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第一个直面媒体的艾滋病患者如是说

案例二：

　　“说实话，我羡慕像陆幼青那样的癌症病人，他们至少可以向周围的人说出他们的病！不用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像我这样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舔舐除了疾病以外的心灵孤独！在精神上远离了爱情、友情、亲情！如果有一天，我的手破了，我去医院包扎，我可以坦然地对医生说：我是HIV携带者，请注意消毒。而医生和其他病人都能很平静。如果有一天，我去理发，我对理发师说：我是HIV携带者，请注意消毒。而理发师和其他客人都能很平静。那一天，就是我的节日！那一天，就是人类成功防治艾滋病的节日。我很清楚，我是看不见、等不到那一天了。但我坚信，那一天必将来临。否则，那就是人类的悲哀！”

　　——一个艾滋病患者的心灵独白

案例三：

　　高耀洁教授因为在防治艾滋病宣传工作中的杰出贡献而荣获国际、国内多项大奖，几乎每一个大奖高教授都不能前往领奖，究其原因，便是一些官方人士害怕高教授利用这些机会把河南艾滋病疫情的真实情况披露出去。于是他们千方百计阻挠高耀洁教授外出，千方百计阻挠记者对高教授进行采访。③

　　钱，是高教授民间“防艾”宣传的一大障碍。为了解决无钱的窘境，高教授开始向社会募集“防艾”资金。然而，在她为防艾而举行的历时半年的募捐活动中，一共才募集到2000元钱，在中原重镇郑州市，在偌大一个河南省，这是多么一个令人寒心的数字啊！

　　——我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艰难防艾之路

　　对于许多艾滋病患者来说，上述案例中的现象他们可能都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着，同样，对于那些致力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人来说，高耀洁教授所遭遇到的困难也并不陌生。

　　自1985年北京协和医院发现我国首例艾滋病患者以来，在短短不到2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直线上升。根据我国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与联合国中国艾滋病专题组联合发布的《2004年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截至2004年9月底，我国累计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89067例，其中艾滋病病例20786例。报告估计我国现存感染者人数为84万，全人群感染率约0.07％。我国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主任沈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控制不力，到2010年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将达到1000万！如此惊人的传播速度使我国已处于控制艾滋病蔓延的关键时刻，要成功实现艾滋病防治目标，不仅需要政府的决心和力量，也需要全社会的自觉和合力。然而，在艾滋病防治过程中，我们却发现，社会排斥成了摆在面前的最大困难。社会排斥不仅不利于我国艾滋病疫情的控制，也使艾滋病患者忍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一个艾滋病患者在病情公开后，其所受到的社会排斥往往是全方位的，教育和就业的机会丧失，婚姻、家庭面临危机，许多艾滋病患者在亲人、朋友的唾弃中孤独地死去。因此，消除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和排斥既是为了使迫在眉睫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也是为了实现对艾滋病患者的人文关怀。

艾滋病患者遭受社会排斥的原因分析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欧国家经济结构的重建使得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个人和群体被甩出了主流社会之外，这不仅给他们带来了物质生活的贫困，而且在精神层面与符号层面也造成很不利的影响。因此在欧洲理论界,“社会排斥”成为一个经常使用的概念,社会学家、政策研究者、政府部门都越来越倾向于从社会排斥的角度来探讨一些社会问题的深层根源。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社会问题的新视角,同时也为我们解释社会问题和探寻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