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炎症性肠病(IBD)在中国和亚洲呈上升的趋势，中国IBD协作组最新研究结果显示，1990-2003年间IBD住院患者增长约3~4倍。因此曾经被誉为“西方人疾病”的IBD将逐渐成为中国常见消化系统疾病，而我国临床医师对其诊断和治疗也结合中国疾病人群的特点，正在从不认识逐步走向深入。

IBD流行病学趋势

2012-2013年我国分别在北方城市黑龙江省大庆市、南方城市广东省中山市、中部城市湖北省武汉市开展了以人群为基础的IBD流行病学调查，该结果(图)是迄今为止中国较为准确的发病率调查。

IBD诊断的认识和进展血清标志物

IBD诊断时需要鉴别的疾病较多，而且一部分疾病的治疗方向与IBD南辕北辙，如肠结核与IBD、肠道淋巴瘤与IBD、特殊感染与IBD等。因此研究者一直在寻求良好的血清学标志物，并验证其诊断和鉴别诊断的价值。

但是近年欧美提出一些血清学标志物[如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ANCA)、抗酿酒酵母细胞抗体(ASCA)]在中国患者群中似乎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如国内入组例数较多的病例对照研究显示，ANCA对UC诊断敏感性为37.9%~56.7%，ASCA对CD诊断敏感性为45.2%~65.5%，其敏感性均低于欧美研究结果(ANCA60%~80%，ASCA55%~65%)。分析原因可能与种族之间的差异有关。

上述研究结果提示，东西方IBD发病机制之间可能存在不同，这也给我国的IBD基础科学研究提出了要求和机遇，应着眼于开发我国疾患者群的血清学标志物，这才会最终寻找到有利于中国患者群的诊断与鉴别诊断指标。

另外由于我国结核病高发，因此如何与肠结核进行鉴别诊断是巨大挑战。两者之间临床表现相似，从肠镜表现和病理均不容易鉴别。我国李等率先在国内报道了结核菌感染T细胞干扰素释放(TBSPOT-TB)检测法鉴别诊断肠结核和CD的敏感性、特异性(分别是84.2%、75.4%)，提示TBSPOT-TB可以作为CD和肠结核鉴别诊断有价值的指标。

影像学诊断价值

影像学在IBD诊断和随访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与内镜具有不同的优势，如CT或MRI结肠显像(CTE/MRE)可显示结肠镜检查未及部位，对肠壁增厚、肠腔狭窄判断有帮助，对发现瘘管、脓肿和炎性包块具有一定价值。国外研究显示，CTE在CD诊断中的敏感度78%、特异度83%。目前国内很多家医院开展了CTE和MRE检查，我国陆星华等的研究比较了胶囊内镜、肠镜、CTE对小肠CD的诊断价值，其中胶囊内镜诊断阳性率最高(96.3%)、回结肠镜最低(66%)，CTE阳性率达85.29%。岳文杰等的研究显示，29例CD患者中25例CTE出现肠壁增厚、肠周间隙模糊伴深处改变，其中与结肠镜检测部位吻合度达51.7%，16例UC患者中6例CTE出现肠壁增厚。这些结果均与国外研究相似。

腹部超声简单易行，对IBD的肠外病变，腹部超声也可以起到互补作用。我国也已经有多家单位开展了腹部超声监测IBD患者肠道病变。国内徐晓蓉报道35例IBD患者前瞻性肠道超声检查研究，结果显示超声诊断UC符合率为83.3%;诊断CD符合率为91.3%，多普勒超声判断活动性在CD中准确性达91.3%，UC中达100%。

随着影像学技术的进步，影像学在IBD诊断和随访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特别是对于肠道并发症等病变的发现，可以与内镜相互补充，可以协助临床医师更加完整、准确地诊断和评估病情。内镜诊断价值消化内镜是IBD的诊断、疾病评估和随诊的重要手段，有一些内镜特点如纵行溃疡、环形溃疡、鹅卵石样外观、类圆形溃疡等对于鉴别IBD与其他疾病有一定的临床价值。何瑶等的研究结果显示，CD表现纵行溃疡、鹅卵石外观的比例显著高于肠结核(40.3%对2.7%，9.7%对0)，而环形溃疡比例较肠结核低(1.6%对21.6%)。提示纵行溃疡、鹅卵石样改变和环形溃疡对于鉴别CD和肠结核有一定临床价值。但杨红等的研究显示，UC合并巨细胞病毒(CMV)感染患者内镜下也可表现纵行溃疡、深凿样溃疡和鹅卵石改变，并且深凿样溃疡与组织CMV包涵体个数呈显著相关。另外李骥等的研究还显示5.7%肠白塞患者也会表现为纵行溃疡以及17.1%表现为鹅卵石样改变。这些结果提示，在IBD鉴别诊断中，内镜表现也须结合血清学和病理学证据综合判断，且应特别注意密切随诊，这样才能避免误诊、漏诊。治疗的认识和进展IBD治疗的主要药物是氨基水杨酸盐、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和生物制剂。近几年来，氨基水杨酸盐已经被医生和患者广泛接受，免疫抑制剂的应用也越来越趋于规范，应用生物制剂的经验也越来越多。

硫唑嘌呤(AZA)是IBD一线免疫抑制剂，也是维持用药的主要药物，我国临床研究显示该药的临床有效率与国外报道相似，但其在中国合适剂量尚需进一步临床研究。如我国高翔等进行了一项开放性前瞻性研究显示，2mg/kgAZA和糖皮质激素联合治疗活动性CD，随访96周患者完全缓解率达53.3%。而AZA在我国IBD人群的主要副作用为血液系统损害、感染、胃肠道反应、肝功能异常、头晕、乏力、关节痛和皮疹。

沙利度胺、环磷酰胺、甲氨蝶呤(MTX)作为IBD治疗的二线用药，在我国也有部分研究报道，徐萍萍报道35例难治性CD应用MTX研究，治疗12周时临床应答率80%，缓解率51.4%。罗涵青等报道29例顽固性CD口服沙利度胺治疗患者，其中87.5%达到临床缓解。而陈隆典等报道小剂量环磷酰胺(400~600mg/2w)治疗74例难治性IBD，临床有效率达85.7%。提示这些药物对中国难治性IBD治疗疗效尚可，但尚须大样本多中心研究证实。

生物制剂开启了IBD治疗的新纪元，2007年英夫利西单抗(IFX)获得我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并用于临床治疗CD。全国很多中心报道了IFX在我国患者群中的临床疗效。

杨(YangBL)等入组28例CD合并肛周瘘管的患者，第30周临床完全缓解率89.3%，平均愈合时间31.4天，随访26.4个月后，96.4%达到临床完全缓解。但是我国目前尚缺乏应用生物制剂后药物浓度、抗体水平以及失应答原因解读等资料。我国IBD的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都有长足的进展，而且多个城市、多家医院成立了以多学科协作为基础的IBD临床中心。然而，我们仍然面临很多挑战，需要更多的努力：迫切需要多中心的大样本真实世界的临床研究、治疗药物浓度和基因的检测、多种诊断和治疗方法的成本效益分析、传统中药治疗IBD患者的潜力、患者 和管理，多学科和多中心的合作架构运作等问题。总之，IBD在中国是个新兴且发病率迅速增高的疾病，需要更多的关注和研究，能够抓住机遇、迎接挑战需要团结、合作和不懈的努力。

■小结

我国IBD的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都有长足的进展，而且多个城市、多家医院成立了以多学科协作为基础的IBD临床中心。然而，我们仍然面临很多挑战，需要更多的努力：迫切需要多中心的大样本真实世界的临床研究、治疗药物浓度和基因的检测、多种诊断和治疗方法的成本效益分析、传统中药治疗IBD患者的潜力、患者 和管理，多学科和多中心的合作架构运作等问题。总之，IBD在中国是个新兴且发病率迅速增高的疾病，需要更多的关注和研究，能够抓住机遇、迎接挑战需要团结、合作和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