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前，由于“非典”的惨痛教训，中国在之后加大了对公共卫生的投入。有人将“非典”称为中国公共卫生史上的转折点和里程碑。今年，新冠肺炎却以远超“非典”之势袭来。

在2013年，也就是“非典”发生后的第十年，有大量关于反思“非典”的文章发表，然而无论是17年前的惨剧还是7年前的反思，仍未能真正补齐公卫短板。人们不禁发问，我国公共卫生还有什么漏洞需要弥补?

直报系统虽有缺陷，但并非“花架子”

中国在“非典”后建立一套公共卫生监测预警系统，投资高达7.3亿。医疗机构和卫生机构确诊甲类、乙类传染病病例后，可以通过疫情网络直报系统直接报告。就在去年，国家卫生健康委举办了“非典”后第一次大规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信息直报由原来的5天，缩短为目前的4小时内。

看似迅速的系统，在此次疫情中并未及时发挥作用。江苏省预防医学会会长、原江苏省疾控中心主任、省卫生厅副厅长汪华曾告诉媒体，这套系统存在明显缺陷：新发传染病不在报告范围之内。

汪华介绍，对于公共卫生疑似突发事件，有另外一个报告系统。由于是疑似病例，因此不对外公布，要通过专家评估、核实、诊断，最后确定是否构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这过程中就需要一定时间。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教授毛寿龙认为，新发传染病定级不一定要上升到国家层面。一旦地方发疫情，在本地就应该可以定级，但这需要中央层面给地方相关授权。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原院长姜庆五则建议，对于一个新发传染病，要加强“症状监测”，而不是“疾病监测”。

此外，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该系统也被医生和医疗机构搁置。据媒体调查，多位临床医生表示，直报系统复杂，不少医生没有经过培训，不知道如何有效使用。在尚未摸清病情前，大部分医院不会或不敢通过系统直报到国家层面，而是通过电话或邮件的形式报到市里或者省里。

尽管直报系统遭受巨大质疑，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仍为之正名，“中国疾控直报系统不是花架子，实际上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厉害。”张文宏认为，各大医院体系建设是第一关，即医院有一个能够对常见病原学有很强诊断能力的科室，迅速进行病原体的鉴定。

日前，张文宏提出，当前大多数医院并不具备检测流感和各种病毒的能力。首先医疗机构要建立强大的传染科和临床微生物科体系，临床医生要具备甄别感染疾病的能力，区分各种常见的病毒和细菌。在发现如SARS类的传染病后，医院立即边申报边隔离。

过往传染病防治经验应推广全国

从“非典”到新冠肺炎这17年，中国不止一次应对传染病带来挑战：2009年H1N1在全球大流行、2013年H7N9长三角流行，另外还有引起民众短暂恐慌未造成扩散的2015年广东输入性MERS病例，以及2019年北京鼠疫输入病例。

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论文中提到，2013年3月上海及安徽出现不明原因肺炎后，相关部门迅速确定病原体是H7N9禽流感病毒， 随后卫生部门采取了系列应急措施控制了病情，此后长三角地区发生的H7N9感染也很快被消除。但是，这些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的科技创新成果和应对重大传染病的宝贵经验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推广力度不够，没有形成制度化、常态化和系统化。

地区主要领导是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指挥主体，在公共卫生事件萌芽阶段的早期判断与应对上，极为需要第一时间组织专家团队提供决策建议。

在此次疫情中，科研人员病毒分离、基因测序的速度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但武汉当地尚未建立起透明且灵敏的重大传染病防控启动机制，毫无疑问，这是造成病毒扩散至全国的原因之一。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指出，武汉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应急管理和治理能力问题。在遇到重大的、难以预料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如何判断，如何启动响应机制，有没有一套应急体系、应急的预案，十分重要。

中央指导组赴湖北指导防疫工作后，当地混乱的管理状况逐步得到解决。例如，在短短数天，中共中央对湖北省委高层进行人事调整，当地疫情防控注入了更多“专业”力量。

赋予疾控中心更多信息发布权力

2013年，流行病学专家曾光曾经回忆过“非典”往事。当年1月，曾光随原卫生部专家组去广东进行过调查，但那时都忙着寻找和确认病原，没人关心公共卫生专家的分析。

很显然，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依然存在公共卫生专家发声弱、发生晚的问题。姜庆五指出，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到达武汉后，没有看到有流行病学或公共卫生学专家出来发声。在最初的调查中，流行病学调查的跟进不足，仅将病例锁定在华南海鲜市场。

在疫情爆发之初，全国各省市派遣大量医疗队援鄂，直到2月初，各省市才陆续派遣疾控队伍前往湖北进行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非典”期间，很少有官员了解公共卫生知识，有位省长对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说，“以前不知道疾控中心是个什么单位，SARS之后才知道这个单位是干什么的。”

如今的地方卫健系统中，同样有不少领导没有公共卫生教育背景甚至医学背景。在此次疫情中有部分官员被问责，健康界注意到，9人中大多数进入卫健系统工作时间并不长，担任本职工作时间也相对较短。(详情点击：挨个看看疫情中任免的卫健系统领导简历，我们发现……)

“非典”过后，中国在公共卫生的投资基本花费在硬件上，而人才、制度等软件远未跟上。尴尬的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人才平时不受重视，往往在疫情爆发后才能凸显其重要性，这是每个公卫人都不愿见到的现实。目前开设公共卫生专业的高校较少，由于毕业后就业及待遇不如临床医生导致招生相对困难，公卫人才短缺。日前，教育部已印发通知，硕士研究生计划扩招18.9万人，重点投向公共卫生等专业。

除了声音弱，疾控中心权力也有限。钟南山讲过，各级疾控中心了解疫情，却没有对外发布的权力，只能逐级上报。弊端导致新冠病毒“人传人”这一重要信息滞后20天才对外发布。“CDC的地位要提高，而且要有一定的行政权。”钟南山直言，“如果还不调整，那以后这样的疫情还会出现。”

毛寿龙以中国地震局为例，一旦有地震，中国地震局马上会把监测到的信息向公众及国家各部门报告。疾控部门则可参考中国地震局的形式改革，被赋予更多权力。

日常储备医疗物资，利用好传染病医院及大型场馆

物资短缺使得一线人员感染风险较大，本次疫情发生之初，大量医疗物资在依靠海外捐赠。

“为应对公共疫情的战略物资储备，每个地区都应该有战略物资的仓库，一旦发生疫情，这些仓库储备就能拿出来使用。”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创始人、执行理事长蔡江南认为，这些储备物资应该通过政府买单，因为这是一种国家战略储备，与打仗的武器、粮食的储备类似。

在民间筹集到的物资运往武汉后，武汉存在物资分配混乱、管理不善等问题，人们对红十字会的信任度也跌入谷底。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财政部教科文司原司长赵路认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各类资源需求量大且十分急迫，应当制定相关物资生产、储备、调配、运输等的规划，建立应急救援队伍;疫情发生时，对防疫物资应当统一生产、统一调配、统一运输，最大限度地保障一线疫情防控的需要等。

尽管武汉医疗资源丰富，在庞大的患者数量面前，医院 “一床难求”，导致大量患者未能及时收治。类似问题不止存在于武汉，不少地区在“非典”时候建设的传染病医院没能及时运行。最终，为应对疫情疫情，部分地区临时开工重建医院，造成资源浪费，同时耽误救治时间。

3月10日，备受关注的14家方舱医院迎来“关门大吉”，方舱医院是我国公共卫生防控与医疗的一个重大创举，并且对世界应急体系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家、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辰院士建议，今后，大型会展中心、体育馆、库房、厂房等建造，可以考虑留好接口，同时留出相应空间。一旦出现类似的情况，就能够迅速在24小时内转化成为方舱医院应急使用。

加大公卫投资，至少花费2000亿补短板

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已经得到控制，对公共卫生建设的思考却不应止步于此。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永华认为，如今公共卫生机构的主要精力都用在生存和挣钱上，“过去能力最强的做业务，而现在能力强的搞创收。由于经费不足，很多业务都已名存实亡”。他感觉这十年来的科研经费投入几乎没有什么增长。

清华产业转型顾问委员会主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提议，各级政府在今年制定“十四五”计划时，一定要充分重视公共卫生与防疫基础设施、运营体系、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投资与管理运营规划，从中央到地方花上2000亿~3000亿元把整个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的短板给补上。

业内人士认为，我国需要大力加强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领域的供给侧改革，解决该领域的方向性问题、系统性问题、基础性问题，让该领域成为推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本文部分素材综编自中国新闻周刊、丁香园、中国新闻网、新京报、中国青年报、中国科学报、一财网等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