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下午3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有关情况。

有记者问：请问为何武汉出现了300多例肺炎患者政府就开始“封城”，官方是否存在瞒报实际患病人数和疑似患者数据?请问目前武汉实际感染人数到底有多少?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李斌回应称，武汉的实际感染人数，在卫生健康委网站上已经发布。卫健委接到湖北省卫生健康委报告，截至1月25日24时，湖北省武汉市累计报告了618例确诊病例，其中出院40例，现在住院533例，死亡45例。住院病例中还有140例重症病例，湖北省武汉市还报告现有疑似病例112例。

李斌称，湖北省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指挥部于1月23日发布通告，全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车暂停运营，没有特殊原因市民不能离开武汉，同时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现在高速公路也逐渐关闭了。这些措施对于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遏制疫情蔓延势头是必要的。这些措施会对武汉的疫情控制发挥作用，对全国的疫情控制也将发挥作用。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21日在广州举行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及应对防控情况通报会上称，目前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信息公开透明，内地与香港在疫情通报方面是有合作的，“在这个问题处理上，没有任何保留”。

日前，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发文指出，不缺顶尖医院、有SARS前车之鉴，为何武汉仍然每一步都走晚了?

文章提出4个要点为，武汉各大医院发热门诊的紧张态势已有一周，七家定点医院启动才两天已被压到极限。武汉不缺顶级医院，不缺顶级专家，不缺顶级医疗能力，缺的是公共卫生防控能力、行政效率和疫情处理流程。在患者和大医疗机构之间，未见到基层医疗机构和基层社区组织的分流、筛选与疏导作用，导致患者自发、直接冲击大医疗机构。17年前SARS战役的宝贵经验，本可应用于本次防疫，以更快的响应速度、更有序的社会动员、更低的经济成本，将不如SARS严重的疫情控制住。然而事与愿违。

1月23日下午，武汉市第五医院的急诊室内，挤满了发热病人。普通发热病人和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人挤在一起，他们不管是否符合入院指征，都在等待尽快住院。

人群越来越急躁。短短一个小时内，这些心急如焚的病人们为了能够住院，已和医护人员起了两次冲突。一位正在输液的发热病人，忽然情绪激动，将一把百元大钞洒向空中。

武汉市第五医院，刚被宣布为武汉七家收治发热病人的定点医院之一。这七家医院是在两天前的1月21日才接到通知，要求把病房改造成隔离病房，清退原有的住院病人，自1月23日下午6点起，对口接收来自大三甲医院的已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人住院，并收治体温在37.3度以上的新的发热病人。与此同时，之前一周被大批患者冲击的的当地大三甲医院暂停收治发热病人。

这一举措是为了防止大三甲医院的交叉感染(这些大医院已不断发现医护人员感染病例)，并以“7+7”的结对方式进行管理，也即每家定点医院由一家三甲医院输出技术和管理。武汉市第五医院，是七家定点医院中唯一的一所三甲医院，其余的六家医院都是等级较低的三乙或二级医院。

1月23日下午6时全面开放发热门诊后，七家定点医院马上就被大批涌来的发热病人挤得水泄不通。形形色色的病人中，有大三甲转来的确诊肺炎病人，更有大批发热病人，呼吸道感染者，或疑似肺炎患者。在巨大的患者人流冲击下，一方面，七家定点医院被迅速压垮，医护人员高度紧张忙碌，身心俱疲;另一方面，大批求诊者、求入院者因不满漫长的排队候诊，或不满被拒收入院，而群情激动。

武汉各大医院发热门诊的紧张态势，已持续一周。原本，这座华中地区的大都会医疗资源超强，仅次于北上广一线城市，拥有武汉协和、中南、省人民医院、武汉同济等四家在全国排名前二十的超级医院。此时，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时刻。

“技术一流的医疗资源，例如大三甲医院，只是疫情防控中的最后一个环节。武汉不缺顶级医院，不缺顶级专家，不缺顶级医疗能力，缺的是公共卫生防控能力、行政效率和疫情处理流程。”一位在医疗系统工作多年的专家称。

以本周以来大批患者的流向为例：惊慌的人群先是自发冲向大三甲医院，其后再集中转向七家定点医院。然而无论哪种情形，在患者和大医疗机构之间，均未见到基层医疗机构和基层社区组织的分流、筛选与疏导作用。

在上述专家看来，武汉市政府采取的举措，从疫情上报到关闭传染源头，从不得已而为之的封城，到开辟定点医院接治患者，每一步都对，但每一步都晚了。

2003年的SARS战役，令中国在灾难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形成了世界一流的流行病学科研能力、应急响应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原本，这些来自实践的宝贵经验，理应充分运用到17年后爆发的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令政府和民众以更快的响应速度、更有序的社会动员、更低的经济成本，将不如SARS严重的疫情控制住。然而，此时此刻，上上下下却陷入“晚了一步”的尴尬局面中。

为什么晚了一步?

17年前的那场SARS疫情，令中国在应对未知疫情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此次肺炎疫情爆发，中国在某些方面已比17年有了很大进步。

首先，是疫情首次公告和上报的时间明显加快。

从2019年12月12日出现第一例病例，到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发出疫情公告，引发社会关注，中间相隔还不到20天。

12月中旬，当武汉意识到这场不明原因肺炎可能是一场疫情时，迅速将病毒样本传至CDC(国家疾控中心)。1月9日，中国科学家又成功破译武汉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并于1月10将该病毒基因组信息共享到了相关国际网站上。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高力表示，中国对此反应非常迅速，快速研究和识别新的病毒种类。这种病毒增殖速度缓慢，样本含量较低，识别是一个很大的技术挑战，这表明近年来中国在这方面的能力发展迅速。这一举动赢得了国际赞誉。美国福瑞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的演化遗传学家TrevorBedlford说道：“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相比2003年的SARS疫情，当年第一例病例出现于2002年11月16日，而新华社首次公开报道是在2003年2月12日，中间相隔几近三个月。

其次，在1月18日疫情出现较大范围蔓延后，国内的医学专家们迅速编制出了科学有效的诊疗指南。1月20日，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中心牵头制订了第一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1月22日和23日，这份方案又接连更新了两版。一位经历过SARS的医生告诉八点健闻，这在17年前根本不可想象。

“那个时候根本没有统一的临床指南，医院里流行的是各种中药的偏方。尤其是到了2003年后期时，为了救命，对于激素的使用没有很好的限制。后来回头看，用了那么多激素，其实是无效的，还留下了很多后遗症。”

尽管技术上的进步显而易见，但今天武汉的疫情控制显然还算不上得当。截至目前，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已经出现了来自武汉的输入性病例，从疫情的波及范围来看，比SARS有过之而不无及。

在疫情的控制上，武汉市疾控系统依旧遵循传统的“内紧外松”的方式，即病毒感染者的确认要经过一系列流程，在省级、国家疾控部门双重确定后才可对外发布，意在不让民众产生恐慌情绪。此外，武汉市也需要在疫情发布和经济、社会影响方面做一个平衡：武汉作为春运时期的中部交通枢纽，任何有关疫情信息的发布，必将带来重大的后果。在诸多权衡之后，决策者选择了政治决策中较保守的一种。

2020年1月1日，武汉市仅将传染源华南海鲜市场关闭并消毒。武汉各大医院的医生们仍像以往的冬季一样，如常诊治流感高发期的发热病人。在他们看来，12月底以来的发热病人虽然增多，但重症病人的比例与往年相比并没有增加，有部分医生在接诊病人甚至没有戴口罩。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曾光第一次来到武汉时，当地的临床医生比较乐观，告诉他疫情并不严重，依旧是一代病例，没有出现人传人的情况。

随后的两周，在外界看来，疫情一度近乎稳定可控：

1月5日晚8时，武汉卫健委官网披露截至当日，该市共报告“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59例”。

1月5日-1月11日，武汉市卫健委官网没有任何疫情病例通报。

期间，1月9日，国内科学家确定此次肺炎的病原为新型冠状病毒。为此，1月11日晨，武汉卫健委官网恢复通报：截至1月10日24时，该市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41例。这个通报同时表示，自1月3日以来未发现新发病例。

与此同时，武汉之外的城市不曾有一例病例通报。于是，外界对武汉疫情的感觉极为乐观，有一种武汉已将疫情控制住了的错觉。香港大学教授管轶，凭外界已披露数据，一度乐观表示：传染源已经消灭，疫情已控，民众可安心过年。

反转来自1月18日之后，武汉的新增病例开始逐渐增多，其它城市也出现来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1月18日前后，武汉各大医院的发热门诊病人急剧增多，一些医院的多名医生出现了感染情况。医院的压力、民众的恐慌被瞬间放大，并蔓延至全国。

1月19日，曾光再次来到武汉，临床医生改变了判断：“比想象的要严重。”

“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不重视，既然早就意识到是传染病了，为什么不先在全市范围内做防控?”一位资深的医疗界人士向八点健闻表示，关闭病毒源头的华南海鲜市场就至少晚了一周时间，更别提后续四万多户居民参与的万家宴，也在官方的默许下进行了。

“总的来说，还是政府对这件事的反应慢了一拍，如果早一点关市，并且对大规模的人员流动采取控制，很大概率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这人士说， “特殊时期，应有铁腕手段。就像这次的封城决定，作为一名武汉市民我都举双手支持。唯一的遗憾就是，这样的果断来得太晚了。”

但这位专家也坦言，如果政府在疫情初始阶段就“大动干戈”，确实会取得比较好的防控效果，但也很可能因此被老百姓扣上“无端制造恐慌”的帽子。这其中的尺度拿捏，很考验当地官员乃至国家队专家对疫情的判断。

跟不上的防控措施

这个冬季像往常一样，按照武汉人的就医习惯，遇见发热高烧之类的疾病，首先会去大医院。一位在武汉市肺科医院工作的设备厂商技术人员，回想起1月初该院重症监护室的医生们，感到他们都很淡定，一些医生不仅没穿防护服，连口罩都没有戴。

另一位在武汉市某三甲医院工作的医生谈到，1月初，虽然知道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但一些在潜伏期没有任何发热症状的其它科室病人，却成了最大的传染源。他在该院泌尿外科的同事，给一位尚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潜伏期的病人冲洗膀胱时，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病人的体液溅在他的外套上。等这位病人一周后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时，这位医生才意识到问题，立即进行了自我隔离。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武汉协和等四家大三甲医院。在1月20日前一周，这四家医院的多名医护人员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湖北省人民医院，呼吸科有一半医护人员被感染;肿瘤科发现了一位病人，隔离了4名医生。省人民医院为此开辟了两个病区，约100张床位。武汉市中心医院至少开辟出4个病区，来隔离院内的医护人员。

上述知情人士谈到，这些临时开辟的病区并未严格按照隔离病房的标准设置。“大家床位都在一起，还可以聊天，可以出来走动。病区外没有任何提示和专人把守，外面的人如果按错了电梯楼层，也可以到达这几个病区。”

在1月18日前一周的时间内，和外界不同的是，医院的医生们已经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位三甲医院急诊科的医生谈到，平时冬季确实是病毒性肺炎高发，但今年的病毒性肺炎特别多。虽然都是病毒性肺炎，对于一些有经验的医生来说，看看CT片子，大致能感觉到有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可能。可是，那个时候武汉的各大医院，本身没有用于检测病毒的核酸试剂盒，也没有省CDC的工作人员来收疑似病例的样品做检测，因此，在1月18号前一周时间，武汉市并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人增加，其实是“不真实的平静”。

医务人员被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专家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信号，这意味着病毒开始人传人，在防控上的措施应该大幅调整，仅仅关闭一代病例感染源华南市场，已经远不能解决“人传人”导致的危机。但这一在医护人员那里已现实存在的情况，政府相关部门却一直没有主动披露。直到钟南山院士1月18日奔赴武汉，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在1月20日率先披露了已有14名医护人员被感染的消息。第二天，武汉市卫健委才将这一消息发布。

当疫情进展到“人传人”阶段，防控远比治疗更重要。公共场合的消毒措施、群众自我隔离意识的科普，非常考验一个城市处理疫情的能力。

不断蔓延的恐慌

1月22日，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专家组，根据武汉各大医院诊治的第一批患者的第一手资料，制定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快速指南》：对于所有疑似病例，需要就地医学隔离。对于轻症患者，可在门诊隔离观察或居家隔离观察。所有回家观察的患者，要求其一旦出现任何疾病的恶化表现，应立即回到指定医院集中治疗。重症病例者、危重症病例者，需住院治疗。

但此时，人群日益陷入慌乱，发热、感染人数不断增加，医疗资源日益趋紧，对这一指南的执行已经很难。

随着各地不断披露的病例数增加，武汉百姓开始慌乱。各大医院发热门诊人满为患。1月23日，政府启动七家定点医院，集中接受从大三甲医院转过来的肺炎确诊病人，并收治新的发热病人。

交接时期，是最混乱的时刻。一方面，在七家定点医院，已住院的病人不肯离开。与此同时，这些定点医院要在短短两天内，按照一个正常的传染病医院的流程做病房改造。部分定点医院既缺乏经验，也无演练，更缺乏专门的医生，防护服、口罩等也远远不足。另一方面，原来的大三甲医院已不接诊发热病人，让患者直接去七家定点医院。

1月22日晚间，李丁带着父亲来到武汉市第七医院，在急诊室待了一宿，还是没能让父亲如愿住院。

五天前，李丁带父亲在一家医院的急诊科就诊，大夫告诉李丁，你父亲肺部出现了两个阴影，可能是新型肺炎。为了确诊，李丁带着父亲先去了汉口医院的发热门诊，医生认为不严重，也因为没有床位，“让回家自行隔离，开了5天的药，并告诫出现高烧不退及时就医。”

1月22日这天，李父发烧不退，病情加重，李丁带着父亲紧急赶往汉口医院，却发现整个发热门诊排队的就已经有几百个人。好不容易排上队，但医生告诉她，医院实在腾不出床位。李丁父女再赶往武昌医院的发热门诊，同样人满为患。

当晚，父女俩经人指点，得知第七医院将是收治发热病人的定点医院，于是再赶到第七医院。此时，这家医院的发热门诊外已排起了几百米的长队。人群里，没有喧闹。

11点半时，李丁已经站了2个小时。此时的武汉街头，温度接近零下。她裹好衣服，时不时探头看看进度。之后，终于排进了这家医院的急诊室。然而，结果令李丁再一次失望——医院没有核酸试剂盒，没法当场检测确认，因此不能收治李父入院。

那一个夜晚，可能是李丁最漫长的一个晚上。一边是父亲越来越严重的病情，一边是没有尽头的漫长等待。在急诊室的过道里，轻度患者、重度患者挤在一起，他们戴着口罩，神情疲惫，靠打点滴缓解症状，有人已等了近12个小时，只为了等一个确诊信息。

李丁似乎感到，病毒在医院弥漫开来，死亡的气味越来越近，内心夹杂着无助、焦灼和恐惧。

一直到1月23日下午2点，武汉市第七医院急诊室的所有病人都是留观，一个病人都没有被安排住院。

武汉一名顶级三甲医院医生谈到，是否收治病人入院还是要看临床症状的严重程度，并不是一定要等待核酸检查。临床医生的诊治指南是，结合病人发热情况、验血结果，结合CT分析肺炎严重情况，决定是否收治入院。而一些临床症状不严重的新型冠状病毒携带者，住院的意义不大，隔离、防止感染他人更重要。按照治疗指南，无论是否确诊，先按照一般病毒性肺炎治疗，病人自我隔离三天。

“如果所有病人都收治住院的话，医疗资源就不能满足那些危重病人了。”上述医生说道。但处于恐慌中的人们，住院成为他们的首要选择，这位医生一天要接到许多领导的电话，要求将他们熟人收治入院，他坚持不符合住院指证的还是不能收。

但他同时也承认，医院确实会漏诊一些本该收治入院的病人。“这就是整体和局部的问题。”而李丁的父亲，这类自我隔离三天以上，症状依旧不断恶化的病人，本应收治入院，此时却因医疗资源匮乏，而迟迟难以被收治。

在医生们看来，最糟糕的局面是：大家都涌向医院，症状较轻的病毒携带者已具备较强的感染能力，成为移动的传染源，他们本应在家自我隔离。这样一来，会导致医院成为最容易感染病毒的地方。

一座围城

1月18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再次考察武汉，集体做出了“不进不出”的四字原则。他们的建议上报国家相关部门后，22号晚间，政府最终做出了武汉封城的决定。

一位高级别专家组成员认为，在春节前夕封城的决定非常果断、正确。“现在各省的确诊病例，绝大多数来自武汉。封城前，还有大批人从武汉出来。这些人最后去了哪里，是掌握不到的。这些人还会人传人，其它省市很可能就变成第二疫区，第三疫区。而现在封城后，只有武汉一个疫区，控制疫区人口流动，是乙类传染病甲类管理非常重要的一步。”

曾光认为，仅从当前的死亡率来看，此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不如SARS严重。根据临床观察，最终使用激素的危重病例很少。当年SARS时期，许多病人后期都需要呼吸机和插管，这次并没有。

截至目前，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病例，90%以上仍集中于年长，且有脑梗、心脏病、肿瘤、高血压、 等基础疾病的病人。

全国其它地区已迅速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1月23日，广东、湖南和浙江三省率先启动一级响应后，随后，湖北、天津、安徽、北京、上海、重庆、四川、江西、福建、湖南等十余个省市相继启动。

而此时的武汉，宛如一座围城，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不想进来。

(来源：中新网 中新经纬 八点健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