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百年医学掠影】近代医学史上的一对传奇兄弟（上）

牛惠生：中国第一个西医骨科专家建立中国的西医骨科专业

牛惠生

生平简介

牛惠生(1892～1937)，上海市人。1910年获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士学位。1914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任上海哈佛医学校解剖学讲师，1916年作为研究员再度赴美，任波士顿加尔纳医院门诊医师等职。1918年7月回国主持北京协和医学院骨科，两年后返沪开业行医。后任上海红十会医院总办、中国红十字会医院外科主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教授，中山医院名誉院长等职。1928年在上海创办中国最早的骨科医院--上海骨科医院。其病逝后，家属遵遗嘱将所藏图书资料及遗款1万元赠予中华医学会图书馆。牛惠生当选中华医学会会长时38岁，任期1930年2月～1934年4月(连任两届)。

图为位于上海池浜路41号的中华医学会正式会所

1916年，在上海哈佛医学校从事教学仅1年，牛惠生因获得洛克菲勒基金资助作为研究员再次赴美。这次赴美，完全是为了完成他回国后萌生的一个心愿――要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医骨科专家，建立中国的西医骨科专业。

上个世纪初，西医在我国还处于初创阶段，许多专科都还没有建立。牛惠生在参观南京一所医院时，看到外科病房中有8个跛足病人，这让他猛然醒悟到：整个中国还没有一个西医骨科专家，每一所医院都迫切需要建立骨科专科。当他表示要赴美专攻骨科时，连协和医院的朋友都认为牛惠生的想法过于超前了，回来后靠骨科为生会挨饿的，但为了挽救更多骨疾病人，他决不放弃自己的理想。1918年7月，他再度回来时，已经有了在美国麻省总医院、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院任骨科助理的丰富临床经验，并已成为美国骨科整形学会的会员。他回国后便成为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个骨科医生，主持协和骨科的工作。

两年后，他返沪行医，1928年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西医骨科医院，曾拥有医师21人，病床75张，全年住院病人近千人，这家医院后来被用作讲授骨科的红十字会教学医院。他因目睹骨结核儿童患者的惨状，还在上海创办了儿童骨科医院，经他亲手整形矫治的许多伤残儿童重获健康。

将中华医学会推向迅速发展期

牛惠生对民国时期中国医界的贡献，特别是他为中华医学会作出的贡献，是他精彩人生浓重的一笔。牛惠生1915年从美国回来时，完全由中国医生自己组织的医学社团――中华医学会刚刚诞生，成员仅几十人，既无固定会所，也无经费来源。年仅23岁的牛惠生怀着一腔热忱，投入到中华医学会的工作中。

中国博医会与中华医学会合并

他参与了1916年中华医学会在上海召开的第一届大会的筹办，并在会上当选为书记。除了他再次赴美学习期间，可以说，一直到1937年病逝前20年的时间里，中华医学会许多主要活动记载都与牛惠生的名字相关连。

1930年，他在担任了多年的书记、干事后，在中华医学会第八次大会上当选为会长，并在他的任内把中华医学会由初创阶段推向迅速发展时期，特别是完成了将中国博医会并入中华医学会和建立起中华医学会永久会所两项重要的工作。

中国的西医最早是由西方医学传教士传入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外国医生掌握着中国西医学界的学术话语权。1886年成立的中国博医会也是由医学传教士组成的，门槛很高，只有欧美医学院校毕业，而且是海外传道团的成员方可入会，因此早期没有中国医生参加。所以，成立和发展中国医生自己的团体，团结和依靠中国医生共同推动自己国家的现代卫生事业，就是那个年代牛惠生等一批有识之士的强烈愿望。

中华医学会成立后所迸发出的活动能量，使中国博医会越来越不能小觑。1925年，博医会不得不取消限制中国籍医生加入的限制，许多中华医学会会员同时成为博医会的成员。南京国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中华医学会的重视，使得同样以在中国发展西医学为任务的博医会，在1930年提出了与中华医学会合并的意图。

为实现两会合并，1931年10月，作为会长的牛惠生携本会总干事朱恒璧、博医会总干事马克斯韦尔(J.L.Maxwell)由上海出发，沿京、沪、津、浦线一路北行，在南京、济南、北平召开会议，向会员说明总会方针及与博医会合并问题，并协商合并后有关工作的延续与衔接。两会原定1932年4月在上海举行联合大会，讨论并实行合并，因发生淞沪抗战，联合大会不得不延期举行。

牛惠生为了推进合并事宜，召开中华医学会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以通信投票方式征求会员意见的决议。博医会也采取了同样的办法。经过两个月的会员通讯投票表决，两个当时在中国西医界最有影响的社团于1932年4月15日在上海香港路4号银行俱乐部正式宣布合并，牛惠生被推举为合并后的中华医学会会长，并在同年9月29日~10月6日在上海爱文义路李斯特研究院举行的中华医学会第九次大会上，经选举连任会长。

医学会迁入新会所办公

而就在两会酝酿合并的1931年9月，中华医学会也结束了“居无定所”的日子，搬进了位于上海池浜路41号的一栋两层小楼内。

成立之初，中华医学会会所就设在创建者之一俞凤宾的诊所内;1925年，牛惠生主持西藏路时疫医院时，腾出两间房屋作为学会办公之用。

牛惠生担任会长后，深知改善会所的重要，在1931年“力事撙节，积得基金洋万圆”。从1931年购置，直到中华医学会1950年迁京，这栋会所成为学会发展的重要承载：进入《上海各图书馆概览》藏书数千册的中华医学会图书室设在这里，国内第一家医史博物馆也诞生在这里。

1933年11月，为筹备中华医学会拟于来年在南京召开第十次大会，牛惠生亲至南京安排一切，又奔至抚湖视察该地组织支会事宜，结果不幸身染白喉，继而患慢性肾炎。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牛惠生意识到自己患了不治之症，特别是当他双手颤抖无法再执手术刀时，他的内心无比悲痛。但他没有就此倒下，他对妻子说：“我知道我应当怎么做，我要将全部精力献给中华医学会的事业，这个学会需要巩固和加强，这是一桩无人关心的事情，但是它对于我们国家的健康事业将起巨大的作用，我要使它走上正轨。”南京大会后，他虽从会长的位置上卸任，但又当选为理事会理事长，许多重大的决定和工作要经理事会决定。

1935年召开的第11次大会，又推举他为学会总干事。1935年10月被聘为学会副总干事的施思明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真正的导师是牛惠生，是他说服我把中华医学会的工作作为我的职业。”正如《上海医事周刊》1937年第19期上，“牛惠生医师与中华医学会之关系”一文所评价的：“牛医师于中华医学会草创之时期，力荷钜艰，担任会长职务，使医学会得由童稚时代而入少壮时代。”“牛医师对于医学会，洵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37年1月，牛惠生已感病体不支，便辞去了总干事一职，推荐施思明(施即后来WHO创始人之一)接任。即使如此，他仍关注着中华医学会第12次大会的筹备工作，“扶病指挥一切，凡当时莅会之千余代表，当犹能记忆之。”甚至在大会召开前两天，他已准备下遗嘱，却在大会召开时亲临盛会，最后一次与同道们分享着学会发展壮大的欣慰。第12次大会是中华医学会在民国时期发展到鼎盛阶段的一个成功的大会，大会与上海医事事业中心落成和中山医院开幕典礼同时举行，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及相关要员悉数到场祝贺，当时《申报》以“三大医业盛况”为题隆重报道。就在这个大会上，牛惠生被推举为新成立的12个专科学会之一的 会第一任会长。大会闭幕后三天，牛惠生的病情突然转重，大约三个星期后，于5月4日英年早逝。5月8日，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宋氏三姐妹和宋子文都前往吊唁，中外名流1千余人出席。他的去世也使本就身患肝病的兄长牛惠霖，因持续悲伤加上“七七”事变后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而病情加重，也于同年11月20日溘然长逝。牛氏兄弟同年先后离世，令当时的中国医界无比痛惜。【本文由杨力实根据中华医学会会史概览、张圣芬著《中华医学会百年历史上的一对传奇兄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