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治疗精神疾病见长的北京安定医院，住着众多因家属“失联”而无法出院的精神病患者。尽管很多人早已符合出院条件，却仍一住就是十几、二十多年，仿佛被家人和世界彻底遗忘，到死才能出院。

北京青年报一篇题为《被遗忘的精神病人》的报道指出，在安定医院的病房区，将近800名住院病人，约有两成是长期住院的老病人，时间最长的超过20年。据医生介绍，这些精神障碍患者经过治疗以后，一般病情稳定，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而长期住院，缺乏康复训练，对病人健康状况反倒不利。

精神病人因家属的放弃、社会的歧视等原因，而“被住院”几十年的情况，并非个例，而是长期困扰精神病医院的一大难题。早在2013年《精神卫生法》实施前后，就曾引发媒体关注。

首先能想到的，自然是病人家属的原因。家庭不仅应当是血缘关系的集合，更应是给人温暖和慰藉的地方。家人的互相关爱与扶持本就是“家庭”这个词的应有之义。而精神病人，说到底和其他疾病患者并无根本性的区别，只是病情更为特殊。只要当病人达到出院条件、有能力融入家庭和社会时，家属就应当接其出院;不管不问、故意失联等行为，无疑是在挑战伦理道德的底线。

《精神卫生法》第九条明确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禁止遗弃精神障碍患者”。第七十八条明确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遗弃患者，或者有不履行监护职责的其他情形，精神障碍患者或者其他公民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以家人为代表的监护人遗弃精神病患者，本身就是违法行为。

但仅仅将问题归咎于家属，显然失之片面。家庭观念深重的中国人，如果不是现实所迫，谁会选择放弃家人?对精神病人家庭来说，或经济条件不允许，无法提供高于医院水准的生活和治疗条件;或迫于工作和生计压力，无法分身照拂精神病家人;或担心病情反复发作，危机其他家庭成员和社会的安全。这些都是极现实的问题。

因此对达到出院条件的病人，如何让其更好地回归家庭、融入社会，不仅是医院和家属的事，而要多方参与和发力。在这方面，并非没有解决方案。

《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就提出，要推行“病重治疗在医院、康复管理在社区”的服务模式，这也是目前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然而问题在于，由于资金、专业人员配备等现实因素的存在，我国目前的社区康复体系尚未建立或完善，无法让患者在院外得到有效管理，更无法承担起以康复训练以帮助精神病人恢复生活技能和社会技能，从而回归家庭、融入社会的重任。

这个话题近年来也引发了代表、委员的关注。山东肥城市政协常委范贤就曾建议，将精神卫生工作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加大重型精神病患者的救助力度，建立心理危机干预中心，设立精神卫生防治专项经费，运用社会的力量，真正做到让精神病人“病能有医，疯能有控，家能有安。”

当然对社会而言，还要摒弃那种“谈精神病色变”的心理，不要一提到精神病人，就自动联想到疯子、变态或无故杀人等。对精神疾病的鉴定、治疗，以及何时能出院等，当然有专业医生把关;社会更应该思考，如何通过优化的制度设计，让更多精神病患者获得好的治疗和照顾，不让他们在医院“呆到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