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充满未知，但无论世界将被新冠病毒带向何方，寻找和感受生命中的美好是永恒不变的方向。医生医事，从医生认识生命，重新遇见，从心出发。

“心·遇见”第1期我们将走近上海德达医院院长孙立忠教授，他是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 分会候任主任委员、“孙氏手术”发明人、中国主动脉外科领军人。

在上海德达医院，和孙立忠教授见面最多的地方就是手术室餐厅，常常是他完成手术后，一边吃工作餐一边采访，这是他最轻松的时刻。

正聊着刚才那台手术，电话进来，“孙主任，增强CT做完了。”对方没头没尾的一句，孙院长没反应过来，顺着对方的话重复了一遍“CT做完了”，然后才回过神来，问：“您是哪位?”在确认之后，孙院长让对方加自己的微信，把片子传来他先看一下。挂了电话，他对我说：“当大夫就是这样，随时要处理病人的问题。”

我有点诧异他把自己的私人联系方式全都留给患者，不怕经常被打扰吗?他笑着说：“没办法，不给病人提供一点指导意见，万一他主动脉破了，马上就会死亡。”

兼职担任上海德达医院院长的孙立忠教授，四年来每周往返于北京和上海之间，同时带领着北京安贞医院的主动脉团队和上海德达医院的医疗团队。

2003年他在阜外医院工作时，发明了“孙氏手术”，为世界的主动脉外科做出了“中国贡献”;2009年他调入北京安贞医院，带领团队建立了全世界最大的主动脉疾病诊疗中心。

2016年开始，孙立忠亲手在上海德达医院组建了一支顶尖的心血管医疗团队，把主动脉手术量从零做到了千例以上，尤其最显示主动脉外科水平的胸腹主动脉手术，这家新创建的医院四年内数量就做到了全国第三，都是外科手术团队一台一台手术踏踏实实拼过来的。

在上海这座中国最开放的国际大都市，孙立忠看到了改革的希望，他期待在这里再次为患者建立一个高质量的心血管疾病医疗中心，并希望身体力行，优秀的外科医生在任何体制下都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为优秀的同行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每个人的生命轨迹是由自己绘制，2020年8月，站在人生第三阶段的起点，回首过去三十多年职业生涯的两个阶段，孙立忠感慨万分。

30多年前那位来自东北农村、年仅 20 多岁的动脉瘤患者还历历在目，手术开始不到半小时，动脉瘤破裂，随着血色蔓延，几分钟血流干了，人没了。

孙立忠永远会记住大血管手术最早曾带给他的绝望，随后的30多年，他用一台又一台的手术逐渐走出绝望。如今，他成为了在手术中受挫的年轻医生最有力量的安慰者和鼓励者。

孙立忠说，大血管专业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和探索，医生要付出辛苦，患者会付出代价，但是这种代价是值得的。

1

爱因斯坦曾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不过喜欢寻根刨底地追究问题罢了。”这位世界上最聪明的人，1955年死于腹主动脉瘤急性破裂。

近半个世纪后的2003年，同样喜欢追究问题的中国心脏外科医生孙立忠，琢磨出一种手术，拯救了无数急性主动脉疾病患者。

他在传统“象鼻手术”里加了一个支架，让只有少数医生能做的大血管手术，变成了大多数医生都能做的手术，很快便在中国遍地开花，成为最凶险的A型主动脉夹层最有效的治疗方式，新术式被命名为“孙氏手术”。

孙立忠没想到，这个新术式成为一个支点，撬动整个中国主动脉外科的高速发展，并带领中国的主动脉医生走到了国际学术舞台。

戴 戴：17年前，您在一个人关在宾馆里琢磨改良手术方式时，有没有想到过，这个术式会改变您的一生，改变整个中国主动脉外科?

孙立忠：中国有句老话，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当初只是想让手术做得更简单，让病人更安全，至于后来这个手术得了多少国家级大奖，或者给中国的心血管外科事业带来革命性改变，我从来没想过，也不可能会想到。

“孙氏手术”就是一个无心插柳的事。那个时候做传统象鼻手术，人造血管植入太困难，手术时间很长，并发症太多，危险性极大，我不敢用来做急性的主动脉夹层，只能少量做一些慢性夹层患者，一直在琢磨手术怎么改。2003年非典时，我被派去支援一线隔离病房，工作结束后关在宾馆里隔离时成天闲着，我正好有时间琢磨手术，终于想到了解决办法。

当时我想的其实跟现在的方法完全不一样，我想的是先用东西把人造血管套住，这样容易植入，里面放个避孕套，待血管植入到位后，往避孕套里打水膨胀把人造血管撑起来，人造血管就能贴合在主动脉血管壁上，再取出避孕套。我把这“土办法”和上海微创公司可大年工程师聊，他笑我说用避孕套太不雅了，可以用介入治疗输送鞘管的办法把人造血管送进去。但是鞘管做出来，我试了几例觉得角度很不好调整，行不通，于是两人又几次讨论和尝试，最后确定了现在使用的捆绑拉弦的办法。

因为效果好，手术在国内很快就推广开，很快也得到了国际的认可。现在国外很多材料都是仿照我们的，还有人在这个基础上做改进，比如做免缝合的方法、卡扣的方法等等。我觉得这是好事，大家都在进一步转化，将来主动脉手术还会做得更简单，患者更安全，医生更省劲。所以，外科医生的创造性工作是没有止境的，这样大血管外科才能不断向前发展。

创新就像哥伦布手里那只站住的鸡蛋，其实并不复杂，却需要看问题的新角度，这背后则是热爱、积累，以及一点点天赋。

孙立忠来自东北的农民家庭，1978年，他从吉林伊通县一所普通中学考入白求恩医科大学。1983年大学毕业统考时，孙立忠在500多名同学中排名第三，被分配到阜外医院外科，这是那个年代全国唯一一所心血管病专科医院，是中国的心血管领域的殿堂。

孙立忠：我人生中的几大转折，上大学是我的人生的最重要的转折。那时候努力学习，就是想着考上大学就能吃饱饭了，而在这之前，从来没吃饱过。上小学中学的时候，一天只能吃两顿饭，中午带了饭的同学们自己去吃饭，我们几个家里条件不好的人就躲在墙根底下玩。

第二大转折是大学毕业，那时候是国家分配制，能分配到阜外医院，能让我做一个外科医生，完全是命运安排。其实第一次分配是让我留校，在白求恩医大学附属医院做心内科医生;面试都结束了，又让我去北京，先是送到中日友好医院;后来又到北京协和医院，让我去放射科，我说喜欢外科喜欢开刀，就这样，最后来到了同样是协和系统的阜外医院外科。

毕业10周年时我才知道，原来每一次分配完，我都被别人挤掉，组织上只好重新给我安排。我们这一届有三个同学分到了心脏外科，一个在省里，一个也在北京，只有我被分到了阜外医院。

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我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从事的职业既是自己喜欢的，又能养家糊口，能出名能得利，感激我的老师能够给我这样的成长机会。各行各业都是技而优则仕，很多技术出色的医生都被提拨担任院领导，但是我不是那种善于做行政工作的人，我就喜欢做手术。

2

外科医生成长除了勤奋别无捷径，年轻时的孙立忠几乎 24 小时待在医院，除了泡在手术室里，还给老师做着各种杂事。两年下来，他把每位上级医生的手术特点都掌握了。

毕业仅5年，院长让他负责一个儿科病房。又过了5年，已在先心病、瓣膜病领域小有名气的孙立忠，却被要求换跑道。

1993年阜外医院成立血管外科研究室，院长希望孙立忠以大血管为专业方向。这个研究室面对的疾病很凶险，是世界难题，一百多年前一位美国医生曾说，“没有一种疾病如主动脉瘤那样令外科医师蒙羞。”这种局面直到孙立忠被叫到院长办公室那一刻都没有太大的改变，主动脉破裂病人血流成河瞬间死亡的场面，足以打败医生所有的信心。

前方没有现成的路，甚至不知道要走多久才能有收成，但孙立忠无法拒绝，毫无怨言地投入进去。他先从学习引进国外已有的技术开始，心无旁骛地寻找对主动脉疾病患者有效的治疗手段，很快孙立忠身边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

孙立忠：

单打独斗是很难取得大成绩的，尤其像我做的这个专业，更需要团队合作。手术前，要有人做好诊断、术前准备;手术中，要有外科医生，还要有麻醉医师、灌注师、监护师，需要整个团队来配合你才能够完成一个患者的治疗。我们大血管外科对团队的要求特别高，任何环节的不匹配或者不到位，治疗都难以成功。做大血管专业，团队有凝聚力、团结才能做好这个工作。

1993年，我在阜外医院刚当上血管组的负责人时，刚开始只有我、常谦和罗军教授三人，他们年纪都比我大，常谦教授已经退休，罗军后来在美国去世。主动脉疾病很凶险，手术时间很长，死亡率很高，手术效果也不太好，创业时，我们三个非常艰苦，后来朱俊明、于存涛、刘永民也分到了血管组，队伍渐渐壮大。他们跟我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都是秉持一种观念：一定要让他们建立起兴趣，能够有收获。所谓的收获，其实就是在技术上得到进步，这是很多人愿意跟我一起工作的重要因素。

我认为，做一个好的外科医生，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质：在年轻的时候学习最重要，要勤于思考，在业务上才可能逐渐进步;到一定年资以后，能带组的时候，在技术上要勇于创新;等到带团队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敢于担当。这几条都是我职业生涯特别重视的东西，一个团队的上级医生，勇于创新，又敢于担当，对整个团队都会有很好的带动作用，他们跟着你，才会有前途。

另外，团队的带头人绝对不能自私，一个人不能又想得名又想得利，什么都想得的话，别人就不会愿意跟你一起工作。

医学家从本质上来说，就如同没有安全灯的矿工在黑暗中摸索。孙立忠和他的团队披星戴月，逐渐在“血流成河”的主动脉手术中闯出一条“血路”，成为中国心血管外科一颗明星。

30年来，一直与孙立忠并肩作战的大学同学、影像介入专家黄连军教授说，以前影像科诊断出来的主动脉疾病患者基本都没有下文，在孙立忠正式接手大血管专业之后，慢慢地，一个一个病人手术后活着回来了。

高难度的主动脉手术是孙立忠要不断征服的高峰，时至今日，他仍是中国个别能完成三次四次开胸手术的医生。他是中国第一位做1期全主动脉置换手术的医生，至今这个主动脉领域“航母”级别的手术，孙立忠仍保持着国内最高纪录。

但是外科医生不是炫技的职业，比追求高精尖更重要的，是简化手术让更多的医生掌握。

2003年从“非典”前线下来，孙立忠独自被隔离在宾馆中，一直萦绕于心的手术改良问题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在与工程师反复讨论之后，一种新型的人造血管诞生，一种新术式大放异彩：主动脉手术难度降低，手术时间缩短，术后并发症减少，总体死亡率由20%降到4.34%。主动脉外科医生从此摆脱了“苦战夜战血战死战”的局面，无数患者生命得以挽回。这个“全弓替换支架象鼻手术”后来以孙立忠的名字命名，被称为“孙氏手术”。

随后，孙立忠进一步对主动脉疾病类型提出了更加细化、系统的“孙氏分型”，不同的类型匹配相应的术式、麻醉、体外循环和术后监护，使整个团队的运动更有序，降低沟通成本，效率大大提高。

戴 戴：一个新的术式需要时间的考验，“孙氏手术”已经临床应用了17年，是否已经算是经受住了考验?

孙立忠：一个手术方式的好坏，需要时间和数量来验证，当年也曾有些新手术昙花一现，比如激光打孔治疗冠心病，出现后没多久就消失了。而“孙氏手术”这十几年的随访结果显示，这个手术无论近期效果还是远期效果都优于其他所有术式，所以，“孙氏手术”经受住了时间和数量的考验。

从医生的接受程度来看，现在有这么多的医生会做“孙氏手术”，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技术，如果只是个别人能做，只能依靠高精尖的设备才能做，这项技术一定很难推广。好的技术，好的方法，好的材料，首先要对患者安全有效;其次医生要少费力气，不能让医生越做越苦，越做越累;最后是患者要少花钱。好的技术，符合这三点才会有生命力。

戴 戴：这十几年来，中国主动脉外科高速发展，“孙氏手术”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孙立忠：我想，新手术方式的应用是我们大血管外科一个划时代的东西。主要是从两个角度去说，第一，从患者临床需求和医生的角度来看，在全弓替换支架象鼻手术(孙氏手术)之前，我国的主动脉弓部手术是个空白，我早年在阜外医院时用传统的象鼻手术做过26例，手术做得很艰苦，而且除了我以外，国内几乎没有谁能做这个手术，因为这个技术难度太大，传统材料植入太困难，方法也不成熟。2003年有了“孙氏手术”以后，中国的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治疗被彻底改变，过去老一辈讲的苦战、夜战、血战、披星戴月、血流成河、人财两空的局面没有了，患者的手术成功率大大提高，手术难度大大降低，医生很快就能掌握这个手术。我记得这个手术我做成之后，常谦、朱俊明、刘永民很快就能上手做，第一年就达到四十多例，后来很快就普及了，不光是中国医生在做，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印度、孟加拉国等国家的医生都来学手术，都用我们的材料。手术成功率提高了，并发症和死亡率都大大降低，长期效果甚至比欧美都好。

第二个意义是，通过这个手术，我们中国的主动脉外科走向了世界舞台。我们2005年在美国的AATS年会上报告时，美国人还不太认可，后来连续六七届的AATS年会上，都有我们的文章、报告，有美国人看到了我们的结果，全世界都看到了我们的结果。在世界学术舞台上，中国大血管外科的地位明显提高了，跟他们平起平坐了，甚至数量和质量方面，我们有更大的优势，这也是我们国家的优势。

这两个层面的意义，使我们中国的主动脉外科真正建立和发展起来，有了学会、协会，有很多的成员，我们中国越来越多的主动脉疾病患者得到治疗。

3

2009年，孙立忠离开阜外医院，调入北京安贞医院。

他的团队说“你去哪，我们就去哪。”陆陆续续跟随孙立忠一起去安贞的有一二十位同事。医生每一次转换战场就是一次归零，病例、科研都要重新开始积累，安贞医院为这些“凤凰”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孙立忠带领团队在安贞医院扎根，他们都有信心再创业成功一次。

在安贞医院所有医务人员的努力下，5年后，安贞医院的手术量从4800多例突破了1万例，孙立忠团队在这里建立了全世界最大的主动脉疾病诊疗中心。孙立忠曾说：“我国主动脉外科整体水平还很落后，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作为中国的第一批大血管外科医生，责任就是把主动脉外科技术推广到全国去。”于是，他领导的团队，开设培训班，面向全国培训大血管医生，同时，有求必应支援全国同行，奔波于各地救治患者，手把手教当地医生做手术。

很快，“孙氏手术”在中国遍地开花。截至2019年，能做“孙氏手术”的医院的已经达到100多家，一年达8000多例手术。“孙氏手术”带动了主动脉手术的快速普及，大血管医生队伍的壮大，让整个主动脉的手术量从2010年不足5000例，到2019年一年达到了2.69万例，翻了5倍。

戴 戴：2013年您曾说过，希望在中国的东南西北区域都有主动脉疾病中心，让患者可以就地治疗。这个愿望实现了吗?

孙立忠：现状比我当初的设想还要好。当年我只是设想几个大的区域能有做得好的大血管医生，现在实际大血管手术的普及程度远高于我当初的预想，全国已经有100多家的医院可以开展大血管手术，100多位医生可以独立做大血管手术。

比如东北，不仅哈尔滨、沈阳、长春这些省会城市的医院可以开展，牡丹江、齐齐哈尔、四平、辽阳这样的小城市也能开展大血管手术，有的是他们自己的医生做，有的是从省会或北京上海请医生去做手术，总之基本可以实现患者就地治疗避免转运中死亡的风险。其他省市，比如内蒙、陕西，甚至新疆的石河子，都有医院都能做大血管手术了，内地的普及程度就更不用说了。

与过去先心病、瓣膜病、冠心病发展时期的速度相比，大血管发展时期的速度要快得多，手术量每年都有18%~20%的增量。

我2009年离开阜外医院去安贞的时候，我们这个团队以及整个国家大血管还处在一个明显的发展阶段，现在为止，整个大血管外科专业已经上升到普及的阶段。

4

然而，主动脉专业的普及程度还远远不够。

中国究竟有多少主动脉疾病患者，目前没有确切的数字，按美国疾病流调数据和人口比例推算，仅主动脉夹层这一种疾病，中国每年至少新发20万例，这类病人如果不及时手术，一天内一半人死亡，剩下的基本活不过一年。

急性主动脉夹层患者救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手术，然而直到现在，能得到手术机会的病人还不到5%。正因为如此，十几年来，作为中国主动脉外科领军人的孙立忠教授，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努力做手术，全国各地教技术，然后鼓励，鼓励，还是鼓励。

他认为，现阶段，比要求基层医生要按某个规范去做手术更重要的，是鼓励他们去做手术，只有他们能做并且敢做，急性主动脉夹层病人才有机会活下来。所以，孙立忠在大大小小的学术会议上，反复强调的不是技术，而是鼓励大家要有信心和担当。

戴 戴：同行都知道您从来不封锁技术，对任何想学大血管手术的人都毫无保留地传授技术，您是怎么想的?

孙立忠：如果教会徒弟就饿死了师傅，主要是因为师傅也就只有“三板斧”，耍完就没了，如果师傅随时有新东西，怎么可能会饿死呢?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很少一种新手术自己连续做起来没完，我只要做成了，我马上就会教别人做。我还在阜外医院工作的时候，2005年我做了中国第一例1期全主动脉置换术，成功之后，第二例我就教常谦做，我给他当助手帮他，到目前为止，全中国能做1期全主动脉替换手术的也没几个人。

任何事都是水涨船高，我有时候和别人开玩笑说，我徒弟的徒弟都已经会做的手术，你还说“老孙这手术做得挺好”那不是在夸我，而是侮辱我。我这一代人，应该有这种胸怀，不要怕教会别人会被取代，中国14亿人口的基数，太多患者需要救治了，病人是做不完的。不要说现在主动脉手术一年才做2.6万例，哪怕一年做26万例，也还有很多病人在等手术。

再一个，也曾经有人担心介入治疗发展快了，外科大夫就没事情可做了。我说如果真的如此，那是因为外科大夫自己没有作为，外科大夫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只是你不会做才会饿死。在技术方面，永远需要探索，需要我们去解决问题。当年我学大血管手术的时候，中国能做大血管手术的医生只有个位数，现在已经有几百个医生能做大血管手术了，我们大家闲着了吗?没有事情可做吗?永远不会。愿意分享技术，这也是我得到同行认可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做任何事情，都会想办法给别人创造机会。

这也是因为大血管专业和其他专业不一样，我们的病人发病后需要就近就地治疗，只有当地医生会做并努力去做手术，病人才有机会活下来，因为绝大多数病人是等不到转运到更高级别的医院的，尤其偏远地区。所以，我们这些在大城市大医院的医生，更需要把我们的技术传授给基层医生，而不是高高在上地用所谓的“规范”去限制他们，基层医院和医生被束缚了手脚，我们的病人就没有机会了。

我们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和探索，医生要付出辛苦，患者要付出代价，但是这种代价是值得的。包括我的很多年轻同事，做了一个急性的主动脉夹层手术后，患者出现并发症甚至死亡了，他们就容易灰心丧气。我经常鼓励他们说，一个患者没有抢救成功，你如果放弃不再做了，这个患者生命就白白浪费了，第一个不成功，或许第二个第三个就成功了。我们这个专业谁都不可能一上手就做得很好，把所有的病人都能救活，我们没有这种能力，这个专业也就是这样的特点。所以，到目前为止，在各种学术会上，我反复的强调的不是技术上的事，而是鼓励大家要有信心，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得敢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