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第二位大会报告者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董强教授，题目为颅脑动脉夹层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董强教授通过华山脑动脉夹层队列及上海多中心脑动脉夹层队列对颅脑动脉夹层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探讨。

        颅脑动脉夹层是导致青年卒中的最常见病因。19～45岁首发卒中的患者中10%～25%由动脉夹层所致，早期的诊断和治疗对于夹层患者的预后至关重要。然而，单纯依靠影像学诊断的准确性欠佳。近年来，国内外针对夹层形成过程中主动脉壁的结构改变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揭示了管壁结构失衡在夹层发生中的作用。因此，影像学+生物标志物的联合诊断可能会为颅脑动脉夹层患者带来更及时、精确的诊断。

        既往有研究表明动脉夹层患者的血同型半胱氨酸、白细胞水平升高，然而这两者的特异性较低。fibrilin-1蛋白在动脉夹层发生、弹力纤维破裂后释放入血，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基于此，华山医院开展了颅脑动脉夹层前瞻性队列研究，以期评估fibrilin-1与夹层的相关性。

        该研究证明了血浆fibrillin-1在脑动脉夹层诊断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尤其在急性期。且随访期的fibrillin-1水平较急性期显著下降。

        该研究结果使得研究者们进一步思考，颅脑动脉夹层患者血浆fibrillin-1的特异性升高是否受遗传因素的影响?因此建立了上海多中心脑动脉夹层回顾性队列，纳入553名符合入选标准的脑动脉夹层患者，进行全外显子+动脉夹层panel，发现了脑动脉夹层患者FBN1基因错义突变的频率显著高于正常人群。

        FBN1基因的突变位置与表型相关，其中3’UTR突变与血管疾病(如夹层、动脉瘤)密切相关。

        血管损伤后，miRNAs可通过结合靶基因3‘UTR区，抑制靶基因的转录和翻译，影响血管壁平滑肌细胞的功能、破坏细胞基质稳态，促进炎性因子产生和浸润，从而导致血管重构。

        因此，寻找靶向调控FBN1基因的致病miRNA尤为重要。研究者们利用生信数据库筛选出了8个与血管关系密切的候选miRNAs，并通过qPCR检测出了最高表达的miRNA：mir-144-3p。采用miR-144-3p模拟物转染VSMC以及双荧光素酶报告，最终证实FBN1是miR-144-3p的靶基因。

        接下来，研究者们进一步通过细胞实验和动物实验综合评估miR-144-3p在血管重构中的作用，发现了miR-144-3p过表达可抑制fibrillin-1蛋白水平，抑制SMC增殖、迁移和侵袭，确认了AAV-miR-144-3p在体内靶向调控FBN1的有效性。

        随后，研究者们对AAV-miR-144-3p和AAV-NC大鼠颈动脉组织标本进行全转录组测序+SmallRNA测序，采用GO分析和KEGG分析寻找及验证差异基因，并发现了MAPK信号通路可能在miR-144-3p促进炎症方面发挥作用。

        最终研究者们通过调控miR-144-3p检测炎症分子在大鼠颈动脉壁中的表达和MAPK通路分子水平的表达，以及抑制MAPK通路检测炎症分子表达等一系列实验，证实了miR-144-3p通过MAPK信号通路激活p38磷酸化，促进炎症分子表达。

        这一系列研究从临床问题出发，落点于机制探索，历时十年，向我们充分展示了临床与基础研究的巧妙结合，其研究思路的科学性、实验设计的严谨性和背后的刻苦钻研都值得我们学习。

        董教授最后呼吁大家关注卒中这一发病率高的大类疾病中具有特殊病因的特殊群体，并勇于积极探索可能的病理机制、干预方案，以期更好的服务于每一个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