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

　　北京妇产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是国内知名的三级甲等妇产专科医院，位于朝阳区姚家园路。创建于1959年6月6日，前身是直属中央卫生部的北京妇幼保健实验院，我国妇产学科奠基人林巧稚为首任院长。

　　2月10日，北京妇产医院化验室，医生每天都要用显微镜对两百多样本进行检测。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2014年“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该院分娩量比上年增加了25%。

　　下周，“单独两孩”新政在北京落地将满一年。

　　这样的改变，最直接的是增加了分娩量。一年内，北京收到超过三万“单独”夫妇递交的生育申请，年分娩量也逼近25万。

　　作为在京庞大婴儿群体的“接生方”，1.7万个婴儿去年在北京妇产医院降生。从一线医生到医院管理者再到部门施政者，都成为助产资源如何合理调配的解局人。他们的课题便是，在医疗资源几乎满负荷运转的北京，该如何持久化解这场“婴儿挑战”。

　　现场

　　半天门诊看60个孕妇

　　如同一年中任意抽取的一天。邹丽颖下午的门诊自1点钟、短暂午饭后开启。

　　北京妇产医院东院区，产科门诊高危2诊室里，副主任医师邹丽颖正将胎心监测仪贴近产妇的肚子。几秒钟后，整个诊室内充满了突突的心跳声。

　　“胎心140。”邹丽颖对产妇微笑示意，随即从检查床旁回到办公桌前。她知道，在四个小时出诊时间内，自己即将五六十次折返于这数米之间。

　　床上的产妇黄晓（化名）费力地挪起孕34周的身体。这是她第二次即将分娩，她的腹部还遗留着第一胎剖宫产的痕迹。

　　在邹丽颖的诊室门口，几十名产妇自中午便坐在楼道的椅子上排队等候。在挂号窗口前、取号机前、抽血窗口前，每一个产检可能遇到的环节，都聚满了人。除孕妇外，不少男士也在等候的队伍中。

　　“人更多了。”这是邹丽颖自去年2月“单独两孩”实施之后，对新政“满年”的首个印象。这一年，邹丽颖的工作量比去年更大了——她每周有几个早晨要查房，病房里会有30多个产妇接受她的“把关”；她每周还要出三天门诊，平均半天门诊至少要看60个产妇；最忙的时候，她一周要做十几台手术。

　　北京妇产医院介绍，该院现共有222张床位，目前每个月建档1000名左右。2014年，分娩量达17215人次，比2013年增加了25%。

　　变化

　　高危产妇为门诊“加压”

　　在邹丽颖所在的产科门诊高危诊室接诊的病人中，像黄晓这样有过剖宫产经历的“两孩”妈妈不在少数，还有不少更危险的情况。

　　比如妊高症。排在黄晓之后的，是一位33岁的准妈妈，她是一位妊高症产妇。她的相关指标检测结果显示比上次产检严重了很多，需要马上住院监测。

　　在她之后，一位身怀双胞胎的产妇已起身等待；后面的一位产妇患有甲状腺功能亢进；下一位则是妇科肿瘤患者。“妈妈都是英雄。”邹丽颖这样鼓励她们。

　　作为高危产妇的“把关者”，邹丽颖的病房每周有40余名婴儿诞生。她鼓励每位具备条件的产妇顺产；但每周，她的手术台上都会躺上几位因各种疾病，不得不剖宫产的产妇。

　　她接诊的大龄、高危产妇也明显增多，在她接诊过的产妇中，最大的一名43岁。

　　虽然按照市卫计委的统计，在“单独两孩”目前每月2000-3000例新增申请量中，97%的对象为26-40岁育龄群体；但申请者中仍有2.5%属于41岁以上高龄产妇。这意味着，北京过去一年至少700位41岁以上高龄妈妈申请生育“单独两孩”。

　　应对

　　3年将增设千张产床

　　统计显示，2014年，整个北京市“单独两孩”再生育申请30305例，审批28778例。市卫计委近期表示，这一数字在预期范围之内。事实上，去年新政实施之初，政府部门曾经做出了一年增量5万“两孩”的预判。

　　相应准备，包括北京3年将增设产科床位1000余张，可增加约7万人次分娩量。如果充分利用资源，北京2014年-2016年每年可容纳分娩量分别约为29万、31万、33万人次。

　　此外，北京还启动一系列优化医疗资源配置的举措，比如引导正常孕产妇到二级及以下助产机构建档、分娩；大医院产科床位至少要为危重病人预留出四成；剖宫产须符合相应医学指征、提高床位周转效率等。

　　不少医院也根据自身情况，调配产科资源。作为副主任医师，邹丽颖问诊时，一些记录的完成、化验单子的开具，都会交由助手完成，节约她问诊的时间。

　　此外，去年起北京妇产医院推出了主诊医生负责制，孕妇从第一次产检到生产、产后恢复，都由一名主诊医师领衔的医疗团队全程跟踪负责。

　　预判

　　三至五年方能见影响

　　34岁的黄晓是北漂，她曾经生育过一个男孩。黄晓觉得，两个孩子会让家庭更快乐。邹丽颖也认为，单独两孩的放开，从个人角度来看是非常人性化的举措。

　　但这样的选择令黄晓承担了更大的压力。首先是年龄，和五六年前初次生育时相比，黄晓认为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是十分好。多养一个孩子，家庭开支将超过预算。

　　这也是令不少“单独”乃至“双独”家庭陷入“生与不生”两难境地的问题。

　　31岁的周明（化名）夫妻都是基层公务员，对于是否生“两孩”，夫妻俩算了一本“经济账”后发现，“养不起。”

　　同时，近日不少媒体也报道了“单独两孩”政策在各地实施“遇冷”的消息。

　　是否真的“遇冷”？国家卫计委官员近日指出，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106.9万对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基本符合预期。预计2015年，受单独两孩政策影响，出生人口比2014年多100万左右。“在我国育龄妇女趋于减少的情况下，出生人口不降反升，这表明单独两孩政策的效果正在显现。”

　　对于北京的预判，市卫计委也并不认为单独两孩会“遇冷”。市卫计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钟东波指出，政府此前公布的预期数据是生育意愿，但转变为生育行为还会有更多因素。“比如今年条件不具备，有可能到明后年。”他认为，大约要花上三到五年，才能看出该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具体影响。

　　这意味着，在未来，北京还将继续面对“婴儿挑战”。

　　改革者说

　　去年北京实施了单独两孩的政策，并计划在3年内再增加一千张产床，同时也鼓励社会资本在产科建设上给予更多关注和投入。

　　目前，市民反映的建档难，实际上存在结构性矛盾，如大医院建档难，但这些医院主要承担的应是高龄、危重产妇的保障问题。对于高危产妇，我们今年要求任何一个三级医院的产科都必须接诊。同时，今年提出强制要求，所有三级综合医院必须建妇产科。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主任方来英

　　（原文标题：“单独两孩”挑战北京医疗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