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状病毒的爆发是一场正式的危机，我们不能浪费它。

        不可否认的是，国际社会正在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因为COVID-19造成的死亡总数已经远远超过21世纪初SARS的死亡人数。

        WHO宣布此次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全球各地的研究人员正在积极研制针对COVID-19的疫苗，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已拨出更多资金用于促进研究和开发。

        然而，即使国际社会对COVID-19的反应相对较强，但考虑到该流行病已经开始流行，这种反应可能被认为太少、太迟了，这是有道理的。这个错误我们不能再犯。

        作为全球卫生研究人员，我们研究疫苗接种和其他防治传染病措施的全部社会价值。考虑到与流行病相关的巨大成本，我们必须开始努力防止下一次疫情的爆发，即使全世界都在努力与之斗争。

        一种可预测的场景

        当前形势的非凡之处在于它的可预见性。

        可以预见的是，此次疫情的爆发源于人类和动物之间的接触，而蝙蝠也可能参与其中。可以预见的是，中心将位于人口稠密的城区，并通过国际航空旅行迅速传播。甚至可以预见，一种未知的病原体和一种已知的病原体一样有可能引发流行病。

        与SARS和寨卡病毒的情况一样，在它开始在中国和其他地方肆虐之前，谁也没有注意到造成当前疫情的病原体。

        可以预见，迅速发展的流行病将对健康、经济和社会产生重大和广泛的影响。

        在疫情爆发不到两个月的时候，中国的卫生系统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在武汉为冠状病毒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方面。此外，这可能会排挤其他条件的治疗。

        经济影响包括制造业、供应链、零售、国际旅行和教育的重大中断。

        由此产生的政治和社会挑战继续堆积，例如大规模隔离、歧视、错误信息的传播、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对已经紧张的国际关系的额外压力。

        这种流行病的总成本已经很高，而且还可能变得更糟。

        流行病的必然性

        当前局势的可预见性反映了疫情和流行病的不可避免性。

        我们可能无法确切地说出它们将在何时何地发生，或者病原体将是什么，但我们知道总会有另一种病原体潜伏着。也有很多理由相信他们出现的频率会增加。

        尽管全球人口增长放缓，但在世界上经济和政治最脆弱的地区，人口数量仍在快速增长。不断增长的城市化正在导致人口密集的大型中心的扩散，这些中心就像是传染病的巨大培养皿。人口老龄化正在增加更容易受到感染和疾病的人的比例。

        由于气候变化，一些病原体和像蚊子这样的重要疾病携带者的地理范围正在扩大。人类不断侵占动物栖息地，也增加了跨物种溢出的可能性。

        国际旅行继续变得更加普遍，全球化确保了任何地方暴发的经济影响都将波及到遥远的人类地区。

        做最坏的打算

        考虑到流行的所有成本以及所有有利于它们反复发生的因素，对致力于暴发准备、预防、缓解和反应的组织和活动的大规模投资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收益。

        流行病防备创新联盟(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s)，一个资助和协调新疫苗开发的联盟，当然值得大量资助，就像一般疫苗平台的开发一样。同样，迫切需要为新型抗菌素治疗和改进诊断提供更多资金。加强对人和动物病原体的监测是另一个紧迫的优先事项。

        然而，也许比资金更缺乏的是负责控制和应对传染病暴发的松散的国际和国家组织网络中许多参与者之间的充分协调。全球卫生系统支离破碎的性质造成了大量研究和功能差距以及重复浪费的努力的可能性。

        我们以前曾主张建立一个关于传染病威胁的全球技术委员会，以改善各组织之间的协作与协调，开展必要的研究，并为管理全球风险提出高水平的、基于证据的建议。这样一个委员会将由来自广泛学科的专家组成--包括流行病学、疫苗学、公共政策和经济学--它可以隶属于世界卫生组织，也可以独立存在。

        最重要的是，我们迫切需要更多和持续的资源来预防或至少减轻下一次疫情及其影响--无论是由另一种冠状病毒引起，还是由埃博拉病毒、大流行性流感或尚未发现的病原体引起的出血热。

        采取这些措施可能代价高昂，但坐视不管将付出更大代价。下一次爆发肯定就在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