院工作，我在这里实习，不能说当时多喜欢当医生，但是也不烦。”毕业的时候，她选择回故乡做一个儿科医生，原因很简单，她是长女，需要照顾父母，而实习时她发现这里儿科的学习气氛最浓郁，她喜欢学习。

　　回阜阳，刘晓林从没有后悔过。即便是考研的同班同学里出了个院士，在刘晓林看来也不过是选择的不同，“我当个基层医生，给那么多人看病，他当院士，做那么多科研，如果换个个儿，我也能搞好科研。”其实，刘晓林一直想读研，也曾有过很好的机会，1990年她到上海新华医院儿科进修时，曾有一位教授表示愿意接受她来读研究生。但是，儿科啊，综合医院里公认的又忙又累、风险高、奖金低的科室，老医生逐渐退休，新医生不愿意来，儿科缺人是从刘晓林进入科室一直延续至今的问题。刘晓林放弃了读研，选择了不离开。

　　但她说，“其实，我也想过离开儿科。”

　　参加工作后，刘晓林的认真负责是全院公认的，其他科室主任私下里找她，劝她离开又忙又累又穷的儿科。那时的刘晓林已经结婚生子，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之时，“顾家吧，对不起科里的娃娃，顾工作吧，对不起家里人”，她动摇了。可院领导发话了，“刘晓林走了，儿科还搞不搞？”领导们认定她是儿科的中坚力量。刘晓林笑着告诉我们，“领导给我戴了小花帽，那只有留下来了。”

　　这一留，就是十几年。1994年，刘晓林成为科室主任，之后十年间，阜阳市人民医院的儿科从46张床发展至90张床，还成立了儿童重症监护室、新生儿病区，门诊量从每天一百多例增加到现在的每天三四百例。刘晓林这个儿科主任当到2005年。

　　2005年，劣质奶粉事件后，刘晓林离开了儿科。“我不害怕，只是有点担心”。当时，阜阳的许多奶粉营销商被抓，断了一些人的“财路”。刘晓林一次到商店买东西，看到有人冲她指指点点，“就是这个女人多事！”她扭头走了。爱人在外地工作，儿子正读高三，她不想让家人担心，却在暗暗担心家人。

　　很多个夜晚，她站在路灯的黑影里，目送儿子下了晚自习后出校门、回到家中，怕有人报复啊，又不能告诉儿子；很多个白天，她接诊患者倍加小心，不能出差错啊，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她。后来，医院质控办有了空缺，她听取了院领导的建议，辞去儿科主任，调到质控办负责工作。

　　问她，真的想离开？完全离开吗？她不假思索地回答，“只是想避一阵，并没有想过彻底离开，儿科是在我手里发展壮大的，我舍不得。”是的，舍不得。就是这简单的三个字，让她在离开之后，照常去儿科查房、坐门诊，甚至，当儿科人手紧这个老问题再次加重时，早已是主任医师的刘晓林又主动要求参加值班。质控办的工作要从头学习，儿科的工作也没落下，要强的刘晓林把两样都做得谁也挑不出错儿。医院领导苦笑着说，本来是照顾她的，她却更累了，成了身兼两职。

　　也正因为刘晓林一直坚持值一线夜班，她才遇到了那两例接连因EV71感染死亡的病例。在那个无眠的夜晚，她面对了更重大、更艰难的选择。最终，出于认真的本性，出于医生的责任，刘晓林做出了抉择。在EV71病毒分离确认之前的二十多天里，阜阳市人民医院儿科的手足口病死亡9例。而之后的半年中，死亡病例共计15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