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传染病防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健自觉有着一份天然的责任。其中，如何进一步发挥中医药在防治传染病中的作用，是他今年特别希望发出的声音。

王健认为，应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疫情直报系统内，设置统一的疫情中医发布体系，在各级疾控中心增设中医管理部门，对集中收治传染病医院的中医介入要有硬性指标的要求。同时，要加快传染病中医药防治专业人才的培养，在中医药高等院校开设传染病防治专业，编写《中医传染病学》系列教材;在中医医疗机构设置传染科，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并建立常规的薪酬体系及职称晋升通道;对于艾滋病、肺结核等疾病的防治，应加大对中医从业人员的投入，落实相关补助政策。

“当前我国正面临传统传染病和新发传染病的双重压力，几乎每年，就发现一种新发传染病，人口流动增加了防治难度，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更增加了防治的复杂性。”王健说，有效应对传染病疫情，必须发挥各方面的防治资源，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科学防治，形成合力。他建议，整合防疫、医疗、海关、科研院所、中医等各方资源，加强传染病防治组织机制和模式的研究与演练。

今年全国两会，王健关注的另一个话题是促进我国艾滋病仿制药产业的发展。“艾滋病的抗病毒治疗是国际上有效的干预手段，目前国际上有300多种药;但我国只有七八种药，且副作用较大，患者用药时间长了会耐药。”王健介绍，目前，我国累计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人数已达50多万人，近年每年新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均超过10万名，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药物需求巨大。由于很多新药的专利都掌握在国外药厂手中，价格高昂，大大增加了我国疾病控制的负担。建议进一步完善药品审批制度，缩短仿制药的审批流程，对已经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的传染病药品，建立绿色通道加速度审批。进一步降低仿制药的生产成本。以抗艾滋病病毒药物为突破口，在强制许可和仿制方面作出突破等。

此外，王健还很关注如何加强医疗机构安全管理，杜绝医源性传染病发生。他说，医疗机构的传染病防控工作应该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加强监管，经常监督检查，能够对执行者起到督促作用。此外，还应加大对医务人员传染病防护的培训和教育力度，使其对艾滋病、乙肝、丙肝等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医源性感染风险等有清醒的认识。

方来英委员慢病要在防控上更下功夫

方来英认为，要做好慢病防控，首先，从国家层面应该构造一个健康知识传播体系。就北京市而言，目前全市已形成了普及健康知识的良好社会氛围。希望可以搭建一个平台，把全国各省(市)的主流媒体结成一个健康知识传播联盟，形成以科普专家为核心、主流媒体为先导的权威传播模式，把健康传播的正能量激发出来，让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延长健康寿命的健康理念深入人心。

同时，要提升慢病防控的效果，还要依托必要的公共政策和法律法规支撑体系。以控烟为例，北京市坚持了3个基本准则：

第一，控烟行动不能局限在医疗卫生领域，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第二，必须坚持保障大多数公民利益的原则，“吸烟者有吸烟的自由权利，但是没有侵害他人健康的权利”;

第三，中国是《国际烟草框架条约》缔约国，我们要履行国际承诺，要说话算话，这个“算话”也体现在地方政府必须践行中央政府签署的各种国际条约。基于此，在控烟行动中，北京从2015年6月1日起实施了史上最严《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形成了社会共治的管理模式，从而使被检查单位违法行为的发现率从《条例》实施初期的23.1%下降到了目前的6.7%，公共场所发现吸烟者比例由11.3%下降到了3.8%。为此，世界卫生组织授予北京“世界无烟日奖”。

最后，慢病防控要落地，还有一件事要落实，就是要研究如何提供适用的技术手段。方来英说，慢病防控的技术路径选择一定要结合实际，不能脱离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也要“算大账”。“比如，我们去澳门特别行政区学习调研，发现澳门同行防控大肠癌做法就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放一个标本取样器，免费为居民做大肠癌筛查，既经济又有效，对大肠癌的早期发现很有帮助。类似的做法对我们启示很大。”方来英提出，在财政投入足以支撑和保障的情况下，应不断寻找新的慢病防控策略，让群众的健康收益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