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很多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互相独立，养老院不方便就医，医院里又不养病人，为老人造成了困难，“医养结合”这种新模式由此诞生，它衔接了“医疗”与“养老”，从而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

中国的老龄化正在席卷而来，老人的医疗需求与养老需求日益强烈。

但是，目前很多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互相独立，养老院不方便就医，医院里又不养病人，为老人造成了困难，“医养结合”这种新模式由此诞生，它衔接了“医疗”与“养老”，从而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

10月2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2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若干意见》，依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改革完善医养结合政策”的部署，《意见》从5个方面提出15项政策措施，力争解决近年来各方反映较多的制约医养结合发展的堵点、难点问题。这5个方面包括强化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衔接，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大政府支持力度，优化保障政策，加强队伍建设。

据国家卫健委老龄健康司司长王海东介绍，截至今年10月，全国共有近4000家医养结合机构，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建立签约合作关系的有25000多对。全国养老院以不同形式，提供医疗服务的比例达90%以上。

据了解，社会资本将成为推进医养结合的“主力军”。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副秘书长陈林海对记者表示，社会资本去做医养结合，有内在的动力，也有外部的客观需求，国家政策也一直在鼓励。如果能够真正调动这些社会力量与资源，中国未来医养结合层面上的供给就会迅速的上量。

支付能力弱、运营成本高亟待解决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49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7.9%。

养老渐渐成为刚需，但现在很多社会办养老机构的空置率却很高，究其原因，是养老行业的地板太高、天花板却太低。一方面，大部分老人的退休金并不高，无法负担很多一线城市养老机构月均5000-10000元的费用;另一方面，养老机构日常的运营成本，比如土地、建筑、人工等都很高昂，收费太低无法存活，因此产生了巨大的落差。

医养结合行业要发展，国家一是需要提高老人的支付能力，二是需要为医养结合机构的运营降低成本。

为了提高老人的支付能力，从2016年起，全国多地已推开长期照护险试点，长护险的概念自日本引进，日本称介护险，以40岁以上的国民为对象，强制参保。当国民入住养老机构时可以享受护理服务，并报销大部分养老费用。介护险将老人的健康情况分为7个评级，分级给予相应的照料。

目前，以上海为例，通过长护险评估的人群可获得每周3-7次上门服务，每小时收费40-80元，其中个人自费10%，剩下90%由基金支付。陈林海告诉记者，长护险能解决现在很多医养结合的问题。比如，很多医养结合机构是通过住院走医保报销来减少老人的经济负担，但其实是存在过度诊疗的问题的，边界不清、概念模糊，切分了医保的蛋糕。因为这些老人享受的大部分并不是医疗服务，而是精神慰藉与日常照料。长护险这种模式缓解了医保基金的压力，明晰了医疗服务与养老服务的边界。

除国家试点外，商业保险公司也在试水长护险。2017年2月，国家出台文件鼓励保险公司开发商业性长护险产品。截至今年8月，我国共有22家保险公司开展长护险业务，在售产品为94个。

有了支付方，政府又该如何为社会办医养结合机构降低成本?陈林海表示，政府需要加大支持力度并出台相应的政策。以物业空间为例，在现有的市场形式下，如果这些机构完全通过市场化去租房成本太高。一方面，政府需要在土地方面给社会办医养结合机构很多新的政策，比如土地划拨、无偿或低偿使用、过渡期政策等等，来降低它在物理空间上的成本;另一方面，社会办医养结合机构可以通过一些政府的平台公司去把政府手上存量的物业，大型国企闲置的物业盘活。这些措施都在本次12部委发布的《意见》中有所体现。

社会力量医养转型更具动力

除了支付与成本的矛盾，医养结合还面临另一大问题——护理人员的数量与质量不足。目前，很多养老机构的护理人员其实招的是护工，类似于家政服务人员，主要做一些生活的料理与家务劳动，医疗及护理技能严重缺失，导致服务过程中存在风险。但是，如果这些养老机构去聘请专业的护士作为护理人员，让他们去做老年服务，也存在资源浪费。

这就为广大社会办医院转型医养结合机构带来了优势与空间。陈林海告诉记者：“目前大部分社会办医院的人员素质处于中游，与公立医院相比成本较低，去做养老能力转化没有问题，产生效益更大。而对于老人来讲，这些护理员是专业护士，他会给我量血压、喂药，会做清痰、打针、急救，懂得防护老人噎住、摔伤，让他们更放心。”

陈林海表示，社会办医院对于医养结合的转型，比公立医院更有动力。对公立医院来说，首先需要把床位留给重症患者，他们的床效比、日均收入高于社会办医院，没有动力去做医养结合。而从国家的角度看，公立医院本身还承担了疑难杂症诊治的社会责任，用这些资源去做养老会产生资源浪费。

但是，很多社会办医院，比如一些转型的二级医院，它的专业能力不上不下，向上很难跟公立医院去竞争，向下又不愿去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它们转型的方向一是专科医院，二就是养老。以这些社会办医院的设备与人才去干养老是绰绰有余的，一名护士长带几个助理就很好管理。

“这些社会办医院是被迫转型，还有一类是新生的社会办医院，资本与其关注肿瘤等对技术要求高的领域，不如关注养老与康复，与现有的医疗供给体系匹配，去寻求自己的差异化生存空间。当医疗与养老结合，一是医疗可以带动很大数量的养老床位，患者在医疗机构治疗后，可以转到养老体系进行休养;二是老年医学、康复、慢病等学科，对设备、人才的要求相对低，投入相对少;三是医养结合的未来市场空间很大，可以从日常的健康管理、慢病管理，发展到病后康复，再到临终关怀，形成完善的全产业链布局。”陈林海说。

据了解，目前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正在积极助力社会办医院进行医养结合方面的转型。比如在前期的产业规划与投资引导，使社会办医院通过养老迅速提高床位利用率、利用闲置资源平衡现金流、打造品牌。在中期，还会帮助社会办医养结合机构进行老年医学、康复、全科医学等学科建设，加快长期人才培养，以及对接技术及产业资源，对接海外机构，实现国际化。

构筑全方位医养结合模式

陈林海告诉记者，在探索中，社会办医养结合机构逐渐形成了五种模式。

第一种是小规模、多机能的社区嵌入模式。这种模式从日本引进，目前在国内做的也不错，比如优护万家、汇晨养老。它主要的结构是，医疗部分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服务站的形式存在，养老部分面向半自理或不能自理的老人，这部分老人对医疗的需求没有那么高，主要需要日常的照护、监测与初步的康复。小规模、多机能的特性使得医养机构可以合理有效地利用空间，运营成本也会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第二种是康复医院加养老院的模式，也是很多社会办医院转型的方向。由于以二级综合康复医院作为依托，医疗资源的配置更高，这种医养结合机构可以接收症状更重的老人，包括临终关怀的老人，老人的床位数量也更多，比如泰康的养老之家。

第三种是大型的养老综合体模式，由一个三甲综合医院配套一个大型的养老社区，由于面积较大，一般在在近郊或者远郊开办，属于全年龄段的养老，也有配套的养老住宅。目前政府、社会资本都在做这种模式的规划与布局，比如燕达的金色年华健康养护中心。

第四种是互联网养老模式，基于互联网让老人在家也能享受到日常的健康监控与上门服务。目前，互联网医疗日益发展，网上复诊、开药、慢病管理都成为可能，并与医保对接，因此互联网提供的养老服务也成为一种可行的模式，基于实体医养结合机构向社区延伸。

第五种是旅居养老模式，在旅游景区与城市远郊较为常见，老人会过去做一些周期性的养老、疗养。这些老人相对更有活力、经济条件更好，因此这种模式的医疗配置大多与养生相关，比如抗衰、慢病调理与健康管理等等。

而在医养结合的探索中，除了上文所述的支付模式不完善、运营成本高昂、护理人员缺口巨大外，仍有很多难点与堵点问题需要解决。

从政策层面来说，由于“医”与“养”本身属于两个独立的领域，结合起来之后，哪些行为属于医疗，哪些属于养老，边界的划分并不清晰，此外还存在多头管理的问题，为运营者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从行业角度来说，目前中国还没有形成标准的医养结合的服务体系、理论架构与产品流程，这也导致“医”与“养”两套系统成为信息孤岛。需要有一个跨界的团队、跨学科的团队共同来研发实践，慢慢打通整个流程。

从金融角度来说，目前很多医养结合机构通过会员制及押金的方式，实现资金前期的回流。但相应的，国内在这方面的监管还不清晰。这些资金是什么性质、如何进行有效监管、会不会化为非法集资?需要金融法规完善出一套完整的体系，既保证投资人能够有很好的资金回流，弥补前期投资的压力，同时又能保障老人资金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