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报》：作为肺癌领域权威专家，您认为我国肺癌在临床诊治方面整体处于什么水平（相较发达国家）？

廖美琳教授：近年来，我国肺癌诊疗工作者逐渐参与国际肺癌科研临床工作，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肺癌临床诊疗工作接近、达到、甚至有部分领域已经超过国际领先水平。特别是在分子生物学领域，我国肺癌临床诊疗水平不仅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甚至结合中国肺癌患者及国内诊疗实践工作特点，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与理论。

　　例如，中国肺癌临床工作者在诊疗实践中发现，与非亚裔人种相比，中国肺癌患者对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的治疗反应更敏感。

　　《论坛报》：请您谈一谈目前我国肺癌诊疗规范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廖美琳教授：我国肺癌诊疗工作者越来越重视对文献的学习，能够及时掌握大量最新国内外科研临床动态，为肺癌规范化诊治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国内肺癌诊治指南制定工作方面，我国临床工作者将NCCN指南引入，并结合中国临床工作经验及中国肺癌患者疾病特点，制定出适合我国肺癌患者诊疗实践的临床指南，用以指导和规范国内肺癌诊疗行为，而非一味照搬、机械套用国外经验。

　　例如，我国肺癌诊疗指南关于纵膈镜、PET/CT等应用时机的建议与NCCN指南推荐不同，更符合我国国情。

　　《论坛报》：针对卫生部推出的《原发性肺癌诊疗规范》在临床工作中的使用，您有什么建议？

　　廖美琳教授：临床需要根据规范、指南对诊疗行为大方向进行把握。但临床规范、指南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临床科研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疾病认识的深入以及临床实践经验的积累而不断变化的。因此，需要临床工作者在实际临床工作中将规范、指南与患者具体病情相结合，做到既掌握原则，又不失灵活把握。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规范、指南因存在编纂周期，难免存在信息滞后的问题。

　　例如，随着临床对新的诊断技术、新的治疗药物、特别是对肺腺癌分子生物学的深入了解，新的治疗模式不断诞生，以往对肺癌的单一学科诊断标准与临床诊疗工作不相匹配，因此对肺癌新型分类需求就显得特别迫切了。2011年伊始，国际肺癌研究学会、美国胸科学会、欧洲呼吸学会（IASLC、ATS、ERS）联手在《胸部肿瘤学杂志》（J Thorac Oncol）上公布了关于肺腺癌的国际多学科分类新标准，由病理科、内科、外科、影像学以及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共同参与肺腺癌的分类，以利于更好地指导临床治疗方案的制定、推测疾病预后。

　　《论坛报》：我国肺癌的防治工作应该关注哪些方面？

　　廖美琳教授：肺癌的早期发现、早诊、早治非常重要。早期发现肺癌，并早期进行合理干预，则患者的预后与生存质量将大不相同。从这个角度讲，早期肺癌与晚期肺癌的诊疗工作具有同样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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