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自武汉暴发流行以来，已在全国范围内蔓延。截至截至2月23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49824例(其中重症病例9915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24734例，累计死亡病例2592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7150例(湖北省订正重复报告病例195例)，现有疑似病例3434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635531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97481人。那么近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研究，包括病原学、病理学、流行病学、诊断、治疗及预防有进展有哪些呢?请随梅斯小编一起来回顾一下吧：

病原学篇

【1】bioRxiv：从穿山甲中发现新冠相关冠状病毒

新冠病毒的溯源研究得出最新成果。当地时间2月18日，预印本网站bioRxiv(未经同行评议)发表论文“中国南方马来穿山甲2019-nCoV相关冠状病毒的鉴定”，通讯作者为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新发传染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管轶教授、广西医科大学胡艳玲教授。

在此次这项最新研究中，管轶等人报告了在中国南部反走私行动中查获的穿山甲(哺乳纲鳞甲目)中发现了2019-nCoV相关冠状病毒。他们发现，穿山甲相关的冠状病毒属于2019-nCoV相关冠状病毒的两个亚型，其中一个的受体结合域与2019-nCoV非常接近。

作者们认为，研究发现的多种穿山甲冠状病毒谱系及其与2019-nCoV的相似性表明，应该考虑将穿山甲视作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潜在中间宿主，并应将其从菜市场上清除，以防止人畜共患传播。

而此前的2月7日，华南农业大学、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沈永义教授、肖立华教授等科研人员联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及广州动物园科研部也公布了研究成果：穿山甲为新型冠状病毒潜在中间宿主。

该团队通过分析1000多份宏基因组样品，锁定穿山甲为新型冠状病毒的潜在中间宿主;继而通过分子生物学检测，揭示穿山甲中β冠状病毒的阳性率为70%;进一步对病毒进行分离鉴定，电镜下观察到典型的冠状病毒颗粒结构;最后通过对病毒的基因组分析，发现分离的病毒株与目前感染人的毒株序列相似度高达99%。

不过，沈永义等人的研究成果目前尚未正式发表。

值得一提的，穿山甲是所有哺乳动物中非法贩卖最为严重的，被用作食物来源，鳞片还被入药。因此，穿山甲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关注，中华穿山甲等穿山甲物种现在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为濒危物种红色名单上的极危物种。

【2】Lancet：2019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及流行病学特征

2019年12月下旬，中国武汉报告了因不明微生物引起的病毒性肺炎患者，随后鉴定为新型冠状病毒，暂定名为2019-nCoV。截至2020年1月26日，已确认感染病例2000余例，其中大部分有武汉居住或旅游史，并已确认可人传人。

研究人员对9名住院患者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样本和培养分离物进行了下一代测序，其中8名患者去过华南海鲜市场。研究人员从样本中获得了2019-nCoV的完整和部分基因组序列，以确定病毒进化史，并帮助推断其可能的起源。通过同源模建研究病毒可能的受体结合特性。

从9例患者中获得的2019-nCoV基因组序列极为相似，同源性达到99.98%以上。2019-nCoV与2018年在中国东部舟山采集的两种蝙蝠源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样冠状病毒(BAT-SL-CoVZC45和BAT-SL-CoVZXC21)密切相关(具有88%的同一性)，但与SARS-CoV(约79%)和MERS-CoV(约50%)存在较大差异。系统发育分析表明，2019-nCoV属于β-冠状病毒属的Sarbecovirus亚属，与最近的亲缘种bat-SL-CoVZC45和bat-SL-covzcx21相比，分枝长度较长，在遗传上与SARS-CoV不同。同源模型显示，尽管部分关键残基存在差异，但2019-nCoV具有与SARS-CoV具有相似的受体结合结构，。

2019-nCoV与SARS-CoV有很大的不同，是一种新型人感染β-冠状病毒。虽然系统发育表明蝙蝠可能是该病毒的原始宿主，但在武汉海鲜市场出售的动物可能是其人群传播的中间宿主。结构分析表明2019-nCoV可与人类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受体结合。这种病毒未来的进化、适应和传播需进一步调查。

病理学篇

【3】Lancet子刊：首份新冠肺炎病理报告发布，类似SARS和MERS

由于此前几乎没有进行尸检或活组织切片检查，因此一直没有新冠肺炎的病理报告。对于解剖新冠肺炎逝世患者遗体的重要性，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丛斌此前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我们对新冠病毒感染致病、致死的病理学机制并不十分明确，对病人体内的免疫性炎症、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细胞缺氧或用氧障碍，系统性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和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MODS)的临床诊断还缺乏形态学依据，这些都需要通过解剖才能知晓。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团队通过在患者死后获取组织样本，研究了一名死于新冠肺炎患者的病理特征。

研究团队申明，“本研究符合国家卫健委规定及《赫尔辛基宣言》。我们的发现将有助于理解新冠肺炎的发病机制，并改进针对该疾病的临床策略。”

值得一提的是，就完整的新冠肺炎患者遗体解剖，在法律政策允许并征得患者家属同意后，第一例、第二例新冠肺炎逝者遗体解剖工作已于2月16日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完成。知名法医病理学专家、湖北省司法鉴定协会会长刘良参会解剖工作。预计10天以内可以得出结论。

研究团队从患者的肺、肝和心脏组织中取得样本，组织学检查显示双侧弥漫性肺泡损伤，伴随细胞纤维粘液样渗出物。右肺显示出明显的肺细胞脱落和肺透明膜形成，表明患者患有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左肺组织显示肺水肿和肺透明膜的形成，表明患有早期ARDS。在两个肺中均可见到间质单核炎性细胞浸润，以淋巴细胞为主。在患者肺泡内腔中鉴定出多核合胞细胞，由于细胞核变大造成非典型的肺细胞增大，细胞中存在两亲性粒状细胞质和突出的核仁特征，表现出病毒性细胞病变。在核内或胞浆内没有发现明显的病毒包涵体。

研究团队提到，新冠肺炎的病理特征与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患者出现的病理特征非常类似。

【4】Lancet：41名新冠肺炎患者，12%出现急性暴发性心肌炎!

2020年1月24日在线发表于《Lancet》上分析COVID-19感染者临床表现的文章同样佐证了该病毒感染可造成心肌损伤：研究分析了截至2020年1月2日共41名确诊COVID-19感染的41名住院患者的临床症状，认为常见症状包括发热、肌痛和疲劳，咳痰、头痛、腹泻以及肌痛次之。

在治疗过程中所有患者均有胸部CT异常、有63%发生淋巴细胞减少、55%患者出现了呼吸困难、29%发生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值得注意的是：有12%的患者出现了急性心肌损伤。[注：在此研究心肌损伤定义为血清心肌标志物(高敏肌钙蛋白I)水平高于99%参考上限，或者在心电图和超声心动图中出现新的异常]

近几日，不少专家和临床医生在接受采访时多次提到了“炎症风暴”概念。尽管COVID-19造成心肌损伤的确切病理生理机制尚未完全明确，但可以肯定的是，炎症风暴是导致暴发性心肌炎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心肌因炎症风暴受累就会导致心肌收缩功能下降甚至停止，患者表现为低血压和血流动力学不稳定，严重者甚至进展为多器官功能衰竭状态进而死亡。

面对炎症风暴，早期干预可以为患者争取更多时间，但如何才能做到早期识别?尽管对COVID-19感染所致的心肌损伤认识尚浅，但既往对急性病毒性心肌炎的诊疗经验依然可以给我们一些线索。

此前，阜外医院唐熠达教授团队通过总结分析该院心内科收治的169例成人急性病毒性心肌炎患者资料后发现：在对成人急性病毒性心肌炎患者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心电图QRS间期延长、入院时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升高、低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及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降低均提示患者有可能出现极其危险的重症心肌炎。

同时，Chacko等人对2009年H1N1所致心肌损伤需入ICU的患者进行分析后认为CK-MB升高可能与骨骼肌受累相关，而肌钙蛋白I的心肌特异性和敏感性更好，因此观察肌钙蛋白I的变化对心肌损伤评估意义更更大。

预判后该如何处理?

对于可能或已经出现急性重症心肌炎的患者，临床上需给予积极的生命支持，包括机械通气以及体外膜肺氧合(ECMO)在内的循环支持并关注生命体征变化。针对心肌损伤可能出现的心律失常和心力衰竭对症予以抗心力衰竭及抗心律失常治疗。

在病因治疗方面，由于COVID-19尚无确切有效的抗病毒药物，暂时并无很好的处理办法，仅建议以支持治疗替代。糖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治疗尚无证据，并不建议贸然采取。

若临床判断需要采用可参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另外，曲美他嗪等心肌营养药物也可能有一定疗效。

【5】NEJM：新冠发病早期上呼吸道病毒载量更高，传播相比非典更像流感

2月19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刊发了来自广东省疾控中心、珠海市疾控中心、中山大学第五附属医院、香港大学的研究团队的通讯文章，显示新冠肺炎患者在发病早期其上呼吸道的病毒载量更高，随着时间的推移病毒载量开始降低。该发现对新冠肺炎的疾控有着重大意义。

作者们认为，新冠病毒载量的表现与2003年在中国暴发的SARS有很大的不同。在发病的早期，SARS患者呼吸道的病毒载量是中度的。在症状发作后约10天时，患者的SARS病毒载量才达到峰值。这意味着SARS病毒主要是在患者发病几天后才开始传播的。

研究人员在广东珠海的18例患者(9例男性和9例女性，中位年龄59岁;范围26至76)中监测了上呼吸道样本有新冠病毒载量，其中包括两个家庭中的4例继发性感染(其中1人从未出现症状，下文中的“患者Z”)。无症状患者之所以被发现，是他与已知病例的密切接触，因此受到监视。

研究人员总共分析了72个鼻拭子(从中鼻甲和鼻咽采样)(图1A)和72个咽拭子(图1B)，每位患者获得1到9个连续样本。

从2020年1月7日至1月26日，共有14名刚从武汉返回珠海并发烧(≥37.3°C)的患者被诊断为新冠肺炎。诊断方法是逆转录酶-聚合酶链反应(RT-PCR)测定，该方法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发，样品在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

在这14例输入病例中，有13例CT显示肺炎表现。症状发作前14天内，这些人都没有去过武汉的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患者E、I和P需要入住重症监护(ICU)病房，而其他患者则是轻度至中度症状。

患者I和患者P是密切接触患者E后，被检测到继发感染的。患者E在武汉工作，于1月17日回珠海探望了他的妻子(患者L)、母亲(患者D)和朋友(患者Z)。患者L和患者D分别于1月20日和1月23日在其鼻和咽拭子中检测到病毒RNA，他们都在出现症状后不久确诊。

患者Z，未报告临床症状，但在接触E后第7、10和11天，他的鼻拭子(循环阈值[Ct]值为22至28)和咽喉拭子(Ct值为30至32)呈阳性。2月6日获得的患者Z的CT也不明显。

另外，患者I和患者P住在武汉，1月11日去珠海探望了他们的女儿(患者H)，并于当天首次出现症状。1月17日，患者H发烧，症状发作后第1天在鼻和咽拭子中检测到病毒RNA。

研究团队分析了从17例有症状患者获得的鼻拭子和咽拭子中的病毒载量与症状发作日的关系(图1C)。症状发作后不久就检测到较高的病毒载量(与Ct值成反比)，且鼻子中的病毒载量高于喉咙。

研究团队认为，这项分析表明，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其病毒核酸排毒规律与流感患者相似，但与SARS患者不同。另外，在无症状患者中检测到的病毒载量与有症状患者相似，这表明无症状或轻度症状患者具有传播潜力。

A组显示了在从14例输入病例和3例继发病例的鼻拭子中检测到的Orf1b在逆转录酶-聚合酶链反应(RT-PCR)分析上的循环阈值(Ct)值。

B组显示咽拭子的Ct值。

Z患者没有临床症状，未包括在图中。患有严重疾病(E，I和P患者)的输入性病例的患者标记为红色，患有轻度至中度疾病的输入性病例的患者标记为黑色，而继发病例(D，H，和L)用蓝色标记。

与轻度至中度输入性病例相比，使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测试重症患者鼻和咽拭子的Ct值，这允许患者内相关性和Ct变化的时间趋势。从重症患者获得的鼻拭子和咽拭子的平均Ct值分别比轻至中度病例的拭子中的棉签值低2.8(95%置信区间[CI]，-2.4至8.0)和2.5(95%CI，-0.8至5.7)。

C组显示了症状发作后第二天，在RT-PCR测定中14例输入病例和3例继发病例中Orf1b的总Ct值。Ct值与病毒RNA拷贝数成反比，Ct值30.76、27.67、24.56和21.48对应于每毫升1.5×104、1.5×105、1.5×106和1.5×107拷贝。阴性样品的Ct为40，这是检测极限。

研究团队最后强调，他们的这些发现与此前有关传播可在感染早期发生的报告一致，并表明病例检测和隔离策略可能需要区别于控制SARS所需的策略。新冠病毒载量与可培养病毒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还需要确定，而对口咽中症状很少或没有症状但可检测病毒RNA水平适中的患者至少持续5天的鉴定表明，我们需要更好的数据来确定传播动态并为我们的筛查实践提供信息。

流行病学篇

【6】JAMA：无症状携带者传播COVID-19

2月21日，河南省人民医院医学影像科王梅云等在JAMA在线发表一个家族性病例报告，该家族中1名无任何症状、CT也完全正常、仅核酸检测阳性且有武汉居住史的年轻女士，传染了5人。这名无症状携带者(患者1)为一位20岁的女士，居住在武汉，于2020年1月10日前往河南安阳，当日与2名亲属(患者2和3)接触。

1月13日，这位年轻女士陪同5名亲戚(患者2-6)前往安阳区医院看望另一名住院的亲戚。该医院没有报告新冠肺炎病例。自其亲属患病后，这位女士接受隔离观察。

截至2月11日，其体温一直没有升高，也没有发烧、胃肠道或呼吸道症状，包括咳嗽和喉咙痛。1月27日和1月31日，这位女士的胸部CT均正常。其C反应蛋白水平和淋巴细胞计数也正常。

1月26日，其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1月28日检测阳性，但2月5日及2月8日两次复查均阴性。

患者2-6都没有去过武汉，也没有与除这位年轻女士外其他去过武汉的人接触过。其中有4名女士，年龄42~57岁。

患者2-5于1月23日至1月26日出现发烧和呼吸道症状，在出现症状的当天入院。这些患者在入院1天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

患者6于1月17日发烧并出现喉咙痛，并去当地诊所进行治疗。该诊所也没有报告过新冠病毒病例。其症状在接下来几天有所改善，但在1月24日症状加重并入院，1月26日确诊新冠肺炎。

作者指出，从该家族中事件的发生顺序来看，新型冠状病毒可由无症状携带者传播。

患者1的潜伏期长达19天，但处于目前的报道范围内(此前钟南山院士等报告0~24天)。

此前有报道称，一名无症状的10岁男孩新冠病毒检测阳性，不过与该家族中这名无症状携带者不同的是，其胸部CT异常。

研究者表示，如果有更多无症状携带者传播的报道，那么说明预防新冠病毒感染的确具有挑战性。无症状携带者获得并传播新冠病毒的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

【7】Lancet：99例新冠肺炎患者流行病及临床特征研究

2019年12月，武汉发生了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相关的肺炎。近日研究人员对2019-nCoV肺炎的流行病学及临床特征进行了进一步研究。

2020年1月1日-2020年1月20日，武汉金银潭医院收治的经RT-PCR确诊的2019-nCoV肺炎患者参与研究。对患者的流行病学、人口学、临床和放射学特征及实验室数据进行分析，临床结果随访至2020年1月25日。

99名患者参与研究，其中49人(49%)存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患者平均年龄55.5岁，其中男性67人，女性32人。50人(51%)有基础慢病史。患者的临床特征包括发热(82例)、咳嗽(81例)、呼吸急促(31例)、肌肉痛(11例)、精神错乱(9例)、头痛(8例)、喉咙痛(5例)、流涕(4例)、胸痛(2例)、腹泻(2例)以及恶心呕吐(1例)。根据CT检查，74例(75%)患者证实双侧肺炎、14例(14%)显示多个斑点和毛玻璃状、1例(1%)伴有气胸。17(17%)患者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其中11(11%)患者在短时间内病情恶化，因多器官衰竭死亡。

研究发现，男性2019-nCoV感染患者比例较高，可导致严重甚至致命的呼吸窘迫综合征，死亡患者的特征符合MuLBSTA模型。

【8】Hospital Infection:冠状病毒可以在物体表面存活多久?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潜伏期最长基本是在两周左右。越来越多的人关心病毒在离开人体后在外环境中能存活多长时间。2月初的时候，广州首次在确诊患者的门把手上检测出新型冠状病毒核酸。

近日，一项发表在《Hospital Infection》上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参考。该研究表明，如果新冠状病毒SARS-CoV-2与其家族成员有相似之处，那么它可能会在无生命物体上存活一周以上。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说法，“目前还不清楚一个人是否可以通过接触带有病毒的物体表面，然后触摸自己的口、鼻或眼睛，从而感染病毒。”

该研究团队表示，目前关于SARS-CoV-2病毒所知甚少，因此转向其它冠状病毒家族成员来寻找答案。

冠状病毒是一大类可以感染人和动物的病毒，像果子狸、蝙蝠、竹鼠、獾等是冠状病毒的常见宿主。动物冠状病毒很少会感染人，如果病毒发生变异，就获得了感染人的能力。

已知的人类冠状病毒有七种，其中四种(229E、NL63、OC43和KHU1)很常见，会引起轻到中度的呼吸道感染，例如普通感冒;还可引起儿童中耳炎。这些疾病都可以通过休息和非处方药治疗来应对。另外三种冠状病毒——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SARS以及现在的SARS-CoV-2会引起严重的症状，甚至会夺去人的生命。

在这项研究中，德国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领导的研究团队回顾了关于冠状病毒家族中所有可用的人类和动物病毒文献，涵盖了22项研究。他们发现，人类病原体可以在物体表面持续存在，并在室温下保持传染性长达9天。但在30℃以上的温度下，持续时间较短。

当然，这是冠状病毒寿命的上限。但研究人员表示，平均而言，这种病毒可以在铝、木材、纸张、塑料和玻璃等多种材料上存活4至5天。一些动物冠状病毒甚至可以存活超过28天。

研究第一作者、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医院内科医生Gunter Kampf说：“低温和空气湿度高会进一步延长它们的寿命。”

为了在总体上减少冠状病毒的传播，作者建议医院用次氯酸钠、过氧化氢或乙醇制成的各种溶液仔细消毒物体表面，并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对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建议非常有效。

这些研究结果原本是为将来的教科书所定制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作者认为最好提前公开这项研究发现。他们认为该研究结果也可能扩展到SARS-CoV-2病毒。

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的病毒学家Eike Steinmann说：“对不同的冠状病毒进行分析，结果都是相似的。”

然而，这项研究所分析的冠状病毒中没有SARS-CoV-2。该团队表示他们没有关于COVID-19患者接触被污染表面后被传染的数据。

该研究显示，MERS不像其他冠状病毒那样容易在人际间传播，但SARS的感染者打喷嚏或咳嗽时，传播就会相当有效。如果黏液落在表面，随后就会污染接触的人，即使接触是在初次暴露后几天发生的。

考虑到SARS-CoV-2的威胁，出门戴口罩、勤洗手并确保公共区域消毒仍然是有效的防护措施。

【9】JAMA：武汉大学张志将团队揭示新冠病毒可能更易感染女婴

2020年2月14日，武汉大学张志将团队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JAMA杂志在线发表题为：Novel Coronavirus Infection in Hospitalized Infants Under 1 Year of Age in China的研究论文。

该研究确定了2019年12月8日至2020年2月6日期间在中国诊断为COVID-19感染的所有住院婴儿(年龄28天至1岁)。该研究鉴定了中国所有已确定感染的婴儿，并描述了人口统计学，流行病学和临床特征。

该研究发现，有9例婴儿感染了COVID-19，表明婴儿可以被COVID-19感染。9名婴儿患者中有7名是女性。先前的研究发现，男性感染的百分比高于女性。这项研究也表明，女性婴儿可能比男性婴儿更容易感染COVID-19感染，但这一结论这需要进一步研究。

在这项回顾性研究中，研究人员确定了2019年12月8日至2020年2月6日期间在中国诊断为COVID-19感染的所有住院婴儿。筛选中国政府每天发布的新COVID-19感染的摘要编号和地理位置，以识别婴儿(年龄28天至1岁)。

然后检索由当地卫生部门匿名发布的人口统计信息，包括年龄，性别和地理位置，并与当地医院和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联系以获取人口统计数据，家庭聚类(≥1个感染的家庭成员居住在婴儿)，与武汉的联系(感染发生前2周内在武汉居住或来访或与武汉来访者接触)，临床特征(入院症状，入院和诊断日期)，治疗(重症监护病房或机械通气) )，预后(任何严重的并发症，包括死亡)和出院日期。住院期间收集鼻咽拭子。根据推荐方案，使用实时聚合酶链反应测试检测COVID-19。感染被定义为至少2个阳性测试结果。这项研究得到武汉大学健康科学学院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

在2019年12月8日至2020年2月6日之间确定了9例感染婴儿。所有患者均入院。七名患者是女性，最小的年龄为1个月，最大的年龄为11个月。北京有2名患者，海南有2名患者，广东，安徽，上海，浙江和贵州各有1名患者。

有4例患者发烧，2例有轻度上呼吸道症状，1例无症状，入院至确诊之间的时间为1至3天。所有9名婴儿的家庭中至少有1名受感染的家庭成员，而婴儿的感染发生在家庭成员感染之后。据报告有7名婴儿生活在武汉或有家庭成员去过武汉，其中1名与武汉没有直接联系，1名没有相关信息。9例婴儿均无需重症监护或机械通气或有任何严重并发症。

根据这项研究中使用的数据来源，有9例婴儿感染了COVID-19，并于2019年12月至2020年2月6日在中国住院。考虑到报告的感染数量，确定的感染婴儿数量很少。然而，这项研究表明，婴儿可以被COVID-19感染。COVID-19流行病的早期阶段主要涉及15岁以上的成年人。所有受感染婴儿均发生家庭聚类。应监测或评估已感染家庭成员的婴儿，并应报告家庭聚类，以确保及时诊断。

9名婴儿患者中有7名是女性。先前的研究发现，男性感染的百分比高于女性。女性婴儿可能比男性婴儿更容易感染COVID-19，这需要进一步研究。该研究受到样本量小，仅纳入住院婴儿以及缺乏无症状患者的限制。由于1岁以下的婴儿不能戴口罩，因此需要采取特殊的防护措施。成人看护者应戴口罩，在与婴儿密切接触之前洗手，并定期对婴儿的玩具和餐具进行消毒。

预后及治疗篇

【10】Lancet Oncol：癌症患者感染新冠病毒预后较差

2月14日，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何建行课题组在《柳叶刀—肿瘤》上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国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癌症患者临床特征的评论文章。

文章指出，癌症患者比没有患癌的人更容易受到感染，这是由于恶性肿瘤和抗癌治疗(如化疗或手术)使他们全身处于免疫抑制状态。因此，癌症患者可能有较高的新冠肺炎患病风险，且预后较差。

据了解，该研究收集并分析了31个省区市中575家医院的2007例病例。所有省市区病例均经实验室确诊为新冠肺炎而住院治疗。研究组排除了缺乏既往病史记录的417例患者。在入组的1590例新冠肺炎患者中，有18例有癌症病史，其中肺癌最为常见，共有5例。

在18例癌症新冠肺炎患者中，4例在过去一个月内接受了化疗或手术治疗，12例是一期切除术后常规随访的癌症幸存者，还有两例不清楚治疗状况。

在1590例新冠肺炎患者中，18例(1%)具有癌症病史，高于中国总体人群的一般癌症发病率(0.29%，来源于2015年癌症流行病学统计数据)。

16例患者(另外2名治疗状态不详)中的4例(25%)在过去的一个月内接受过化疗或手术治疗，另外12名(75%)为癌症幸存者，在初次手术后规律随访。其中，肺癌是最常见的癌症类型(5/18例，28%)。

与没有癌症的患者相比，有癌症病史的患者年龄偏高(中位63.1岁vs 48.7岁)，具有吸烟史的比例偏高(22% vs 7%)，气促更明显(47% vs 23%)，基线CT具有严重表现的比例更高(84% vs 71%)。而性别，其他基线症状，其他合并症和X线的严重程度无明显差别。

但最重要的是，癌症患者比无癌症的患者具有更高的严重事件风险(严重事件是一个复合终点，定义为进入ICU需要有创机械通气或死亡的比例)，两者分别是39%和8%(P = 0.0003)。当重症终点同时纳入上述客观事件和医生临床判断时，也观察到类似的升高趋势(50.0% vs. 15.6%，P=0.0008)。

与没有接受化疗或手术的患者相比，在过去一个月内接受过化疗或手术的患者(6/14，42.9%)临床严重事件的风险更高(75% vs 43%)。

调整年龄，吸烟史和其他合并症等风险因素后进一步证实了更高风险(OR 5.34，P = 0.0026)。癌症史是严重事件的最高风险因素。在癌症患者中，高龄是严重事件的唯一风险因素(OR 1.43，P = 0.072)。肺癌患者发生严重事件的风险并不高于其他肿瘤患者(20% vs 62%)。

使用Cox回归模型评估时间依赖性严重事件的发生风险，发现和无癌症的患者相比，癌症患者疾病恶化更迅速(中位严重事件发生时间，13天vs 43天，P<0.0001;HR 3.56)。

研究人员建议，对于稳定型癌症，应考虑在疫情地区推迟辅助化疗或择期手术;加强对癌症患者和癌症幸存者的个人保护;当癌症患者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尤其是老年患者或其他合并症患者，应加强监测或治疗。

【11】lancet:使用二甲双胍等药物的“宿主导向疗法”也许是降低新冠肺炎患者病死率的新方向

2月5日，《柳叶刀》上发表的通讯指出，采用“宿主导向疗法”(Host-Directed Therapy，HDT)，利用二甲双胍、格列酮类、阿托伐他汀等已上市且安全性良好的药物进行辅助治疗，或能降低患者的病死率。

在通讯的开始，作者指出目前已发现的3种冠状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冠状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冠状病毒和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会诱导机体发生异常免疫应答，造成严重肺损伤，如影像学出现特征性毛玻璃样改变，一些患者会继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启动机体细胞炎症因子风暴，导致死亡。目前尚没有特异的抗病毒治疗，主要靠对症支持，ICU内重症患者使用多器官支持疗法。

而与此同时，特效药的研发和临床验证尚需时日。被寄予厚望的翻译成“人民的希望”的瑞德西韦(Remdesivir)，是一种RNA聚合酶抑制剂，其实并不是专门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而是广谱的抗病毒药物。它目前已经积极启动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中的临床研究，按照目前的进度，完成临床Ⅲ期试验至少需要等到3月份，进行数据统计拿到研究报告还会更晚，也就是说短期之内还不能明确该药物是否是此次肺炎疫情的特效药。而疫苗也一样，早在疫情爆发之初，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就认为，最少需要3~4个月的时间，研发的疫苗才能开展初步的人体试验。

因此，对目前前线的治疗来说，挖掘和利用现有药物的潜力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方向。一系列已知药物在药物机制研究上观察到的HDT正式进入了大家的视野。

那么，HDT疗法到底指的是什么?跟目前说的生物免疫治疗有什么关系?

从定义上讲，HDT是对抗感染性疾病时，不通过直接抗感染起效的各种治疗方法，而达到“干预病原体感染和定植的机制，激活人体自身保护性的免疫反应，抑制过强的炎症反应，让机体维持平衡的状态”，机制上类似生物免疫治疗。

这篇通讯中还提到，大量药物被证实有HDT治疗效果，如二甲双胍、格列酮类、贝特类、沙坦类药物和阿托伐他汀，以及营养补充剂和生物制剂，有望调节免疫功能、改善ARDS。此外，有着抗病毒潜力，或许能和现有抗病毒药物联合使用的，还包括锌和其他含金属化合物。这些药物可以单用，也可以跟环孢菌素、干扰素、瑞德西韦以及单克隆抗体如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托珠单抗(Tocilizumab)联用。最后一批被点名的则是细胞疗法，比如利用间充质干细胞抑制炎症，定向分离和扩增患者体内专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T细胞等。

不可否认，在抗疫治疗的一线，HDT会是行之有效的一个手段，而排在首位的二甲双胍近年来在抗炎及抗感染机制研究方面更是令人振奋。越来越多的动物研究及人体临床试验[3]显示，二甲双胍具有抑制免疫应答的作用。其机制主要是通过在免疫细胞中激活AMPK通路并抑制下游mTORC1及降低线粒体氧化应激ROS产生等方式，最终可抑制多种免疫细胞的活性，如阻止单核细胞向巨噬细胞分化并限制活化了的巨噬细胞的促炎能力，促进T细胞向调节/记忆T细胞转换，降低中性粒细胞的迁移等。而发表在Diabetes/Metabolism Research and Reviews杂志的文章系统总结了近年来二甲双胍作为“抗生素”使用的临床和基础实验证据。例如，4项临床研究(1项前瞻性研究，3项回顾性研究)发现，二甲双胍的使用可使肺结核患者的临床预后显著改善。动物实验结果显示，二甲双胍可以提高枯氏锥体虫病感染小鼠的存活率。体外细胞实验的一些结果表明，二甲双胍可以有效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杆菌、乙型肝炎病毒、旋毛形线虫等的活性。而且，越来越多的文献已经报道了二甲双胍在脓毒血症方面的特殊价值。二甲双胍在将来有望成为多种感染性疾病的辅助治疗新策略。

【12】J Thromb Haemost：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患者的凝血参数异常与预后不良有关

最近在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中，严重的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NCP)病例凝血参数明显异常是令人关注的问题。

近日，血栓和凝血疾病权威杂志Journal of Thrombosis and Haemostasis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文章，研究人员旨在描述NCP患者的凝血功能。研究人员回顾性地分析了同济医院183例确诊NCP患者的常规凝血结果及结局。

NCP患者的总体死亡率为11.5%，与幸存者相比，非幸存者入院时有更高的D-二聚体和纤维蛋白降解产物(FDP)水平，更长的凝血酶原时间和活化的部分凝血活酶时间(P<0.05)。71.4%的非幸存者和0.6%的幸存者在住院期间符合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的标准。

该研究的结果表明，异常凝血结果，尤其是D-二聚体和FDP明显升高，在NCP死亡病例中很常见。

【13】Lancet：糖皮质激素在新冠肺炎中的应用

在Clark Russell等撰写的文章中，提及的研究多为观察性研究。在临床实践中，医生倾向于对很多危重病人使用激素。因此，观察性研究中存在的选择偏倚和混杂因素可能导致了研究中观察到激素治疗组的死亡率增加。虽然研究中对混杂因素进行了调整，但也不应做出结论性的推断。

此外，对文中提到的SARS使用激素治疗的系统综述[2]的解读也提出一些疑问。作者Clark等指出“有四项研究提供了明确的数据，均表明激素治疗存在危害”。然而，这四项研究并没有明确的证据，只是显示可能存在危害(possible harm)的证据，而其他25项研究的结论也是不确定的，该系统综述的原作者也认为由这些数据得出激素治疗存在危害的证据并不明确，并且由于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无法作出任何推荐。不确定的临床证据不应成为新冠肺炎患者放弃使用激素的理由。

此外，有研究支持在冠状病毒感染患者中可以使用低到中等剂量的激素治疗。例如，在一项对401例SARS患者进行的回顾性研究[3]中，发现合理地使用激素可降低危重症SARS患者的死亡率，缩短住院时间，且不会引起继发感染和其他并发症。

其他与病毒相关的呼吸道疾病，如流感相关肺炎，也进行了一些研究。例如，在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中[4]，从中国407个医院中入组了2141例甲型流感(H1N1)pdm09病毒性肺炎病例，低至中等剂量的糖皮质激素(25-150 mg /天甲泼尼龙或同等剂量)可降低氧合指数低于300 mmHg患者的死亡率。此外，一项系统综述[5]表明糖皮质激素可降低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的死亡率和减少机械通气的需求。

由于现有证据的方法学存在局限性，激素治疗仍然存在争议。我们承认大剂量激素对新冠肺炎的治疗具有潜在风险，如继发性感染、长期并发症和延迟病毒清除时间。然而，在危重病人中，严重的炎症反应和细胞因子相关的肺损伤可能会导致快速进展性肺炎的发生。

由于缺乏明确的证据但又有迫切的临床需求，中国胸科学会(Chinese Thoracic Society)的专家们就此制定了一份专家共识声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糖皮质激素使用的建议》[6]。专家组所有成员均参与过新冠肺炎患者的治疗。专家共识声明是基于现有已发表的文献和专家小组成员的相关研究，通过电子邮件和在线会议将这些建议汇总到了一起。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糖皮质激素使用的建议

作者：赵建平胡轶杜荣辉程真顺金阳周敏张静瞿介明曹彬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20，43(00)：E007-E007. DOI：10.3760/cma.j.issn.1001-0939.2020.0007

1.原则

(1)慎用糖皮质激素，严禁使用糖皮质激素退热。

(2)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前因自身免疫病、肾病综合征、支气管哮喘等基础病已经规律使用糖皮质激素的患者，经专科会诊后可继续使用。糖皮质激素的使用剂量应该结合患者基础病和感染严重程度个体化使用。

(3)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前因各种原因(如睡眠呼吸障碍、慢性肺动脉高压、间质性肺疾病、尘肺等)已经存在低氧血症，糖皮质激素适应证掌握应该更加严格。

2.适应证(以下4个条件需同时具备)：

(1)成人(年龄≥18岁);

(2)经过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或血清抗体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

(3)症状(包括发热、咳嗽或其他相关感染症状)发生10 d以内，影像学证实为肺炎且快速进展;

(4)静息未吸氧状态下，患者血氧饱和度(SPO2)≤93%或呼吸急促(呼吸频率≥30次/min)或氧合指数≤300 mmHg。

3.以下情况慎用：

(1) 患者，正在接受口服药物或胰岛素治疗;

(2)已知的甲泼尼龙、氢化可的松、地塞米松或其他赋形剂过敏;

(3)难治性高血压;

(4)癫痫或谵妄状态;

(5)青光眼;

(6)已知的近3个月内活动性消化道出血;

(7)已知的难以纠正的低钾血症;

(8)已知继发细菌或真菌感染;

(9)已知的免疫抑制状态(如化疗、放疗或术后1个月内，HIV感染);

(10)严重淋巴细胞减低(外周血淋巴细胞绝对值<300/μl)。

4.用法、用量和疗程：

(1)体重<80 kg：第1天，甲泼尼龙20 mg/次，2次/d;第2天，如体温<38℃，甲泼尼龙20 mg/次，2次/d，维持6 d;期间任何一天体温≥38℃，当天剂量可增加至40 mg/次，2次/d。

(2)体重≥80 kg：第1天，甲泼尼龙40 mg/次，2次/d;第2天，如体温<38℃，甲泼尼龙40 mg/次，2次/d，维持6 d;期间任何一天体温≥38℃，当天剂量可增加至60~80 mg/次，2次/d。

给药方式：医师可根据病情酌情考虑，建议静脉点滴为主。若病情允许，可逐渐过渡为口服。

激素治疗是一把双刃剑。基于上述专家共识，我们反对广泛使用糖皮质激素，建议对患有新冠肺炎的重症病人，谨慎使用低至中等剂量的短期糖皮质激素治疗。现有的证据并不明确，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的结论也并不一致。因此，未来有必要进行精心设计的随机对照试验，为推荐治疗方案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14】Nat Rev Drug Dis：新冠病毒治疗方案

2月10日，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发表了题为“Therapeutic options for the 2019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的评论文章，讨论了利用现有抗病毒药物治疗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潜力。

文章称，有望用于控制或预防2019-nCoV新发感染的几种方法包括疫苗、单克隆抗体、基于寡核苷酸的疗法、多肽、干扰素疗法和小分子药物。由于开发新疗法可能需要数月至数年，因此，从“老药”中寻找潜力药物是重要策略。

在该文章中，作者们基于SARS和MERS(由另外两种人类冠状病毒引发的感染)的治疗经验，重点讨论了重新利用已被批准用于治疗HIV、乙型肝炎病毒(HBV)、丙型肝炎病毒(HCV)和流感的现有抗病毒药物。

一、2019-nCoV的特征

2019-nCoV是一种有包膜的单链RNAβ冠状病毒。与SARS和MERS类似，2019-nCoV基因组编码非结构蛋白、结构蛋白以及辅助蛋白。其中，非结构蛋白包括3-胰凝乳蛋白酶样蛋白酶(3-chymotrypsin-like protease)，木瓜蛋白酶样蛋白酶(papain-likeprotease)、解旋酶(helicase)和RNA依赖性RNA聚合酶(RNA-dependent RNA polymerase)。这4种非结构蛋白是病毒生命周期中的关键酶。

结构蛋白包括刺突糖蛋白(spike glycoprotein)。在病毒进入细胞过程中，刺突糖蛋白对病毒与细胞受体相互作用必不可少。

上述5种蛋白被认为是开发SARS和MERS2抗病毒药物有吸引力的靶点。

对2019-nCoV基因组序列和蛋白结构的初步分析表明，考虑将现有的MERS和SARS抑制剂用于2019-nCoV是合理的。

2019-nCoV的潜在候选药物

文中，作者们重点讨论了一些已被批准的药物以及已经进入临床试验的药物。

1.病毒靶向药物

核苷类似物

已被批准的核苷类似物(favipiravir和ribavirin)和实验性核苷类似物(remdesivir和galidesivir)可能具有对抗2019-nCoV的潜力。核苷类似物是腺嘌呤或鸟嘌呤衍生物，靶向RNA依赖性RNA聚合酶，可阻断大量RNA病毒的RNA合成，包括人类冠状病毒。

Favipiravir (T-705)是一种被批准用于流感治疗的鸟嘌呤类似物，先前已被证明能够有效抑制一系列RNA病毒(如流感、埃博拉、黄热病、基孔肯雅热、诺瓦克病毒和肠道病毒)的RNA依赖性RNA聚合酶，最近的一项研究也报道了Favipiravir对抗2019-nCoV的活性[1]。两项随机试验(ChiCTR2000029600和ChiCTR2000029544)正在招募2019-nCoV感染患者，评估favipiravir联合干扰素-α，以及favipiravir联合baloxavir marboxil(一种流感抑制剂)的有效性。

Ribavirin是一种经批准用于治疗HCV和呼吸道合胞病毒(RSV)的鸟嘌呤衍生物，已在SARS和MERS患者中进行了评估，但其副作用(如贫血)在高剂量时可能会很严重。它是否对2019-nCoV具有足够的效力还不确定。

Remdesivir(GS-5734)是一种腺嘌呤衍生物的前药，在细胞培养和动物模型中对RNA病毒(如MERS和SARS)具有广谱活性，并已在埃博拉临床试验中进行了测试。最近的一项研究报告证实，remdesivir可在体外抑制2019-nCoV [1];此外，有报道称，一例美国2019-nCoV感染者在静脉注射remdesivir后得以恢复。两项III期试验(NCT04252664和NCT04257656)已经在2月初启动，评估在2019-nCoV感染者中静脉注射remdesivir(第1天200 mg，之后9天每天100 mg)。试验预计完成日期为2020年4月。

Galidesivir(BCX4430)是一种腺苷类似物，最初为HCV开发，目前正在进行早期临床研究，评估其在健康受试者中的安全性和对黄热病的疗效。临床前研究中显示了Galidesivir对许多RNA病毒的抗病毒活性，包括SARS和MERS。

蛋白酶抑制剂

被批准的蛋白酶抑制剂(包括disulfiram、lopinavir和ritonavir)也被报道对SARS和MERS具有活性。

Disulfiram是一种被批准用于治疗酒精依赖性的药物，已被报道在细胞培养实验中可抑制MERS和SARS的木瓜蛋白酶样蛋白酶(文末表1)，但目前缺乏临床证据。

在2019-nCoV感染者中检测HIV蛋白酶抑制剂lopinavir/ritonavir的临床试验(如ChiCTR2000029539)已经启动。Lopinavir/ritonavir最初被假设抑制SARS和MERS的3-胰凝乳蛋白酶样蛋白酶，似乎在非随机开放标签临床试验中与改善SARS患者的临床结果相关。然而，HIV蛋白酶抑制剂是否能有效抑制2019-nCoV的3-胰凝乳蛋白酶样蛋白酶和木瓜蛋白酶样蛋白酶尚存在争议。因为，HIV蛋白酶属于天冬氨酸蛋白酶家族，而新型冠状病毒蛋白酶属于半胱氨酸蛋白酶家族。此外，HIV蛋白酶抑制剂被特别优化以适应HIV蛋白酶二聚体催化位点的C2对称性，但在冠状病毒蛋白酶中没有这种C2对称性口袋。

刺突糖蛋白抑制剂

刺突糖蛋白也是一个很有前途的靶点。Griffithsin是一种来源于红藻的凝集素，能与多种病毒糖蛋白(包括HIV糖蛋白120和SARS-CoV刺突糖蛋白)表面的寡糖结合。作为预防HIV的凝胶或灌肠剂，Griffithsin已在I期临床试验中进行了测试，但对于2019-nCoV的治疗或预防，刺突糖蛋白抑制剂的效力和递送途径需要被重新评估。

2.宿主靶向药物

已批准用于治疗HBV和HCV的聚乙二醇化干扰素α-2a和2b可用于刺激2019-nCoV感染者的先天性抗病毒反应。涉及干扰素的试验(ChiCTR2000029387)已启动，如测试被批准治疗HCV的聚乙二醇化干扰素+Ribavirin组合疗法。不过，目前尚不清楚聚乙二醇化干扰素和核苷化合物是否能协同作用于2019-nCoV。由于皮下注射干扰素治疗有多种不良反应，应密切监测其疗效，必要时可能要减少剂量或中止治疗。

经批准用于其他人类疾病的小分子药物可能会调节2019-nCoV的病毒-宿主相互作用。一种被批准的免疫调节剂chloroquine对2019-nCoV具有抑制作用，目前正在一项开放标签临床试验(ChiCTR2000029609)中进行评估。被批准用于腹泻治疗的Nitazoxanide也能在体外抑制2019-nCoV，该药的抗病毒效果需要在临床研究中进一步进行评估。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在过去50年中，许多人尝试开发针对宿主的小分子以对抗病毒感染，但只有maraviroc获得了FDA批准，用于治疗HIV。

更多希望

快速确定针对2019-nCoV的有效干预措施是一项重大挑战。由于安全性已知，且在一些研究中显示出对抗其它相近冠状病毒的活性，重新利用现有的抗病毒药物可能是应对2019-nCoV一个潜在的重要短期策略。除了前文的讨论，一些其它试验也在计划中，测试针对2019-nCoV的多种治疗选择，如umifenovir、oseltamivir和ASC09F(文末表1)。此外，超过50个现有的MERS和/或SARS抑制剂，如galidesivir、蛋白酶抑制剂GC813和化合物3K、解旋酶抑制剂SSYA10-001以及核苷类似物pyrazofurin(文末表1)可被筛选对抗2019-nCoV。不过，现有的MERS和/或SARS抑制剂被报道的EC50和IC50值大多在微摩尔范围内，在这些药物准备用于临床评估之前，可能需要进一步优化其对2019-nCoV的活性。

最后，附上该文章提供的抗人类冠状病毒的抗病毒化合物清单(共65个，文末表1)。除前文讨论的已被批准以及正在开展临床研究的药物外，还包括可被考虑用于筛选2019-nCoV最佳抗病毒药物的临床前化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