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围产保健之母”严仁英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4月16日13时2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4岁。

她通过大量的人群研究证实了新婚和准备生育的妇女服用小剂量叶酸增补剂，可以减少70%神经管畸形儿的发生，通过三年普及、两年提高的步骤使中国神经管畸形的发生率下降了50%。

现在几乎所有的孕妇都会进行产检，这就属于围产医学保健的范畴。在这个领域深耕多年、颇有研究的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前任主委、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杨慧霞是严仁英招收的最后一名博士研究生，是严老的“关门弟子”。

“我读博士的时候，老师很忙。1999年，我和老师一同去台湾进行医学交流，和老师住在一个房间。”这次台湾之行，让杨慧霞对老师有了更深的了解：“那时她已经86岁，思路清晰，待人和善。”严仁英是交流团中年纪最长的医生，但事事都会考虑被别人的感受，自己的事情都能自己处理好，而且对所有的人都很亲切，能够包容每个人。

每个研究生都要写论文。严仁英不仅给学生改论文，更是能站在更高的角度给学生以指引。杨慧霞读博士时，妊娠 还不多见，但是严仁英高瞻远瞩，仿佛看到了20年后的发展趋势。她指导杨慧霞进行妊娠 ，杨慧霞也坚持下来。如今，杨慧霞经常在国际大会上分享中国妊娠 的研究成果，“这与老师当年的指导分不开。”

“其实老师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做人，都值得我去学习。”2013年，严仁英迎来百岁生日。彼时，严老已经卧病在床。杨慧霞和严老的另外一位弟子一同编辑了一本书：《慈母仁英》。

在这本书中，记录了严仁英的成长故事：她生于名门，自幼聪明好学。严仁英的祖父严修是我国近代教育的先驱，是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创办者。青年时代，她考入清华大学，同时兼修协和医预科的课程。

后来她考入协和医学院，师从林巧稚。她曾经担任过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院长，开创了我国的围产医学保健事业。她在大学时代遇到了一生的伴侣：王光超。王光超是我国著名的皮肤科专家，也是王光美的哥哥。

下面就来跟随着《慈母仁英》的照片来看看她的成长吧——

1913.11.26 生于天津

“我出生于民国初年，6岁丧父，随寡母和兄姐们生活在大家庭中，略处于弱势。祖父较开明，重视子孙辈的教育，家教也很严。这样的环境造就我顺从、宽容、乐观、知足和勤俭的习惯和心态。”

1933-1935年 清华大学

“家里没有人搞医，我想学医的初衷是希望能给家里人看病。后来听从母亲建议，我先去清华读了生物。清华生物系的老师都知道我想学医，就允许我选修协和医预科的必修课程。”

1935-1940年 协和医科大学

1935年，严仁英考入协和医学院，并拿到奖学金。经过五年“没有商量余地的淘汰制”的学习，1940年夏，严仁英获得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

1940-1942年 协和医院妇产科住院医师

“快毕业的时候，妇产科和小儿科的主任都找我谈过，想留我做大夫，我最终选择了妇产科。因为妇产科是‘一个人进、两个人出’的甜蜜事业。我在恩师林巧稚教授的指引下，留在协和医院妇产科任住院医师。但是好景不长，1942年美日宣战，协和医院被迫停办。”

在林巧稚的安排下，严仁英来到了中国第一位女医学博士杨崇瑞创办的国立第一助产学校附属产院。在这里，严仁英开始体会到“预防”和“保健”的重大意义，为她日后走上“围产保健”之路埋下了伏笔。图为： 国立第一助产学校大门。

1946-1947年 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现北大医院)妇产科住院总医师

“1945年日本投降，原由日本人执教的北平大学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停办。1946年初，医院由原协和医院的教授们接管，我也于此时到这里工作。”

“我从协和毕业后，充其量也只做了两年妇产科的临床，要是没有林大夫的鼓励和丈夫的支持，我也下不了这个决心。林大夫说她会定期来查房，手术也会带着我做，还说只要有困难可以随时给她打电话，不分昼夜……”

1948年，在林巧稚的帮助下，严仁英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妇产科内分泌学一年。图为，在美读书时，王光超(左一)、严仁英(左二)与李宗汉、郁知非、马月青、赵英等在一起。

1947年-1952年，北京医学院(现北大医学部)妇产科讲师

“一天同事说，要去给妓女们查体，问我去不去，我说‘当然去’!原来我想，我们过去给她们查体就当做是行善好了，但结果我们却很受教育。自己最初对妓女的印象是片面的，她们之中很多人是被生活所迫，不得以才走上这条路的。”

回国后第一项工作是给妓女们查体。1949年，北京市长聂荣臻一声令下，封闭了北京八大胡同224家妓院，收容妓女1286人。严仁英到教养院工作了四个月。

1951年，在林巧稚的带领下，严仁英参加了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并参与《中华妇产科杂志》的相关工作。图为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北京分会成立。前排右二为严仁英。

1952-1963年 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妇产科副教授、教授

70年代，严仁英在北大医院开设了外阴门诊，专门解决广大女性的难言之隐。她还开发出终止妊娠的药物，成为我国药物流产技术的先行者，并率先在妇产科增设了“早孕门诊”。图为严仁英教授与生理教研组合作，探索中草药的避孕。

1979年—1983年 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现北大医院)院长

“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看到预防工作社会效益大的特点，我决心脱离临床转向预防研究，特别向农村妇女保健方面转移，为降低我国围产妇女死亡率闯出一条路子。”

1979年，严仁英当选北大医院院长。上任后，她将自己的事业从临床转入当时被认为最无前途的预防保健。1988年，北京大学妇儿保健中心成立。

20世纪八十年代，70岁高龄的严仁英决定要在她后半生，为中国幼儿保健事业办3件事：在北大医院建成一座妇儿大楼;建立全国围产医学会;创办全国性围产医学杂志。

严仁英被誉为“中国的围产保健之母”。在她的大力推广下，围产保健技术应用于全国。我国围产儿的死亡率也由1988年的千分之15.13，降低到1997年的千分之10.93，大约每隔三年下降10%。仁英率先提出了将社会因素纳入孕产妇死亡高危因素的观点，并据此从改善孕产妇周围的社会环境着手，在河南省建立健全了农村三级妇幼保健网，这种采用综合方法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观点一直延用至今。

1990，严仁英带头与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合作“中美预防神经管畸形合作项目”，通过大量的人群研究证实了新婚和准备生育的妇女服用小剂量叶酸增补剂，可以减少70%神经管畸形儿的发生，通过三年普及、两年提高的步骤使中国神经管畸形的发生率下降了50%。

严仁英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学生，并亲自主持修订妇幼卫生专业“妇女保健学”和“儿童保健学”教学大纲，为中国妇女保健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严仁英当了25年的全国人大代表，8年的全国政协委员，带头发出器官捐献倡议，提倡试行安乐死和母婴保健法等提案。

严仁英和王光超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共同在事业上施展才华。作为一名皮肤病学专家，为了妻子蒸蒸日上的事业，王光超心甘情愿退居“二线”主理家务，夫妻二人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相知相伴六十载。“我觉得他这个人呢还是挺跟别人容易合得来的人。看我们俩结婚60年，也没吵过架，也没红过脸，他好多地方都非常支持我，有的时候也有挺多困难的，可是他也没有什么抱怨，也就支持我吧。”

2003年8月，王光超辞世，享年91岁。严仁英继续在北大医院工作到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