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预计到2050年，全球阿尔茨海默病(AD)的发病率将增加2倍，对患者个人、护理者、家庭和社会都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和经济负担。对于主观认知下降(SCD)人群，约有14%-27%会进展成为轻度认知功能障碍(MCI)和AD。

        建立针对SCD的AD预测模型，对痴呆的早期干预、延缓痴呆进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如何建立这样的预测模型呢?这种SCD预测模型与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什么关系呢?近日，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韩璎教授团队进行了这种预测模型的研究设计，设计方案已发表于国际著名AD期刊Journal of Alzheimer’s Disease。

        那么，该研究是如何设计，又将怎样实施?该方案有什么新颖之处，对痴呆的早期干预有什么重大意义?“医学界神经病学频道”特邀通讯作者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韩璎教授来为大家解读。

        中德联合，严谨的设计方案，

        旨在建立跨文化的SCD预测模型

        根据2014年Jessen教授对SCD的定义，需同时具备以下两点：①自我感觉与自己之前正常状态相比，认知功能持续下降，并且与急性事件无关;②经过年龄、性别和受教育年限校正后，认知功能客观检查正常，或者未达到轻度认知功能障碍(MCI)的诊断标准。

        AD是不可逆转的，发展到痴呆阶段将无法治愈，然而该病却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的。因此，研究者逐渐将AD的诊断前移至MCI阶段和临床前期阶段(尤其是在SCD阶段)。

        SCD通常会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在病理生理机制上也存在很大的异质性。尽管关于SCD的共识标准和指南已经被建立，但目前关于跨文化的多中心-大样本的队列研究仍旧缺乏，也没有相关的“针对个人诊断或预后的标准化的跨文化预测模型”被建立，为了解决这一科学问题，韩璎教授团队开展了这项研究工作。

        本项研究联合中国与德国团队，预计纳入330名中国SCD和380名德国SCD分别组成SILCODE(中国队列)和DELCODE(德国队列)两个研究队列，患者自愿接受淀粉样蛋白-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Aβ-PET)后将参与者分为：Aβ(+)SCD患者和Aβ(-)SCD患者。并对两个队列进行多维比较，进一步建立针对中国和欧洲SCD人群的预测模型。

        中国SCD vs德国SCD，有何不同?

        研究团队目前共招募到141名中国SCD和338名德国SCD。中国队列中63名SCD患者进行了Aβ-PET，37位为SCD(-)和26位SCD(+);德国队列中59名SCD患者进行了Aβ-PET，45位为SCD(-)和14位SCD(+)。

        初步分析结果显示：

        1)与对照组相比，SCD患者在人口统计学信息、神经心理学测试和局部脑萎缩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

        2)在中国队列中，SCD(-)与SCD(+)相比，载脂蛋白APOEε4具有显著差异。

        3)在德国队列中，SCD(+)组的年龄显著大于SCD(-)组;与SCD(-)组比较，SCD(+)组的语言和记忆功能也显著降低。

        4)在中国队列中，SCD患者的脑灰质体积减少主要在：右侧海马及海马旁、右侧正中扣带回、左后扣带回、右侧楔前叶等。而在德国队列中，SCD(+)患者与对照组相比，无明显的局部脑萎缩。

        总而言之，韩璎教授团队进行的是一项针对中国和德国老年人，大型的、跨文化、纵向的研究。该研究基于临床症状学、血样本、APOE、MRI数据，旨在建立一种针对SCD(+)老年人的跨文化诊断模型以及风险预测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