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夏天,近30万婴幼儿因食用问题奶粉出现泌尿系统异常,六名幼儿不幸去世。一时间举国震惊!这一事件也在成为了中国食品安全的分水岭。
——“三聚氰胺事件”十年
2008年夏天,近30万婴幼儿因食用问题奶粉出现泌尿系统异常,六名幼儿不幸去世。一时间举国震惊!这一事件也在成为了中国食品安全的分水岭。
十年后,如果你问,中国奶粉还有“三聚氰胺问题”吗?答案是:没有。连续多年,监管部门公布婴幼儿配方奶粉抽检合格率已达99.6%以上。但另一方面,民众对国产奶粉仍心有芥蒂。
十年巨变,中国的奶粉足够安全了吗?为了这份安全,我们付出和得到了什么?
事件溯源
2008年6月28日至9月8日,位于兰州市的解放军第一医院陆续收治患有肾结石症状的患儿14名,患病婴幼儿均食用三鹿某款奶粉,事件引起外界关注。其后人们发现,全国各地两月以来相继有多例类似事件发生,舆论哗然。
9月13日,党中央、国务院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三鹿奶粉事件”被定性为一起重大的食品安全事故。问题奶粉中含有的三聚氰胺,是不法分子为增加原料奶或奶粉的蛋白含量而人为加入的。12月23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三鹿集团破产。09年1月22日,三鹿系列刑事案件一审宣判,多名被告人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或二年至十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至此,轰动全国的三鹿奶粉事件告一段落。
三鹿集团虽已倾覆,“三聚氰胺奶粉”却成为时间抹不去的伤痕。每个人都在问,为何会发生这样一起严重的食品安全事件?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
这个事件,本质上就是掺假,现在时髦的说法叫食品欺诈。性质上就掺假,掺假就是犯罪,除了违反了食品安全法以外,它这样一个,由于它的规模和它的后果,决定了它是刑事事件。
作为这个里面的欺诈的这部分的企业,对于他们来讲,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缺乏诚信,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作为政府来讲,暴露出来的问题,是监管的漏洞。因为事情的发生,肇事者是收奶站,这是已经非常清楚的。
收奶站质检总局说不归我管,因为这个奶还没到我企业,农业部说这个收奶站也不归我管,因为这个奶已经离开了奶牛。所以这个监管的空隙,再加上这个收奶站的不法分子的故意欺诈、掺假,所以这就是造成这个事情的(主要原因)。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罗祎:
在商业的推动下,又没有监管,大家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加这个东西(也就)不可能去监管这个东西对吧,所以加5%、10%、15%就没有底线了,一直加到对我们的孩子产生伤害的这么一种程度,所以这个事件从背景上来讲,还应该就是市场的拉动和我们整个国民对营养需求的拉动造成的真空,给商业留下的真空,给不法商贩造成了可乘之机,那我们的法律法规,相关的过程管理的手段,都没有跟进的情况下,出现了这么一个事件。
十年变革
“三聚氰胺事件”暴露的不只是乳制品行业的问题,也敲响了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的警钟,此后,中国的食品领域开启了体制、标准、法规等全方位的改革。
从行为上来说,三聚氰胺事件是一起食品掺假事件,因此,首要的工作是针对食品掺假的整顿。根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首席科学家吴永宁的介绍,2008年后,相关部门开始发布“食品中容易非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滥用的食品添加剂的名单”,即“黑名单”制度。除了“三聚氰胺”,大家耳熟能详的“吊白块”“苏丹红”,都属于这个名单之列。到2012年,相关专家分六批完善了这个“黑名单”,这一工作为食品安全检测和执法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不过,更急遽的变革体现在法规标准的修订以及监管制度的变迁。三聚氰胺事件直接促使了2009年版《食品安全法》的加快发布,《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等行业法规也相继发布。
2010年,《生乳》国家标准发布,该标准因为降低了“细菌总数”和“蛋白质含量”两项指标而备受争议,反对者称是牺牲了乳品质量,支持者则认为这一指标符合国情,能保护奶农利益,不太高的蛋白质含量指标有助于消除掺假动机。而根据业内消息,目前生乳国标正在修订中,不久将迎来新的标准。
阵痛过后的中国奶业,也坚定了提升规模化、组织化的道路,大企业纷纷自建牧场。根据公开数据,2009年,全国存栏100头以上奶牛规模养殖比重仅23%,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原料奶来自小农户,到了2018年,这一比重提高到了58.3%。与此同时,规模牧场100%实现机械化挤奶。
不过,奶源的改进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奶业的革新是全方位的。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原理事长宋昆岗:
为什么说中国的产品质量是最好的产品,世界上最好的产品之一?大致有五个原因。第一个是标准。首先是标准我们比国外的高,我们2010年修订的标准是参照CNC的标准,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参考欧美国家的标准,结合我们国家的营养推荐,我们推荐的营养素含量,我们国家也有,标准技术含量高是最严的……
在宋昆岗看来,除了标准高,中国奶粉的原料也是最好的,奶企使用的是世界一流的技术装备,企业管理规范,奶粉企业都建立并认真实施了HACCP管理体系,所有产品都能做到可追溯,同时,国家的监管也非常严格,这些因素共同保障了中国奶粉的产品质量和安全。
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秘书长刘学聪:
三聚氰胺事件是一个产业之殇。是一个社会之痛,这点让大家毫无疑问,可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三聚氰胺事件的发生,也是我们中国加强食品安全监管,食品产业振兴的一个新的起点。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们出事之后,政府集全国政策监管之力,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出台各种政策现场检查等,然后我们的食品工业企业开始重视食品安全,开始在加工设备上开始去完善,在管理上要提高,然后在管控上要加强等,那就是向下我们的食品产业在这种内运营管理上,在这种市场推广都是一个新的起点。
相对于奶粉企业“苦练内功”,监管方式的转向更引人注目。2015年,再版的《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国家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婴幼儿配方食品等特殊食品实行严格监督管理,即对奶粉业实行“配方注册制”。所谓“配方注册制”,可以理解为产品的“执照”。
尽管在《食品安全法》中仅仅规定需要进行配方注册,但是在具体实施的管理办法中,却增加了对每个企业可以申请的配方数量的要求。具体来说,即每个奶粉生产企业最多不能超过3个系列9种配方。
监管机构希望通过这种“发执照”的方式,可以淘汰掉一部分实力不够的企业,压缩市场上的婴幼儿奶粉配方数目。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数量的“限购”反倒引起了“饥饿营销”的效果,加剧了企业多申请的意愿。特别是那些本来市场上配方比较少的企业,出于对申请不确定性的担心,所以需要尽早占位,也导致每个有资格申请的企业都会满额申请。
截止到2019年,监管部门共审批通过了近1200个婴幼儿奶粉配方,目前仍有不少申请在排队中。不过,通过这种行政手段来调控市场其成本收益是值得探讨的。
由于大部分产品是已经在市场出售多年的产品,企业需要重新根据新的监管要求对这类产品进行注册,企业对此并不完全认同。据业内人士透露,企业每申请一个配方,其投入动辄在百万元以上,配方多的企业投入以千万元计,这些成本无疑是要转嫁给消费者的。
与此同时,管理配方申请的监管部门也要投入大量的人力以应对海量的法规和文件,同时还要承受“与时间赛跑”的压力。事实上,超出审批时限成为常态。企业与监管机构都有苦难言。
陈君石:
关于婴幼儿配方奶粉的配方的注册,全世界中国是独一无二、空前大概也会是绝后。空前,就是说以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要求婴幼儿奶粉的配方注册,而不是企业注册,是配方注册。绝后。我相信今后也没有其他的国家会仿效中国。
那么怎么看这个事情?你们的问题是确实劳民伤财,不是没问题。但是今天我要说的这个事,看来在现阶段,还是有用的。我们当初食药总局的初步的摸底,全国大概有5000多个婴幼儿配方奶粉的配方,一百多个企业批准生产的,这说明什么?潜在的风险,对不对?那么现在中国注册基本上一百几十个都注册,不能说没有新的。你不能不说现在一千多个比5000个好啊,那大家都觉得好。你看看,国外的企业产业主要开发。只有中国企业,同样的成分,同样的产品,到这个省注册一个配方,到那个省又去注册一个配方,这是干嘛呢?那现在都没有,没有必要。
刘学聪:
从我来看,确确实实中国的政府监管、政府的行政手段,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影响了干预了市场竞争行为,这点上我们绝对不回避。老实说从各个领域都可以看得到,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国家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向下这种转变过程当中,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
婴幼儿奶粉注册制度,我认为是特殊情况下,特殊时间节点适用的管理制度,它不会是一个长期的,不会是一个永久的,本身不是永久的。
所以说我也认为你在奶粉,在食品安全监管上,确确实实我们的弦绷得很紧,我们的监管的制度和压力确实给企业很大,我们的成本代价确实很高,但是这种成本和代价在现行的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层面,在当下食品安全形势这样的一个整体层面,我认为这些制度都是合适,这些监管要求也是需要。
“成绩单”
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国奶业已经过了一段不寻常的历程,进入了另一个阶段,这些变化有些是体现在数据上的,有些是数据看不到的。
刘学聪:
这十年看来,很多社会评价说我们中国乳业发生了叫做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婴幼儿奶粉,包括乳制品,在安全上确确实实有非常明显的进步与提高。现在我们的乳制品的抽样合格率每年都在99.5%以上,如果说一句话就是说基本上我们的乳制品过了食品安全关,就是在安全上应该是都没问题了。
陈君石:
十年以后,中国的乳品(广义的乳品),不论是在质量,还是安全上面,应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他第一个主要的表现不是合格率,我们等下再谈合格率。最主要的表现是没出问题。没有。再出过什么问题?三聚氰胺彻底没有。其他质量方面、污染方面,只有偶发事件,我觉得这个盯得紧的监管,我们整个的乳品行业最近几年就没有发生过任何真正称之为食品安全的事件。这个本身最说明没问题。
当然,政府部门很愿意用合格率来说话。合格率作为风险交流的信息,是很有用的。假如我们有十年以前的合格率,同样的指标,同样的检测方法,那么现在比如说合格率是99,当时是95,那你说我有进步,这当然可以。但这仍然不能说就没有问题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合格率99总是好的。
“后遗症”
十年过去了,奶粉企业要应对的食品安全问题可能跟十年前已大不相同,但是,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至今,奶粉企业仍然要配备昂贵的设备,对三聚氰胺项目进行“批批检”。
陈君石:
检测三聚氰胺的事情现在都在做,现在仍然在做。所有的奶粉企业都买了至少是几十万元或者是上百万的质谱(检测仪),其实当初就是没有必要的。要检测三聚氰胺,在当时来讲是应该的。那么三聚氰胺刚才我为什么开始的时候要讲这个性质,这个性质就是掺假。
那么在里面三聚氰胺的掺假,他是需要相当的量,你下一点点没有用,对不对?而这个量就决定了我们的检测手段不需要那么高明。我们能检测这个掺假的量就可以了,对不对?那么在牛奶里头掺假的东西,根据国际数据库,多达上千种,不仅仅是三聚氰胺一个,你可以加的多了。你光单独检测三聚氰胺有什么意义?
所以十年以后,现在再来“批批检”三聚氰胺已经没有意义了。
显然,奶粉里已不太可能被人为掺入三聚氰胺,而且确实也很多年没有再出现三聚氰胺超标的问题,但是,没有人敢再冒“三聚氰胺出问题”的风险了。所以,奶业对三聚氰胺的“批批检”已不是一个能从技术上解释的问题,完全可以说是“三聚氰胺后遗症”。
也许,有很多人想抹去“三聚氰胺”在食品业中的印记,至少是物理层面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因为我们所处的互联网时代,也许我们永远都不能甩掉“三聚氰胺”这四个字。
中国农大食品学院罗云波:
创伤的修复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而且还有建立对食品安全的信任,也是需要时间的,跟信任的属性是完全一致的,就说,一个信任的建立是需要时间,打破信任可能是一秒钟的事件。
宋昆岗:
你说很多代购,包括买国外的奶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因为现在这叫国内经济世界经济一体化。我们大豆一年从国外进口多少?这个量都非常大。我们从国外进口大豆和进口鱼、进口牛羊肉跟奶粉,它都有一样的原因,这是经济的原因。因为国外婴儿奶粉的生产成本就很低,人的价钱就很便宜,消费者买国外产品。
有些人还对中国的婴儿奶粉存在偏见。我觉得目前我们进口奶粉也好,网购也好,包括从国外备奶粉,但是以质量为考虑点去买奶粉,这个比例越来越少。
街采:
问:您知道在那个“奶粉事件”之后,国内的奶粉有什么变化吗?
消费者1:不知道,那时候还没有小宝宝。
问:如果挑选孩子的辅食,你倾向于进口产品还是国产产品?
消费者1:进口。还是食品安全这块,我觉得国产,从各方面检查,用的东西,相对国外的我觉得安全一些。
问:您知道在那个“奶粉事件”之后,国内的奶粉有什么变化吗?
消费者2:了解的变化就是咱们监督比过去大得多,像伊利金冠以及,都不错,但我发现,国产奶粉的价格和进口价格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国产反而更贵。现在最大的问题在这。
问:您给孩子买奶粉买国产还是进口多?
消费者2:进口的,价格来说,性价比来说比国产高一些。然后看孩子爱不爱喝。
结语:
十年来,奶粉似乎不只是一种食品,而是整个社会安全感的象征。然而,如何生产一罐安全的奶粉,本身并不能脱离一般食品生产的规律。它的特殊性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
如何从“三聚氰胺事件”中吸取教训,做出恰当的改变,为社会治理探索出可行的路径,这个大课题,可能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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