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阜阳。一个因“劣质奶粉、大头娃娃”和“EV71病毒、手足口病”两度闯入医学界乃至公众视野的城市。这两件公共卫生事件如同两场风暴，席卷了2004年和2008年的中国。

　　阜阳市人民医院，儿科。正是这个科室，于2003年底最先向卫生防疫部门反映了“大头娃娃”系列病案，引发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整治劣质奶粉生产和销售的活动；同样是这个科室，2008年最早将手足口病疫情上报卫生部，促成这一疾病被纳入法定传染病管理。这里是两场公共卫生事件的起源地与风暴眼。

　　儿科医生，刘晓林。2004年，她任儿科主任，与同事一起向媒体揭开“大头娃娃”真相；2008年，她在坚持值一线夜班的过程中发现了手足口病疫情，随即拨通电话上报。这是一位站立在“风暴眼”中的基层儿科女医生，有人称她为“阜阳的钟南山”。

　　2010年初冬，煦暖的阳光笼罩着小城阜阳，颍河和泉河静静地穿城而过。作为这9775平方公里土地上级别最高的医院，阜阳市人民医院门前车水马龙，门诊和住院部人流如织，甚至有些喧闹。当我们挤下满载的电梯，推开医院质控科的门时，刘晓林站了起来，她的微笑一如照片中那么恬淡，只是瘦弱的身体有些出乎我们意料。

　　我这人就是好认真、好琢磨事儿。

　　《中国医学论坛报》记者（下简称《论坛报》）：见到你觉得很亲切，可是最初联系你，怎么不想接受采访呢？

　　刘晓林：你们大报纸的封面（人物），那么多大人物，我咋行呢，我没做啥呀。

　　《论坛报》：作为一名基层医院的医生，发现并上报了两件公共卫生事件，并且通过这两件事挽救了许多孩子的健康，甚至生命，这很了不起。你是怎么做到的？

　　刘晓林：（笑）没啥，我这人就是好认真、好琢磨事儿。

　　刘晓林的认真是由来已久的。

　　1982年，踌躇满志的刘晓林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二年，遇到一例让她刻骨铭心的化脓性脑膜炎。刘晓林用了二十几天的时间把患儿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眼看着孩子一点一点好转，可就在准备出院前的夜晚，孩子突然昏迷，前卤高高隆起，呼吸急促。脑出血！即使在今天，脑出血的死亡率和致残率也非常高，何况是在上世纪80年代医疗条件非常有限的基层医院。家长选择了放弃治疗，孩子很快停止了呼吸。

　　刘晓林难过地哭了，在几乎无法接受残酷现实的同时，她也立刻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教科书里没有记载，身边的同事也没有类似的经验。较真儿的刘晓林就去查阅各种文献，过了很久，她终于找到了答案。长期使用广谱抗生素可引起新生儿体内维生素K缺乏，特别是母乳喂养的孩子，得不到外源性维生素K的补充。当时的常规做法是母乳喂养的孩子入院之初3天给予维生素K补充治疗，但是这个患儿病情重，抗生素使用时间长，却没有继续给予维生素K补充。

　　从那时起，刘晓林意识到书本知识的局限性，她开始订阅《中华儿科杂志》和《临床儿科杂志》，记录点滴临床经验、用药注意事项。近30年了，她的书架上挤满了她亲手装订的杂志，各类儿科临床参考书籍，以及磨破了角的厚厚的笔记本。

　　认真，爱思考，爱琢磨，让刘晓林总能解开一些“秘密”。

　　曾有一例几个月的婴儿，因为吃饭少、消瘦、爱哭闹、轻度贫血辗转了多家医院，做了很多检查却无法确诊，细心的刘晓林观察到孩子哭闹时似乎有捂肚子的动作，想到了铅中毒。她问家长，孩子会不会接触到铅？家长说，不会！她接着问，你们什么职业？家长说，修理汽车，跟铅没有关系！她刨根问底，家里有没有汽车电瓶？家长说，有！家长不知道，汽车电瓶一旦泄漏，是非常严重的铅污染源。血铅和尿铅检查的结果很快出来了：铅中毒。

　　上世纪90年代初，刘晓林接连遇到了几例以突发性昏迷抽搐就诊的儿童急性铅中毒病例。她觉得奇怪，再接诊的时候就反复问家长的职业、症状、生活环境。最终，她发现这些孩子来自小作坊式炼铅企业比较集中的同一个地区，家长也有铅中毒症状。刘晓林敏锐地意识到是环境污染导致了儿童铅中毒，她把这一事件报告给当地防疫站，并撰写病例分析发表在《临床儿科杂志》上。之后，那个地区的铅中毒患儿迅速减少。

　　仍是在90年代，刘晓林接诊了邻县一例鼠药中毒的孩子，同时得知患儿全家都因中毒住了院。刘晓林追问下去，了解到当地许多农民在家中制造灭鼠药，而且来自那个地区的中毒病例不仅仅出现在儿科。刘晓林又向防疫站反映情况，此后，来自这个地区的鼠药中毒患者也明显减少了。

　　刘晓林的认真劲儿已然成了习惯，她所经历的那两件“著名”的公共卫生事件正是出于她的这种习惯，一种与认真、责任有关的职业习惯。

　　当个医生不就是为病人好嘛，这是责任。

　　《论坛报》：看来你去防疫站报告疫情不是一次两次了。

　　刘晓林：防疫站离我们医院很近，这样的事儿总要有人管一下。

　　《论坛报》：你认为这是你的责任吗？

　　刘晓林：咋不是呢，当个医生不就是为病人好嘛，这是责任。

　　2003年一个正常的工作日，时任儿科主任的刘晓林在整理上半年科室入院登记时有些吃惊，以“大头娃娃”为表现的重度营养不良患儿特别多。从理论上来讲，这些年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营养不良在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阜阳也已经不再多见，什么原因导致病例骤增？刘晓林叮嘱科室医生再接诊类似患儿时要仔细询问病史，尤其是孩子的饮食。从饮食记录中，她发现患儿多是父母出外打工、主要靠奶粉喂养的孩子，每月吃的奶粉量是足够的，只是奶粉价格格外便宜。

　　是不是奶粉有问题？200元的化验费对患儿家属来说不是小数目，为了尽早弄清真相，刘晓林自己出钱让家长去化验奶粉成分。结果让人吃惊：奶粉的蛋白质含量不足2%。刘晓林很气愤，“这些人实在是太黑心了，那是给娃娃吃的奶粉呀，娃娃要靠这活命的！”

　　还给孩子本应有的健康，刘晓林认为这是她的责任。刘晓林和同事们商量要加强患者教育，一个好方法就是通过媒体呼吁母乳喂养，告诉家长选择优质奶粉。他们开心地认为，这样孩子就会得救。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他们正在揭开一个存在于全国奶粉市场的黑幕——2004年，防疫站及质检部门查处并曝光了当时市面上的57种劣质奶粉，其蛋白质含量全部不达标。

　　随后，事件的发展和结果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一方面，舆论众口一词地声讨阜阳，20多个官员受到处分，多名制售劣质奶粉的犯罪嫌疑人被依法拘留；另一方面，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规模整治劣质奶粉生产和销售的活动，国家质检部门完善了奶粉蛋白质达标标准，全国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更加重视新生儿喂养问题。

　　刘晓林在媒体的聚焦下成为“揭黑英雄”，阜阳也仿佛成为劣质奶粉的代名词。提起这件事，她轻轻叹气，眉头皱起来，反复地说，“不是那样的，阜阳的娃娃受害了，咋就阜阳人都成坏人了呢？”任何人都不能体会彼时刘晓林的心情和压力。她心疼娃娃，也心疼故乡阜阳，她要面对病人，还要面对阜阳的父老乡亲。刘晓林只好用忙碌冲淡心头的痛，加入阜阳市卫生局组织的营养不良患儿诊治专家组，她几乎跑遍了阜阳的大小医院，会诊，鉴定，救治，宣教。

　　4年后，也就是2008年的春天，刘晓林用她瘦弱的肩膀再次扛起更重的责任。

　　2008年3月29日，值夜班的刘晓林遇到了从医生涯前所未有的挑战。两个患儿接踵死亡，病情进展之快，连她这样经验丰富的医生都来不及抢救，只来得及给其中一个孩子拍了胸片。检查单和胸片结果让她更加困惑了，胸片和血象检查都像“肺炎”，可进展这么快的肺炎还是第一次见到，两个孩子临死前两肺满布湿音，口吐粉红色泡沫痰，是典型的肺水肿、左心衰表现。肺炎应该引发右心衰，为什么孩子却死于左心衰？

　　安抚完孩子亲属，已是深夜11点多，疲惫的刘晓林坐下来，此时夜班护士告诉她昨天还有一个类似的病例。刘晓林更加坚信，这个病例不寻常！

　　她上网检索 “肺水肿”，临沂手足口病的条目进入了眼帘。当时的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接近了真相，因为这两例病例与临沂报告的病例还有太多的不同之处。刘晓林没有找到答案，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孩子的死因不同寻常，绝非普通肺炎！

　　非典之后，卫生部出台了一项新规定，凡有连续3例死因不明的病例，一律要上报。她连夜打电话给医院院长兼书记、她的老同学高学中。这位传染病医生凭着深厚的专业素养和对同学业务水平的信任支持她立即上报。这两个死亡病例要不要上报？素来以干练、麻利、有主见著称的刘晓林犹豫了。报错了丢面子被人笑话倒是小事，劣质奶粉的风波犹在昨天，万一报了，会不会又给阜阳惹来麻烦？

　　一夜无眠。

　　次日一早，刘晓林打通了防疫站站长的电话，郑重上报。而后，全市会诊，全省会诊，直报卫生部，省卫生厅专家组来了，卫生部专家组来了。死亡患儿尸检和肺、心包穿刺结果终于得出了明确的结论：EV71病毒感染，也就是手足口病！

　　紧接着又是忙碌，刘晓林受命于危难之际，被任命为定点收治医院——阜阳市传染病医院的病区主任，她所在的重症病区除了她以外，没有一个专业的儿科医生，却要面对一个个病情危重、瞬息万变的患儿。她的手机24小时开着，常常是深夜刚回到家，一个电话就又要赶赴病房。随着疑似病例的增多，阜阳市人民医院也成立了手足口病区，刘晓林更是义不容辞地奔波在传染病医院和人民医院之间，不放弃一例重病例，不轻言一句苦与累 。

　　刘晓林靠在质控办的病案柜上，头发随意扎在脑后，乳白色珍珠项链，深绿色低领毛衫。毕竟已是53岁，岁月在她白皙的脸庞上刻下皱纹，眼角微垂。说笑间，她带着羞涩的眼睛里却总是透着坚韧。她在向我们讲述EV71病毒疫情那段日子的时候，几乎对每一个时间点都讲得清晰准确，几乎对每一例患儿的年龄、病情和用药都了然于胸。

　　当医生都会这么做。 这是我们的选择。

　　《论坛报》：在这两次事件中，你有过害怕吗？

　　刘晓林：我不害怕，我没有做过坏事，我不害怕，（沉默了一会儿）担心过。

　　《论坛报》：我们理解。如果时间可以重来，你还会上报吗？

　　刘晓林：我觉得我还会，当医生都会这么做。（沉默了一会儿）这是我们的选择。

　　刘晓林曾面临过很多选择。从最初的从医之路，到这两次公共卫生事件的上报。

　　刘晓林曾经的梦想是当个服装设计师。16岁时的刘晓林就读于阜阳一中，读书对于她来说是件挺轻松的事情。课余，她要帮助做护士的妈妈照顾好弟弟妹妹，包括给弟弟妹妹做衣服。从此，刘晓林爱上了裁剪和织毛衣，对照借来的裁剪书一学就会，别人身上的漂亮毛衣，她仔细看上几遍就能织出来，她向往去大学里学服装设计。1977年恢复高考，父母限定两个女儿的选择只有医学院和师范院校，妹妹抢先选了师范，刘晓林只剩下一个选择。

　　20岁，刘晓林梳着两条长到腰际的大辫子进入蚌埠医学院临床医学系。“我不喜欢死记硬背，但是能学好，”谈到学医，她淡淡地解释，“妈妈在阜阳市人民医院工作，我在这里实习，不能说当时多喜欢当医生，但是也不烦。”毕业的时候，她选择回故乡做一个儿科医生，原因很简单，她是长女，需要照顾父母，而实习时她发现这里儿科的学习气氛最浓郁，她喜欢学习。

　　回阜阳，刘晓林从没有后悔过。即便是考研的同班同学里出了个院士，在刘晓林看来也不过是选择的不同，“我当个基层医生，给那么多人看病，他当院士，做那么多科研，如果换个个儿，我也能搞好科研。”其实，刘晓林一直想读研，也曾有过很好的机会，1990年她到上海新华医院儿科进修时，曾有一位教授表示愿意接受她来读研究生。但是，儿科啊，综合医院里公认的又忙又累、风险高、奖金低的科室，老医生逐渐退休，新医生不愿意来，儿科缺人是从刘晓林进入科室一直延续至今的问题。刘晓林放弃了读研，选择了不离开。

　　但她说，“其实，我也想过离开儿科。”

　　参加工作后，刘晓林的认真负责是全院公认的，其他科室主任私下里找她，劝她离开又忙又累又穷的儿科。那时的刘晓林已经结婚生子，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之时，“顾家吧，对不起科里的娃娃，顾工作吧，对不起家里人”，她动摇了。可院领导发话了，“刘晓林走了，儿科还搞不搞？”领导们认定她是儿科的中坚力量。刘晓林笑着告诉我们，“领导给我戴了小花帽，那只有留下来了。”

　　这一留，就是十几年。1994年，刘晓林成为科室主任，之后十年间，阜阳市人民医院的儿科从46张床发展至90张床，还成立了儿童重症监护室、新生儿病区，门诊量从每天一百多例增加到现在的每天三四百例。刘晓林这个儿科主任当到2005年。

　　2005年，劣质奶粉事件后，刘晓林离开了儿科。“我不害怕，只是有点担心”。当时，阜阳的许多奶粉营销商被抓，断了一些人的“财路”。刘晓林一次到商店买东西，看到有人冲她指指点点，“就是这个女人多事！”她扭头走了。爱人在外地工作，儿子正读高三，她不想让家人担心，却在暗暗担心家人。

　　很多个夜晚，她站在路灯的黑影里，目送儿子下了晚自习后出校门、回到家中，怕有人报复啊，又不能告诉儿子；很多个白天，她接诊患者倍加小心，不能出差错啊，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她。后来，医院质控办有了空缺，她听取了院领导的建议，辞去儿科主任，调到质控办负责工作。

　　问她，真的想离开？完全离开吗？她不假思索地回答，“只是想避一阵，并没有想过彻底离开，儿科是在我手里发展壮大的，我舍不得。”是的，舍不得。就是这简单的三个字，让她在离开之后，照常去儿科查房、坐门诊，甚至，当儿科人手紧这个老问题再次加重时，早已是主任医师的刘晓林又主动要求参加值班。质控办的工作要从头学习，儿科的工作也没落下，要强的刘晓林把两样都做得谁也挑不出错儿。医院领导苦笑着说，本来是照顾她的，她却更累了，成了身兼两职。

　　也正因为刘晓林一直坚持值一线夜班，她才遇到了那两例接连因EV71感染死亡的病例。在那个无眠的夜晚，她面对了更重大、更艰难的选择。最终，出于认真的本性，出于医生的责任，刘晓林做出了抉择。在EV71病毒分离确认之前的二十多天里，阜阳市人民医院儿科的手足口病死亡9例。而之后的半年中，死亡病例共计15例。（ 

　　刘晓林不让我们进入新生儿病区，怕影响到娇嫩的生命，仅同意我们陪她在儿童重症监护病房和普通病房查房。进入监护室，她熟练地将长发挽成一个发髻，换鞋、穿隔离服、带好帽子和口罩，每到一个病床前先用洗手液擦手，俯身细细地给患儿查体，甚至仔细到检查孩子的纸尿裤该不该换。与下级医生讨论病情轻声细语，和患者家属说话同样轻轻柔柔。与和我们交谈时不同的是，她特别坚定、自信，又那么开心、放松。

　　哪个医生不想把自己病人看好，都想！我们得坚持住。

　　《论坛报》：做医生很累吧，怎么看待这个职业？

　　刘晓林：累（笑），医生是个一辈子都要学习的职业，得不停“充电”，要不就跟不上形势，三天不学，手生。

　　《论坛报》：退回到1977年，还选择学医吗？

　　刘晓林：（笑）不知道。

　　《论坛报》：听高院长谈你曾“对付”过非常激烈的“医闹”。

　　刘晓林：高院长都说了？这个我本来不想说，怕给我们阜阳又抹黑（笑）。现在当医生难了，有理解医生的，也有把医生当仇人的，有的时候心寒，委屈。当医生的，不是神，哪个医生不想把自己病人看好，都想！我们得坚持住。

　　刘晓林的“坚持”意味深长。无论职位如何变化，始终工作在临床第一线，是一种坚持；无论儿科多么清贫，从不收药品回扣，是一种坚持；面临压力，从劣质奶粉事件发生到诊治患儿，从不逃避，是一种坚持；面临未知，将手足口病疫情直报至卫生部，是一种坚持；身患乳腺癌，仍然乐观工作和生活，是一种坚持；身陷“医闹”事件，凛然面对并心怀慈悲，也是一种坚持。

　　1999年，刘晓林查出了乳腺癌。“哭过”，她说到这个的时候不肯看我们的眼睛，“但不是大哭。”一个刚过40岁的女人，怎么可能无所顾忌、心无牵绊呢？那时，儿子刚读初中，爱人即将调往外地工作，她带领的儿科刚刚起步。刘晓林做了最坏的打算之后，将儿子送到爷爷奶奶家，将科室工作完全交接好，坚持在本院接受根治手术和化疗。在化疗期间，只要身体允许，一旦科室有事打电话来，她就会立刻赶过去。

　　患病之后的刘晓林对患者与医生两种角色都有了更深的理解。她一直疑惑的是，为什么这两种角色现如今越来越对立了呢？刘晓林还是怀念她刚当医生的日子，“不管怎么样，即便孩子没抢救过来，看到医生尽心尽力了，家属都是感谢的，能全家都呼呼啦啦给你磕头”。

　　现在的医生不好当。刘晓林特别坚持用药原则，在门诊遇到感冒的患儿，她不主张用抗生素，可是家长常常不理解，几次因为处方费用太便宜被家长怀疑不负责，让刘晓林哭笑不得，但还有一些极端的家长，伤了刘晓林的心。

　　2008年秋季，阜阳的手足口病疫情得到控制，两个后遗症比较严重的孩子被转至合肥的省级医院继续治疗。孩子长期住院，家长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来源，而且家中已无钱继续负担医疗费用，他们又回到了阜阳市人民医院，而且认定“是儿科给治坏了”，要求免费治疗。要求逐渐升级为威胁，特别是其中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个艾滋病患者，时常醉酒后划破手指在病区走廊里把鲜血到处甩，严重影响了医生护士的正常工作。

　　“我是当时手足口病病区的负责人，这是手足口病的遗留问题，我不能让年轻医生承担后果”，早已不担任儿科主任的刘晓林坐不住了，“而且，那两个孩子我看着治疗了半年多，他们的情况我了解，不求他们报恩，但不能这个样子胡闹。”刘晓林是带着感情主动去找患儿家属做工作的，没想到的是，孩子父母一改过去的尊重，恶狠狠地威胁道：“你不把我儿子治好，你儿子也别想活！”刘晓林厉声说：“孩子都是无辜的，有什么你冲我来，我不怕！”那对夫妻被刘晓林的凛然震住了，不再做声。

　　但是，时隔不久，情绪激动的患儿家属竟做出了打砸救护车的疯狂举动，还多次冲进刘晓林的门诊、办公室，扬言要伤害她、致残她儿子。为了保护她，领导劝说刘晓林暂时到外地避一阵，等风波过去了再回来。

　　刘晓林很无奈，告诉在外地读大学的儿子不要回来，自己也去了合肥。见到爱人时，她忍不住抹眼泪了，“我觉得自己就是东郭先生，咋救了人还被咬了一口呢？”再想想自己从医近30年，从没有私心，更无害人之心，连自己化疗期间都不能放下病房里的娃娃，爱人出车祸骨折都没能请假照顾，80多岁的母亲瘫痪在床也只能抽出下班时间去看看。如今，因为工作，有家回不去，见不到最心爱的病房和娃娃，她想不通，心中梗着，难受。那之后的几个夜晚，她失眠了。如果解决的方法只有等待，对于热爱工作的刘晓林来说，又多了一层煎熬。

　　“……我实在想不明白，我无愧于病人，他们怎么能够这样对我？我离开阜阳已经20多天了，我什么时候能正常工作和生活？我一直低调做人，也没想当劳模，我就想当医生……”这是刘晓林给领导发的一条短信。

　　刘晓林不愿意多说那段日子，但我们还是从她骤然低沉的语调和微带忧郁的眼神里，看到了她曾经受过怎样的煎熬。这种回忆很残酷，对以职业为生命的她来说，这样的遭遇太让她寒心了，“好人难做”，她有些伤感地叹着气。我们问她，下次遇到这样的事，还做好人吗？她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要做，娃娃没有错。不管受多大的委屈，回头看看娃娃病好了对你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她好像忘了一分钟之前还在叹息，兴致勃勃地对我们说起那两个有后遗症的孩子，“长得很漂亮，很可爱，治了一年，现在好多了。”

　　采访结束那天是周六，刘晓林说她要请半天假送送我们这远方的客人。那天，她穿了件蓝色的呢子上衣，缀着五彩斑斓的纽扣，映衬出一张神采奕奕的生动的脸。她挑了家音乐茶座请我们吃饭，中午的阳光透过窗纱，洒在她恬淡的笑脸上……这是中国百万基层医生中的一位，她怀有对职业的大爱与良知，凭着医者的责任与坚持，义无反顾地奉献着青春，守护着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