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已经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十年,是一个足以重新开启又一个记忆的单元。但是,当我们回望与“死神”抗争的岁月,发现那些故事与境遇,已经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和无数个体的命运,留下了未来多少年仍然挥之不去的印象与图景;也让我们在面对未知的危险时,学会了冷静、理智和沉着。或许,非典的价值,正是十年来的那些变与不变。
这片被灰墙拥围的百余亩土地,已经找不到当年非典的痕迹。废墟上残留的刺柏和黄杨树提醒我们,十年前这里曾以7天7夜的“非典型”速度,搭成了一座非典医院。
南侧一墙之隔的小汤山医院内,还有一排没有拆除的简易板房。房间里,一些纸箱外壳上清晰地印着“抗SARS捐赠物资”。
一周之后,上午10点,中国医师协会会长的办公室里,张雁灵正在安排协会的一些日常事务。这位解放军总后卫生部前部长在半月前刚刚上任第三届医师协会会长。已过花甲之年的他,穿着惯常的军绿色毛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放下刚刚打完的电话,张雁灵抬起头,顺势靠在椅背上,军人特有的目光直射过来:“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你们想了解什么?”
潘多拉盒子被打开
不知从何时开始,车内突然安静下来,静得连彼此的呼吸都能分辨,所有人此刻都面无表情。
驾驶室的挡风玻璃上“车已消毒,请注意保持通风”的警示牌,一直在提醒车内的人:这是“非常时期”。
2003年4月29日19时40分,汽车疾驰在北京西三环主路上,扑向位于北京城正北60公里处的昌平小汤山镇。
偶有几辆外地牌照的汽车匆匆开过,坐在车窗旁的张雁灵一改往日沉静。“当时我可以说是焦灼不安,对目的地的情况一无所知。”
两个小时之前(17时30分),他还在国防大学为专业论文《公共卫生安全与国家安全战略》准备资料,突然电话响起,来自总后勤部的指示让他顿时坐立不安——做好一个临时非典医院院长的上任准备,即使这个任命书还在军委领导审批的路上。如果在平时,这样的操作程序简直不可思议。
而当时的情景是,全北京市累计收治非典病例2705人,其中确诊病例1347人,疑似病例1358人,66人因患非典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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