鲐背之年，一个人会做些什么?

        可以选择与亲人共享天伦，这是人之常情;可以选择在岗位上散发自己的光与热，这里有了不起的生机与坚守。

        有一个人，他选择后一种人生，成全了旁人的前一种心愿;他以自身的不舍一线，换取千万家的健康团圆。

        7月14日播出的《朗读者》中，96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肝脏外科之父”吴孟超如此自白：“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

        他也借读本寄语后来者：“孩子们，让别人去享受‘人上人’的荣耀，我只祈求你们善尽‘人中人’的天职。某些医生永远只能收到医疗费。我愿你们收到的更多——别人的感念。”

        与“吴孟超”三个字相连的，总是一连串奇迹——

        他创造了中国医学界乃至是世界医学肝胆外科领域的无数个第一;他翻译了第一部中文版的肝脏外科入门专着;他制作了中国第一具肝脏血管的铸型标本;他创造了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和常温下无血切肝法;他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手术;他也切除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肝海绵状血管瘤;他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在腹腔镜下直接摘除肝脏肿瘤的手术……

        这无数个第一无不见证着中国肝胆外科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卓绝的探索;更记录着国之大医匡危济世的至高境界。

        在吴老75年的从医生涯里，大约有1.5万名病人，因为他而脱离了生命的绝境。他的眼前是病，心底是人，他总说：“我想背着每一位病人过河。”

        节目播出是在7月14日，细心的观众发现，7月10日，吴老还奋战在无影灯下。

        事实上，这个周二只是他普普通通工作日的一天。直到现在，96岁高龄的吴孟超院士，依旧保持着每周门诊、每年约200台手术的惊人工作量。

        高龄、一线、密集手术，这些对一位医者意味着什么，对每一位荧屏前的普通观众又意味着什么?

        把时间拨回到2005年，吴老被推荐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候选人的那年，有些答案不言自明。

        在吴孟超被评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前，仅有吴文俊、袁隆平、王选等七人先后戴上桂冠。不仅在我国医学界从未有人获此殊荣，该奖项的一度空缺更彰显出评奖背后的慎重、权威、庄严。

        2005年，吴老被推荐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候选人。数据可以佐证他在专业领域的成就。全世界每年约有百万人死于肝癌，在我国，每年被肝癌吞噬的病人达40万之多。吴孟超从1956年进军肝胆外科直到2005年评奖之际，他已用手术刀为13600多个病人切除肿瘤，创造98.5%的肝癌手术成功率。而他组建的国际上规模最大的肝脏外科专业研究所，创建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肝脏疾病研究和诊疗中心，以及由他奠定的中国肝脏外科理论基础等一系列成就，令中国肝脏外科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数据之外另有一些，是融于千千万万个平淡的工作日，见于病患、见于人心的触动。

        在奖项委员会对他进行考核时，考核组成员想约他上午谈话，他说上午有手术，建议安排在下午。起初有人猜想，这肯定是位特别重要的病人。后来才知道，那是位与吴老素昧平生的河南农民，病情重，家里穷，吴老只想尽早为他手术，早半天解除痛苦，也能少交一天住院费。

        2017年春节前夕，央视春晚上海分会场，傍晚时分，吴老准时抵达彩排现场。一个多小时前，他刚刚成功为一名乙肝家族史患者动完手术。“丙申年还有最后几天，医生不能封刀，因为病不等人。”他一身戎装，声音醇厚里透出暖意，“今天手术后，这位年轻的姑娘大概可以在元宵节前回家。又多一位病人回家过年，这是医生的‘万事如意’。”

        每一天都与病人一起度过、与工作一起生活，吴老只怕自己时间不多。

        把吴孟超院士请进演播室，董卿的感慨是从一双手开始的。

        这双手天赋异秉，它在肝脏的方寸之地创造生的希望;这双手又异常细腻，它以截然不同于同龄人的敏锐与稳定，将万千病患托出病魔的沼泽地。

        可任谁都能目测出，这双手变形了。右手食指、无名指的关节，因经年累月与手术刀并肩战斗，它们都异于常人。

        其实，观众看不见的还有吴老的脚趾，因为长时间站立，它们也变形了。

        80多岁时，吴孟超还在长达十余个小时的手术里主刀。这两年，平均每台手术的时长也需要三个小时。

        比起脸上的褶皱，比起脚下的变化，吴老更在意自己的这双手。他在节目里说：“手比脸重要。脸老了无所谓，但是这手所有的感觉要保护好。”他身边的护士长很清楚，那是一双“长了眼睛的手”，了解肿瘤的位置和它的解剖关系。有时候满腹腔的血，“长眼睛的手”一伸进去，一摸在这儿，这根血管一掐，血就止住了。

        值得让所有人知道的是，这双手曾在马来西亚割过橡胶。1930年代祖国大地的烽火连天，让一位名叫吴孟超的年轻人毅然踏上回国、报国之路。

        1922年，吴孟超生于福建省闽清县白樟乡后垄村。父亲在他三岁那年就“下南洋”谋出路去了。五岁时，母亲带着吴孟超和小弟弟来到马来西亚。一家人团聚了，但贫穷依然是生活的主基调。母亲又生下了两个弟弟、三个妹妹。作为老大，吴孟超夜以继日地劳作，为家里减轻负担。

        吴孟超的生日是农历七月初九。中国在商周时期把农历七月定为秋季的第一个月，称之孟秋。吴孟超生于七月，小时候名叫“孟秋”。1936年，吴孟超升入初中。他自己做主，把名字由“孟秋”改为“孟超”——从他内心，发出了第一个渴望自强的信号。

        吴孟超在马来西亚上的学校是当地华侨办的，叫“光华学校”，取的是光耀中华的意思。孙中山题写校名，并写下校训“求知求义最重实践，做人做事全凭真诚”。祖国正被侵略，学校里的课程也变了，华侨教师给学生们讲祖国、讲正义、讲国内的英勇抗战，讲得热泪盈眶。

        青年吴孟超是初中的班长。按当地习俗，校方和家长要出资让毕业生聚餐一次。当钱收齐之后，身为班长的吴孟超建议，把聚餐的钱捐给祖国正在浴血抗战的前方将士。此建议一呼百应，于是一份以“北婆罗洲萨拉瓦国第二省诗巫光华初级中学39届全体毕业生”名义的抗日捐款，通过爱国人士陈嘉庚的传递，送往抗日根据地延安。那时起，吴孟超下定决心回国、报国。

        1939年，吴孟超踏上回国的征程，将近一个月时间，从马来西亚坐船到新加坡，从新加坡坐船到西贡，坐到胡志明市，从胡志明市签证，签证以后再坐小火车转到河内、河口，最后从河口入境了。入境以后继续坐火车去往昆明，一共28天。

        发生在回国途中的一幕，吴孟超至今无法抹去。在越南西贡过海关时，验关的法国殖民者要求吴孟超一行在护照上按手印，而同时过关的欧美旅客只需签字。

        “为什么不让我们签名?我们会英文，会中文，会写自己的名字!”吴孟超质问验关员。

        “黄种人签什么字?你们是东亚病夫!”法国人吼道。

        吴孟超紧咬下唇，不让泪水流下来!为中华民族争气——这颗朴素的报国心，从此伴随他一生的选择：回国，从医，入党，参军……

        人在昆明，远方的延安却在吴孟超心头念兹在兹。但师长告诉他，从昆明到延安，道阻且长，你好好念书，将来科学救国也一样。

        就这样，命运和信念一起指引着吴孟超，他因为生病住院而对医生这个职业心生敬意，又因为个子小而被外科拒之门外。可最终，解放军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主任郑宝琦的慧眼识人，以及恩师裘法祖的带教指点，吴孟超终于在1956年提了主治医生后确立了肝脏主攻方向。裘法祖当时与他说：“现在肝脏外科还不行，中国还没有人专门搞。”

        节目中，吴孟超用一句话带过自己在肝脏方面的60余年时光，“因为中国也是肝病大国，死亡率很高。那个时候，肝脏没人敢开。所以我就攻肝脏，做标本研究，然后慢慢做临床，以后建立起来了肝胆外科。”

        语言极其平实，但过往的学术记录和新闻报道讲述了中国肝胆外科的艰苦卓绝。比如中国没有肝脏血管模型，吴孟超受到荣国团摘取世乒赛冠军的启发，用价廉物美的赛璐璐亲手制作了大量肝脏血管模型。

        比如，他带领学生一起创造的肝癌手术后五年存活率，由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16%，上升到80年代的30.6%和90年代以后的48.6%。

        又比如，他从来“不挑”病人。不仅90多岁还要做手术，而且再危重的病人他都照单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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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读者》现场请来了吴老曾经的病人甜甜。很难想象，风华正茂的姑娘在14年前是个辗转多家医院都被“限定了时间”的重病患者。她肚子里的肝脏肿瘤足有一个篮球大小，许多医生给她建议：除了肝移植，别无他法。

        肝移植费用高昂，走投无路之时，姑娘和家里人来到上海，求助于吴孟超。吴老发现，姑娘的肿瘤可以切除，肝移植不是百分百必须的。2004年，吴老已经82岁了。当时，有些年轻同事劝他：这么大瘤子，人家都不敢做。你做了，万一出了事，你的名誉就没有了。

        吴孟超回答：“名誉算什么，我不过就是一个吴孟超嘛!救治病人是我的天职。”

        “吴老从不会告诉病人‘时间’”。许多时候，辗转找上吴孟超的患者已经病入膏肓，还不乏已被其他医生划下过“最后大限”的人。即便再绝望的人坐到吴孟超面前，都不会听到“不治”。吴孟超的医者辞典里不设人生倒计时，他常会笑着与病人说：“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争取再活五年!”

        与之相呼应的，还有许多融于日常的细节——他的问诊常常很细致，半个多小时是家常便饭;他查房时总会随手替病人拉上屏风，检查完后又顺手掖好被角，再弯腰把病人的鞋子摆整齐;他经常告诫自己的学生，为医者要替病人做好成本把关，让病人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他有时还会对一些病例的肝移植发表不同看法，觉得有些病人值得更善意、更以人为本的治疗方案……

        与其说吴孟超用仁心仁术构建的，是一个让病魔望而却步的世界，不如看成，他的一切言行都遵从了初心。大道至简，大象无形。越是朴素，越是伟大;越是大家，内心往往越简单澄明。

        吴孟超应该是用一生在践行恩师裘法祖的话：“德不近佛者，不可以为医，才不近仙者，不可以为医。”

        他的学生满天下，许多人都已是小有名望的专家教授，但吴孟超依然把他们当作孩子般教诲：“孩子们，这世界上不缺乏专家，不缺乏权威，缺乏的是一个‘人’——一个肯把自己给出去的人。当你们帮助别人时，请记得医药是有时穷尽的，唯有不竭的爱能照亮一个受苦的灵魂。”

        若一定要找出96岁的吴孟超负过哪位病人，有且仅有一位——他的父亲。“我父亲是胆囊结石、胆管结石，后来黄疸去世了。我自己是学这一行，不能给我父亲医治 所以我很痛心。”有一次，吴孟超向组织请示，回了一趟马来西亚，“那次我到坟上去看他们，就在爸妈的墓前，我说：妈妈爸爸，我已经为国家做了一点事情，现在工作还是很好。”国之大医医不回亲身父母，但他说，“我为国家也做了点事，就这样讲，我对得起爸妈”。

        成为一名医者，正是一个苦行僧的过程。吴孟超甘之如饴，不舍昼夜。他甚至说，倒在工作中，也是一种幸福。

        这位96岁的“中国肝脏外科之父”只对长年跟随自己工作的护士长交待：“如果哪一天，我真的在手术室里倒下了，你知道我是爱干净的，记住给我擦干净，不要让别人看见我一脸汗的样子。”

        国之大医，终会得到许许多多人的感念。留在人们心底的，将是他在手术台上叱咤风云，是他对病人的春风十里，更是他眼神中的清澈透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