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慕明说：“基础研究的终极目标，除了对自然界外在宇宙的研究，还有对人类内在宇宙，也就是对人类大脑的研究。”

人脑拥有近1000亿个神经元和100万亿个连接，是科学中最大的谜团之一，也是医学上最大的挑战之一。为此，脑科学研究成为各国科技发展必争的前沿高地。我国也将“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上升为国家战略。

然而时至今日，人类对大脑运作的原理仍然知之甚少。

这是一个投资规模会比现在任何一个重大专项都有数量级上飞跃的赛道。

2021年9月，酝酿6年多的“中国脑计划”在千呼万唤后终于正式启动了。

中国脑计划是“脑科学与类脑科学研究”，其中涉及59个研究领域和方向。整体规模有望达到百亿甚至千亿级，比肩美国脑计划。

而蒲慕明在脑科学领域的科研至今已走过二十多年跋涉攀登。

“他几乎凭一己之力打造了世界一流的神经科学研究所。”世界神经科学领域有极高声誉的格鲁伯基金曾这样评价蒲慕明。

1999年，蒲慕明出任中科院神经所所长。

2009年，蒲慕明组建了脑疾病研究中心，开创性地建设了非人灵长类食蟹猴基地、绒猴基地、脑功能磁共振成像平台以及干细胞研究平台等。

2014年，中科院脑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在上海成立，蒲慕明被任命为中心主任兼首席科学家。现已扩展为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2018年，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下称“上海脑科学中心”)正式成立。

脑科学未来10年的发展，从2022年便正式开始了。“再出发”是重整队伍再出发，是直面我们未来的挑战，包括前沿科学的挑战，包括国际科技竞争的挑战。

——蒲慕明

以下为蒲慕明院士对“2022年脑科学再出发”的三个反思——

反思一：

是传统小实验室还是团队攻关?

脑计划专项主要是针对社会需求、前沿需求，包括社会、经济、健康等需求。而实现这些需求需要我们重整队伍，形成团队协作攻关，而不只是注重各个实验室的个人独立探索。

虽然自由探索是脑科学的传统，但是这种模式不能让我们面对现在的挑战。目前，我国脑科学的科研力量可能是美国的1/10，欧盟的1/4。所以，我们要想在国际上占据一席之地，不能按照传统模式，一定要做应用导向的自由探索、基础研究。

反思二：

从0到1还是从1到100?

从0到1、从1到100都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有人做0到1的工作，这是源头。但是，也需要有人将它推向实际应用，这是1到100的创新。

真正有胆量到深海钓大鱼的人不多，所以我们不能希望每个人都做0到1的工作。绝大多数人应该重视如何将原创理论工作推向实际应用，要持续做而不是出了论文便终止。要持续发展，一定要让创新与创造结合。

反思三：

如何在未来人工智能时代不再被卡脖子?

类脑计算被认为是打开通用人工智能的钥匙，也被认为是下一代的人工智能。脑科学的基础研究产生的新想法、新发现可以帮助更好的设计人工智能算法。

目前，国内的人工智能发展非常迅速，在应用层面上世界领先。但是最原始的算法创新，主要使用的都是在国外开源的算法做增量式的改进，一旦面临“卡脖子”的问题，我们便会面临大问题。

所以，我们要面向未来，对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机器学习的算法，尤其是类脑器件等加大研究，而这些恰恰是脑科学可以提供的。

经过3年多的摸索，脑中心正逐步成为上海各个科研单位“脑科学研究”和“类脑研究”的协调单位，开研讨会、组织团队，推动平台建设，建设共享平台。

同时，脑中心还成立了“青年人才培育计划”，设立“求索青年研究组长”、“求索青年研究员”、“求索博士后”，通过脑中心给予分布在各个单位的青年人才特殊资助。通过这些求索青年，可以充分协同研究方向，碰撞思维的火花。

2022年，脑中心还准备大力推动脑科学的数据协调，推动数据的合作共享、统一化、标准化，将数据的使用和影响不断扩大。

“基础研究就像出海钓鱼，目标决定了方向、收获。如果是钓小鱼，你可以很快得到成果，迅速返航;如果是钓大鱼，你便要到深海中去，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

“再出发”同样如此，只有不断反思自我工作，积极配合时代需求，有目标、有方向地探索，才能不断地去追逐‘深海中的大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