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当内科实习医生时, 我们所经历的肾功能衰竭患者基本都无法医治。当我大学毕业时，正逢中国器官移植刚刚起步。

　　那个年代，我听得较多的名词就是“肝移植、肾移植、免疫抑制剂、器官、脑死亡……”。“脑死亡”这个词是从裘法祖前辈（以下简称“裘老”）的口中第一次听说。没想到这个听起来很简单的名词概念却影响了我最近11年（2000-2011）的学术探索轨迹。

　　作为很多年“人大代表”的裘老，曾在上世纪70～80年代多次做过脑死亡立法的提案。但由于没有一批专业人士立志于脑死亡概念的医学科学教育普及，直到他老人家过世这个话题都还没有完结。由于没有与脑死亡相关的政策性医疗实践，中国国内长期无法正规推进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这项关键性工作。

　　如何根据社会发展和进步及时调整器官来源方向？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性任务。

　　2000年，我从英国回到武汉同济医院，出任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由于脑死亡仍然没有立法，国际主流来源的器官捐献还是无法推广。当时我想，如果不能彻底改变器官来源方向，至少也要努力改变一下器官来源的结构。于是推出亲属活体移植方案，即家庭内自救方案和多家庭互救方案。此后，我和我的同事曾凡军教授等先后到全国各地，通过学术报告和手术演示等方式推广亲属活体移植技术。最终使之成为大陆主要移植器官来源之一。

　　但活体移植不可避免地要从生理和心理上伤及健康人群，并非最终解决方案。因此，2000年以来，我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研究如何推进脑死亡和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医疗实践这两个重大难题上。2003年，在我的直接策划和统一协调下，通过与神经内、外科专家合作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成功实施了10余例脑死亡判定成立后停止治疗的专题研究。这批案例完全不涉及器官捐献，并将每个案例如实通过媒体公布于众，作为科学普及宣传。脑死亡停止治疗，又不涉及器官捐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去利益化”研究阶段。2003年底，终于完成了我国第一例脑死亡标准判定成立之后的自愿无偿器官捐献。2003-2009年间，我与深圳市红十字会合作，先后成功实施100余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且成逐年增长趋势。

　　2010年，我国通过卫生部与红十字会合作的方式正式启动涵盖16个省、市的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两年来，试点工作取得了不可估量的成绩。但要想国际通行的标准化脑死亡器官捐献项目“明正言顺”地在我国安全着陆，仍然是任重道远……

　　更多精彩内容，请见2012年3月8日第7个世界肾脏日专题

http://zt.cmt.com.cn/zt/wkd/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