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DrSong的微信公会号发布了一篇题为《外国友人也会给医生送红包？是的！》的文章。文中一位在中国工作8年多的德国人在接受了急性坏疽性胆囊炎微创手术康复出院时竟然给医生留下了一个1万块的红包。要知道，德国可是出了名的不存在医生收红包现象的国家之一。这不得不让我们深思，中国给医生送红包的风气究竟有多严重。

　　不幸生病了，去医院找个好大夫，塞个大红包——对国内很多病患家属来说，这似乎成了看病的潜规则。2015年4月，一条关于“医院拒收红包，将红包转入病人住院押金”的微信引起人们关注，纷纷“点赞”，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多数人对红包的厌恶，对“干净”就医的渴望。

病人为什么会送红包？

　　1、社会风气如此，不送没有安全感

　　冯先生去年突患腰椎间盘突出，经熟人介绍找京城某三甲医院骨科主任级专家手术。为“花钱买平安”，他私下分别给主刀医生和麻醉师送了红包，冯先生说，其他亲朋好友别说做手术了，就连到大医院看门诊都会给医生送卡、送红包，“这样医生才能多和我们说几句，耐心些，而且好像约定俗成了，大家都这么做”。很多人都像冯先生一样，认为送红包就是看病的潜规则，大家都送，如果自己没送，就害怕医生不尽力，很没有安全感。

　　2、希望得到额外的照顾，尽快把病治好

　　李先生患了淋巴瘤，想到上海某大医院治疗，但是床位有限，6周后才能住院进行放疗和化疗。但是，病情紧急，多等1-2天，肿瘤细胞就多长一倍。李先生家属送了一个红包，第二天李先生就得以入院进行治疗，节省了来回的路费和院外的旅馆费，还能得到早日治疗，增加痊愈的机会。李先生认为，这个红包送得很值，一点也不后悔。

　　3、医生医德差，暗示病人送红包

　　张先生患了食道癌，住进北京某大医院。病人住进病房已经一个多星期了, 主任还是不安排手术，他不断找病人家属谈话，询问病人的家庭情况，并反复说现在当医生如何辛苦，最后病人家属在他办公室里给了他一个红包，第二天就安排手术了。在这种情况下，病人家属是属于不愿意或不懂得要送红包，但是医生自身医德很差，想通过红包“创收”，因此，病人无奈，不得不送。

　　4、疾病痊愈，对医生表示真心感谢

　　赵先生骑自行车时被一汽车撞了，住进了苏州一家大医院。病人被撞得颅骨骨折，硬脑膜外血肿，陷入昏迷状态。医生进行了紧急开颅术，清除了血肿，二天后病人醒来了。第三天，家属找到了病人。病人和家属对医生很感激，想送个红包或者礼物给医生表示感谢。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家属送红包纯粹自愿行为，表示的是对医生的真心感谢。

医生为什么会収红包？

　　1、正规收入太低，通过红包补贴收入

　　有学者曾调研发现，中国医生正规收入上是世界上最差的。发达国家医生的收入是中国同行的40倍左右，香港的医生收入是内地的22倍，台湾是大陆的14倍。不少人提出，医生的年薪应为公务员年收入的2倍到4倍，为社会平均工资的4倍到6倍，这样才能体现出人的价值及医生的价值。但实际上，中国医生的平均工资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19倍，离这一水平还有相当的距离。

　　某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生说：“我是博士生，目前在一家大医院工作，但我每月的收入只有2000多元，我读了21年的书，这样的收入还不如外面一个摆地摊的。当病人主动送红包时我就收下了，我就当成是自己的一部分正当收入吧，是理所当然的，只要我把手术做好，尽心尽职的为病人治病就行了。”

　　2、受社会风气影响，理所当然収红包；或让病人安心，暂时收红包

　　礼尚往来是中国的传统，请客送礼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现在收受红包，已经成了社会风气。红包现象不只是医疗系统的特例，公安、政法、工商税务、交通、教育、能源、电力，甚至科研等领域，几乎每个行业都有人收受红包。有些医生受此影响，对红包来者不拒。

　　虽然医院规定医生不能拿病人的红包，但是没有详细的说明或者制约。再说，送红包只是当事人之间的事，就像男女之间的事一样，只有你知我知，外人无法知道。医院领导一般都是睁一眼闭一眼，不出人命就行。所以，红包不拿白不拿，拿了可以改善生活，补偿工资的不足。

　　另外，有些病患家属不送红包就不安心，害怕医生不尽力，因此，为了让病人安心，有的医生就暂时收下红包，待病人病情好转之后返还。有个著名的骨科医生曾做过一个实验：手术前，他把红包收好；待病人痊愈出院时，他把红包还给病人。80%的病人接收归还的红包，20%的病人坚决不要归还的红包。这说明，大部分的病人是不愿意送红包的，病人送红包是买个放心。　

医生收红包是中国特色吗？

　　医生收红包，不但严重损害医生形象、恶化医患关系，更重要的是它破坏了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但其实红包在国外也不鲜见。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教授曾研究发现，病人送“红包”是一种扭曲的模式，是一种特有的“灰色市场”，这种情况在东欧国家尤其常见。

　　科尔奈教授发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阶段，医生的收入分为两块：合法收入和非法（半合法）收入。在发达国家的传统市场经济中，医生是收入最高的职业之一。但在东欧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医生在正规场所的收入仅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3-2.0倍。这种相对较低的收入比例，使医疗工作者非常不满。其实中国面临的也是这种情况。

　　正因为如此，病人就试图通过送“红包”来影响医生，以得到更及时、更多的医疗服务，为自己争取一定程度的选择权。医生感到自己的工资收入，与其他人的收入有较大差距，对病人送的“红包”也就照单全收了。

　　医生的这种第二种收入在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和保加利亚非常广泛。1994年波兰医生的“红包”收入与其正规收入几乎相等。在医院接受治疗的人几乎60%-70%都会向医生支付“红包”；1998年匈牙利的一项调查表明，医生的“红包”收入超过他们正常收入的1.5倍，而且还是保守估算的数字。

　　科尔奈教授认为，“红包”现象是封闭社会残余的象征，它以一种极端明显的形式表现出这种社会的隐蔽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社会公共事务与众隔绝、人际关系被玷污、信任度受损害、道德水平和价值观念受冲击、朴素而诚实的话语逐渐消逝。医生与病人在这种“隐蔽性的市场”中，成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合谋者”，使金钱秘密地流动在国家税收系统的控制范围之外。

　　“红包”现象的发生率与发展程度及治理“红包”现象的进展情况，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标准，可谓是一个国家卫生改革进展的“晴雨表”。更为主要的是，它还表明了国家结构转型、社会道德进步及其政治领域立场的变革情况。

英、美、德医生如何做到不收红包？

　　综观世界各国的卫生体系，没有“红包”现象的国家比比皆是。这些国家卫生体系的结构有三种类型：一是以英国为代表，其卫生体系是高度集中的国有化体系，国家通过收取税金来支付给医生可观的工资收入，医生不收“红包”。

　　二是以德国为代表，其卫生体系的核心是建立在传统的俾斯麦模式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上，在这种卫生保障体系中，医疗组织与健康基金组织之间就医务人员的工资待遇不时地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协议，其收入是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3-4倍。

　　三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卫生体系结构，其大多数卫生经费来自分散的私人健康保险组织，这种市场形式为医生提供了公开化、商业化、优厚的工资收入。具体来说，保障美国医生不收红包的条件主要分为以下五点：第一，美国有医生的自律组织，包括官方的和非官方的两种；第二，医生在美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收入丰足的经济地位；第三，在美国人们的收入及消费大多是通过信用卡来进行的，包括工资和各种收支，现金很少流通；第四，美国医生在开始接受医学教育时，医学伦理教育就始终与专业课同步进行，目的在于解决“谁来救治‘救治者'”的问题；第五，美国有一整套医疗保险制度和组织来保护病人的利益，监督和保证医疗质量，制约医生的行为。

　　上述三种卫生体系结构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高透明度。如果卫生经费来自税收，纳税人能够知道收了他们多少税、有什么法律依据。在以市场为基础的卫生体系中，卫生经费来自保险金，被保险人要清楚支付多少保险金，可以享受哪些类别的医疗服务。

我国抑制红包现象的相关政策

　　随着病患送红包、医生收红包现象越来越严重，已经不是仅靠道德呼唤就能够抑制的。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连续加强监管，颁布一系列相关的政策。2012年8月1日，当时的卫生部就《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廉洁风险防控的指导意见》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患者入院时进行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送“红包”双向签字，协议书纳入病案管理，引发社会极大关注。

　　2013年年底，为进一步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严肃行业纪律，促进依法执业、廉洁行医，针对医疗卫生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国家卫生计生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了《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以下简称“九不准”）。其中包括不准收受患者“红包”等内容。

　　2014年，国家卫计委发布《关于开展医患双方签署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工作的通知》，要求5月1日起开始实施。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患者住院时须和患者签订不收、不送“红包”协议。各级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须设立统一投诉电话，并印刷在协议书上，医患双方的协议书，要纳入病案管理，归档保存。

　　协议参考文本包括两部分，一是医院承诺秉持平等、仁爱、诚信的职业精神，以患者为中心，尽心尽责为患者治疗疾病。廉洁行医，不接受患者及其家属的“红包”、贵重礼品。另一部分是患者承诺积极配合诊疗活动，如实提供病史等信息，尊重科学，对疾病诊断治疗中客观存在的危险作出慎重理智的决定。尊重医务人员，服从管理和安排。不向医务人员送“红包”、贵重礼品，共创廉洁和谐的医疗环境。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指出，收、送“红包”有复杂的社会因素，不能指望通过一纸协议彻底根除。但这一措施对医生群体是一种警示，对患者，特别是那些在“送还是不送”之间纠结的患者来说也是一种提醒，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如何真正彻底解决“红包难题”

　　如今，红包现象确实已成为医疗体系中一项挥之不去的恶疾。通过签署红包协议，让医生与患者之间能够比较阳光地谈论红包问题，虽可从一定程度上化解困扰患者心中的一些心结，但想要彻底解决“红包难题”这是远远不够的。想要真正杜绝红包现象，可从以下几点入手：

　　1、提高医生正规收入，加强医生地位

　　有数据统计，2012~2013年度，中国医生平均年收入为￥67，516。2009年，中国医师协会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称，逾9成医生认为付出与报酬不相符，4成想辞职。这项调查揭露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医生成长起来不容易，本科医学生需要读5年，博士医学生需要读8年，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都很高。因此，提高医生正规收入，加强医生社会地位是解决“红包难题”的基本环节。

　　2、解决医疗资源供需矛盾，平均分配医生资源

　　送红包的一般是针对大医院专家级医生，这样的医生目前是稀缺资源。与任何市场关系类似，医疗资源紧张的状况下，必然形成卖方市场的格局，甚至在一些特殊领域、特殊病种中，出现绝对垄断的局面。我国千人拥有医师1.2个，发达国家是2.8个，中等国家是1.9个；我国千人拥有床位2.4个，发达国家7.4个，中等国家3.7个。这种供给与需求长期严重的不均衡，才是“红包纠结”与医患矛盾的根与源。

　　3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这是首次在国家层面制定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是推动深化医改向纵深发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打造健康中国的一项重要举措。

　　《纲要》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医疗卫生资源现状，统筹不同区域、类型、层级的医疗卫生资源的数量和布局，首次明确了各级各类公立医疗机构的建设数量和规模，即：每个行政村应当设置1个村卫生室。每个乡镇办好1所标准化建设的乡镇卫生院，在每个街道办事处范围或每3万至10万居民规划设置1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县级原则上设1个县办综合性医院和1个中医类医院。地市级区域依据常住人口数，每100万至200万人设置1至2个市办综合性医院，含中医类医院，服务半径一般为50公里左右。地广人稀的地区人口规模可以适当放宽。省级区域划分片区，依据常住人口数，每1000万人规划设置1至2个省办综合性医院。《纲要》还指出，到2020年要实现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达到2.5人，注册护士数达到3.14人，医护比达到1∶1.25，市办及以上医院床护比不低于1∶0.6，公共卫生人员数达到0.83人。《纲要》的颁布将有效平衡医疗资源，是最有希望根治“红包”现象的办法。

　　3、加强监管和惩罚力度，严禁医生拿红包

　　目前，红包现象之所以会泛滥，有一部分原因是现有的惩戒机制作用十分有限，收红包所面临的风险和代价比较低导致的。因此，要加大惩戒力度，一旦查实收受红包就终生吊销其行医执照，通过制度使医生们根本不敢收受红包。这些做法虽并无新意，但在国外特别是医疗体系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正是通过这些方法保证医生不收红包的。此外，患者也应该积极举报，发挥监督作用。

　　4、科普宣传教育，提高对医生信任度

　　医生其实并不是都要拿红包才能看好病。医生真的会那么黑心故意遗留手术器械、纱布在体内吗？事实上，医生不拿红包其实也很难“故意做坏事”。

　　医院临床过程中必须做到的“三查七对”基本原则，它从50年代以来就一直以来是医疗工作中最最重要的制度，护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三查是指：操作前查、操作中查、操作后查；七对指的是：查对床号、查对姓名、查对药名、查对剂量、查对时间、查对浓度、查对用法。除此之外，手术室内还施行12项的查对制度！接收病人时应查对患者姓名、性别、年龄、床号、住院号、术前诊断、手术部位、手术名称、药敏试验结果、术前带药、备皮及所带用物。做手术前、做手术时和手术后都要求清点手术器械和纱布敷料无误后方可结束手术。所以，只要是一家正规操作的医院，医生不拿红包就黑心操作的事情发生的几率也是微乎其微的。

　　除了让公众知晓这些医生的“底线原则”，国家还需要加强科普宣传，让社会公众懂得红包的危害性。红包现象的不断严重只会让医疗卫生系统变得更加不公平和黑暗，只有从源头出发，才能抑制这种现象的蔓延。另外，公共媒体平台应减少一些医患纠纷报道，不应该渲染和夸大医疗纠纷事件，加剧医患之间的不信任。

让我们的红包在阳光下送出

　　日本小说家东野圭吾在《白夜行》里有一句话：只希望能手牵手在太阳下散步。让我们的红包也这样吧，希望我们以后送出的红包都是因为感谢，而不是惴惴不安，在昏黄的灯光下，躲躲闪闪地送出，让医生更有成就感，让病人更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