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低头专心做手术的孙立忠教授，口罩上溅了不少血渍。

刚才患者胸骨一劈开，主动脉便破了，连接心脏的主动脉，血压高达六七十毫米汞柱。鲜血从破口喷射而出的瞬间，已做好准备的孙立忠教授和手术团队迅速插管，将血液导入体外循环机，4分钟之内便恢复了大脑和身体各脏器供血，让患者恢复到稳定的生命状态中继续后面的手术。

主动脉疾病，生与死仅在几分钟之间。

这是患者第三次开胸手术。许多主动脉疾病因为病变累积的范围大或者病情进展，往往需要多次手术，间隔数年或者十来年不等，每做一次开胸手术，都会让下一次手术难度翻倍。开胸骨就是第一道生死关，因为前次手术创口结痂会发生严重的组织粘连，完全没有了正常的解剖层次，一开胸骨就可能撕裂大血管，需要极有经验的医生才能提前做好应对。

在中国能做这么复杂手术的医院屈指可数，而上海德达医院一年三四百例的主动脉外科手术中，为患者实施第二次以上手术的占了1/3。全中国能做多次开胸心血管手术的医生更是寥寥无几，但对孙立忠教授来说却是家常便饭，他就像主动脉疾病患者生命的“守门员”，在别处做不了的主动脉手术，患者都会找到他做最后的努力。十几年前，他曾给一位慕名而来的新加坡患者成功实施了第6次开胸手术，让这名本来只买了单程机票来中国的患者，买了回程的机票与家人团圆。

在手术台上“血战”了三十多年的孙立忠教授，为世界主动脉外科做出了中国贡献，他在2003年发明了“孙氏手术”，之后又建立全世界最大的主动脉疾病诊疗中心。经过了17年时间和数量的考验，“孙氏手术”挽救了数万患者的生命，也让中国的主动脉外科走到了国际学术舞台。

如今，身经百战的孙立忠教授，任何手术都已波澜不惊，淡定从容，做手术甚至成为他最解压的方式。他说，外科医生在手术台上是内心最清静的时候，什么杂念都没有，专注做手术就好，所以他喜欢在手术室里。

四年多前，正在筹建的上海德达医院慕名北上京城，邀请北京安贞医院心脏中心主任孙立忠和介入科主任黄连军教授加盟。他们是大学同学，同一年考入白求恩医科大学，一起分配到阜外医院，又一起前往安贞医院，两人专业互补并肩战斗，至今已同窗共事了四十多年。

德达医院独特的医疗与经营分离的经营管理模式打动了他们，而更吸引他们的是“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这一句似乎是所有医疗机构都会喊出的口号，但真正实现的有几家?

孙立忠说，医生无法选择救活所有患者，但可以选择让患者有尊严地接受治疗，即便治疗无效，也能让患者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这种“尊重”，就是“以患者为中心”的核心。他愿意在德达医院这种全新模式的医院里，带领每一名医务人员，把这样的尊重，真真实实地体现在每一个医疗行为上。

两位主动脉“战友”决定再次启程。在他们的组织下，一批曾经在阜外、北京安贞医院共事多年的同事走到了一起，很快在德达医院组建了一支成熟的大血管外科和介入治疗团队。

德达医院同时邀请的还有，中国心内科领军人葛均波院士，以及在德国工作十几年后回国担任天津胸科医院副院长的刘建实教授。

如今，孙立忠教授举家搬往上海，开启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三阶段，也是他人生的第三次创业。

戴 戴：您在德达医院当院长和公立医院的院长有什么不一样?

孙立忠：公立医院的院长其实身兼两职，一方面还是一名医生，他们都是各自专业里的顶尖专家，平时要兼顾看病做手术;另一方面要承担院长的职责运营医院，所以公立医院的院长压力是非常大的。而在德达医院，是另一种医院管理模式，CEO负责医院运营直接对董事会负责，我作为院长只负责医疗业务工作，也参与和医疗业务发展直接相关事务，比如医院总体目标的制定、大型的医疗仪器采购、大型课题等等，在医院发展方面，我们专家可以向董事会提出建议，但决定权不是我们。

人最重要的是摆正自己的位置，我特别想做一名纯粹的医生，这也是我到德达医院来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我理想中的医院，是医生只要从医疗角度考虑问题，病人治疗需要的各种条件，医院能够给我们提供，不将经营考核指标与医生收入挂钩，医生不需要做与医疗无关的事，只需要考虑如何更好地服务患者，这样的工作环境是一名医生真正所需要的。

戴 戴：在德达医院实现了吗?

孙立忠：有些方面基本上是实现了，比如急诊手术，这一点是让我感受最好的，不需要等待患者治疗费用到位，只要病情需要，我们立刻就可以做手术，最快的患者到医院15分钟就上了手术台。德达开业四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患者因为医院管理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因素而延误治疗的，对主动脉疾病患者来说，时间就是生命，这么短时间内就能做上手术，挽救了不少生命。尤其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主动脉随时可能破裂，做手术要争分夺秒。这四年里，能活着送到德达医院的急性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中，术前死亡只有两三例。有两例是正在往手术室送的过程中主动脉破了，还有一例送到医院后，患者执意要等一位亲人，结果等了两个多小时，主动脉破了，最终还是没能等到，非常遗憾。

急诊患者不等交够住院押金直接上手术台的做法，以前在公立医院，我们碰到过患者手术后逃费的，但是这种情况在德达医院没有遇到过。我觉得一方面是患者经费的筹措能力提高了，医保报销的比例提高了，另一方面也与医院管理的能力提高了有关。

戴 戴：德达医院的环境如五星级酒店一般，很多人觉得可能在这里看病会很贵，普通老百姓能看得起吗?

孙立忠：医院在2018年底已成为上海医保的定点医院，都是按照上海医保定点单位的规则收费的，受上海医保系统监控，自主定价的部分也都是经过上海市医保部门批准的。常规手术总的费用和公立医院差不多，一些我们有优势手术甚至还会比公立医院收费低一些。主要是价格体系的构成不一样，一些技术含量高的项目，比如手术费会比公立医院高一些，但我们的药占比很低，不到20%，这是我们总体费用不会比公立医院高的主要原因。另外，我们这里有很多高难度的手术，有个别手术特别复杂，费用会相对高一些。

戴 戴：中国人看病习惯找关系，所以除了医院正常收费以外，还有一些隐性的人情花费。这种风气在德达医院有吗?

孙立忠：也会有人托关系来看病，我觉得在中国是人之常情。但是这里很明确的是，医生不能收红包，不能收回扣，这是红线，绝不能踩。在这里医务人员的收入绝对不靠这些“灰色”部分，而是明码标价的年薪制，该有的待遇、权益都能得到保障。这一点，我觉得也是中国医疗改革未来应该努力的方向。

戴 戴：其实，阳光收入是对职业尊重的一个重要表现。德达医院的CEO说过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他的职责是照顾好医生，医生的职责是照顾好患者。

孙立忠：这里是以病人为中心，体现在管理上其实就是以医务人员为中心，因为医务人员是为病人服务的，医务人员的需求就是病人的需求。医院里所有的事情都是医务人员优先，不仅待遇、权益能得到保障，而且工作环境也非常好，食堂、办公室、更衣室都非常人性化。医务人员不会带着怨气工作，也就不会把坏情绪带到患者面前，服务意识也到位，所以这儿没有见到过什么医疗纠纷。

德达医院从2016年以来开业四年了，基本没有主动离职的医生，说明医生们对现有的工作环境还是比较认可的。哪怕是今年疫情，很多单位经济收入明显的下滑，我们经济收入也受到影响，但也没有人辞职。非公有制医院是双向选择，医生对医院的满意度通过这个能反映出来。

看到有消息说，国家计划将取消医生和教师的事业编制，医生未来逐渐走向自由职业者也是大势所趋，未来医生和医疗机构可以双向选择，我相信像德达这种体制的医院就会比较有优势了。

戴 戴：您举家搬往上海在德达医院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您是如何做出这样的决定的?

孙立忠：我的职业生涯有两次转折，一是2009年从阜外医院到北京安贞医院，第二次是现在来到上海德达医院，这两次转折，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年从阜外到安贞，虽然是从国家队到地方队，但本质上并没有什么改变，两家都是在中国心血管领域最顶级的公立三甲医院，而且都在北京。实话说，当年离开阜外是有一些被动的，开句玩笑有点像红军长征，不得已放弃自己的根据地。

现在来到德达医院，与10年前转换“战场”有很大的不同。客观上的不同，是从北京到了上海，从体制内医院来到体制外医院;主观上的不同，也是最重要，这一次是我主动选择，而且是经过了四年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决定。

很多人不理解，说：“以你现在的条件可以在体制内再干几年，以后在安贞吃老本也够了。”

但是我不这么想。

每个人最重要的是自我认知的能力。大血管手术是我一生中最主要的追求，我作为一名心血管外科医生，从局部手术到全部手术，从择期手术到急诊手术，从小孩到老人，该做的手术也都做的差不多了;我为之奋斗了三十年的大血管专业，在中国的普及程度也很高了。我想，在人生接下来的阶段，我个人想在学术上再有大的突破是比较难的，但我这人又不愿意因循守旧、一成不变，如果想再做点事情，就要调整攻关目标。

我当年离开阜外医院时，黄连军、朱俊明、刘永民、郑军等前前后后一二十人和我一起去安贞创业，这一次我到德达，也有不少以前的同事聚到一起。这两次是明显不同的，上次有生存的压力，也有技术探索的空间;而这次我们没有生存压力，在专业技术上也已经很成熟了，需要探索的是体制，也就是在德达这个与公立医院管理模式完全不同的医院里，优秀的医生如何发挥更大的价值，更好地为患者服务。我想，这种探索是有价值的，因为公立医院的医生在不久的将来取消编制是大势所趋，也许我们“先走一步”的经验和感受能够给大家提供一点借鉴意义。

戴 戴：主动脉团队的同事们担心您吗?

孙立忠：大家还是会担心的，毕竟现在到体制外到底会怎么样，大家都不知道，前途也不明朗。体制内的绝大多数领导和同事都希望我留下，我也纠结过，但做出这个决定，还是比较理智的，不是一时冲动。主要从几个方面去讲，一是有了这四年体制内外两头跨的基础，我对体制外有了很多的信心，这是让我做出这个决定最重要的因素。

信心从哪来?第一就是对政策的信心，国家在医疗体制改革方面的决心力度很大，这一点，我们在上海切身体会到了。德达医院从立项到建设到开业，上海的卫计委、青浦区的卫计委，都给予了很多的支持，政策上确实是比过去宽松得多。其中包括运营方面的政策，比如说加入医保，自主定价的空间、人才引进的政策，还包括年轻医生的职称晋升等政策都给到位。

第二，我觉得无论什么医院，一定是得靠有本事的人来做。到德达医院的这批人，不只是简单的志同道合，这些人确实是有能力做成这件事情。心内科有葛均波院士带领团队，影像和介入治疗有黄连军教授，他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们在一起并肩战斗四十多年了，一起分配到阜外医院，一起去安贞，又一起来德达。心外科除了我之外，还有刘建实教授，他在心血管外科界也非常有名，曾担任天津胸科医院副院长兼心外科主任，是天津胸心血管 会的主任委员，在德国工作过十几年，技术非常全面，人品也非常好。心外科还有我们从几家著名三甲医院挑选来的年轻医生，他们在同年资的医生里都是出类拔萃的。麻醉科有王伟鹏教授，是在阜外医院工作30年，体外循环科的梁洛彬教授是从美国引进的专家，监护方面的杨戎老师，曾是阜外医院监护室的护士长，他们在业内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专家。这样一个医疗团队，是我对德达医院未来有信心的第二个理由。

第三，投资方的经济实力和办院理念非常重要。老百姓最怕民营医院一切以赚钱为目的而作出背离医疗原则的行为，德达医院显然不是这样的医院。这个项目是以心血管为主的高精尖的医院，必须是实实在在能有效地救治病人，不可能弄虚作假的。德达医院投资方的经济实力很强大，办院理念也和我们这群医生所追求的十分契合，所以我们才能够一拍即合。

很多人特别担心现有的大环境下，包括医疗体制、收费体系和医保体系，德达医院能不能坚持下来。我想，基于我前面说的三个理由，我对德达医院的发展是有信心的，尤其开业四年的成绩单更有说服力。如果没有疫情的话，我们今年就差不多实现了收支平衡，而我们原计划是要6年左右。最重要的是，达到这样的水平，并不是靠高收费、乱收费，而是靠我们扎扎实实的工作，每年七八百例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治疗，靠病人和业内的口碑，已经成为上海青浦区的一个名片，是上海十大国际医疗旅游医院之一，这在过去根本是没想过的。

戴 戴：愿意把科室领导的位置主动让出来的人并不太多，您为什么愿意这样做?

孙立忠：首先，我不是那么高尚故意让给别人的，我之所以选择德达医院，是因为选择了另一种工作和生活的方式。其次，我觉得很多东西是相辅相成的，我能走到今天，是我的北京安贞医院同事们包括朱俊明、刘永民、郑军以及其他所有同事捧着我走过来，我才有现在的地位，我有了选择德达医院的机会，团队里其他人自然有了他们的机会。

医院的领导和同事都希望我留下来，我和大家都坦诚地谈过，我做这个决定并不是为了给他们腾空间而委屈自己去受苦，我没有这么伟大，但很高兴的是，这个决定主观上和客观上都有了很好的结果。从主观上，我的确应该这么做，一份事业，大家都应该有机会，在某些方面，朱俊明、刘永民他们比我优秀得多，他们手术做的都很漂亮，各方面都非常优秀。

我是从内心真正认同德达医院的理念，这四年来，我在德达工作得很愉快，我愿意把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三个阶段放在这里，再去做一些探索性的工作。对于北京安贞医院我也没有离开，我的团队、我的学生和同事都在那里，我的心永远在那里，永远是安贞人，除了不全职在北京安贞医院工作，其他工作还会和以前一样，甚至会比过去更加努力为北京安贞医院做事情。

戴 戴：您如何看待自己职业生涯的前两个阶段?

孙立忠：我是与中国心血管外科一起成长的一代人，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心血管领域发展突飞猛进，我是这个时代的受益者。阜外医院是我成长的过程，北京安贞医院是我成熟的过程，我很幸运，能在中国最顶尖的两个平台上成就自己。

记得我1983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心血管外科还处在比较低的水平，冠心病搭桥，除了阜外医院之外中国几乎还没有医院能做;阜外医院一年的手术量也只有四五百台，而且是以简单的先心病为主，复杂一点的开展得都不好。在阜外医院工作的20多年，给我的为人处事、业务技术和整个人生发展都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到北京安贞医院后，医院给了我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平台，北京市的医学会、医师协会，全国的医学会、医师协会，我都有机会做主任委员，还担任首都医科大学心脏 系的主任委员，在北京安贞医院工作的11年，我在专业上更加成熟，为人更加成熟，学术地位也有了很大提升，我成为了一个更加完整的人。

更让我欣慰的是，过去几十年的工作里，我付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也得到了该得到的，我特别感激阜外医院和北京安贞医院的老师、领导和同事们。

戴 戴：您来到上海，对德达医院的有什么期待?

孙立忠：我想，最起码在大血管外科方面，德达医院一定要向阜外和安贞看齐。从手术数量上看，现在北京安贞医院大血管手术量一年大约1500例，阜外医院一年千八百例，德达医院的大血管手术一年差不多三四百例，我相信未来在大血管手术方面，德达一定是排在全国前三位的。当然了，德达医院不是只做大血管，心脏的其他手术也是我们重点发展的方向，我们有这么好的团队，其他方面的发展也有很大的潜力。

由于有了阜外安贞的基础和前提，我才会有机会到德达医院来做这样一件开创性的事业。我希望身体力行，用事实证明优秀的外科医生，在任何体制下都有机会发挥作用，能为我们的患者做事情。

人到了60岁，更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我是一个喜欢折腾的人，接下来要想再一次取得成功，还将面临很多挑战。

我希望通过与国家医疗主管部门的沟通，医疗体制改革的成功，最重要的是给民营医院空间，要让他们平等地跟公立医院竞争，这样才能推动优秀人才的良性流动——人活了，改革才有希望。

我想，在这方面探索的意义可能远大于我做几台手术，因为我一个人做再多的手术，也不可能把患者都治完，但如果在体制方面有大的突破，让更多优秀的医生最大限度地发挥能量，才能救更多的人，这是对医生、患者以及整个国家都有积极意义。

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这样的结局。就像中国大血管专业的发展速度超出我的预期一样，我相信医疗体制改革也会有更大步伐往前走，尤其取消医务人员编制真正在今年年底实施的话，这将是促进人才流动的重要推动力，也许三五年十来年就可能见到这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