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风相关的遗传因素使有痛风家族史的人患痛风的风险增加近2.5倍。有痛风家族史的酗酒者的风险大约高出三倍;韩国一项基于人群的大型研究显示，有痛风家族史且体重超重的人，患痛风的风险要高出四倍。

在调整了生活方式和生物风险因素(HR, 2.29)后，增加的痛风家族风险(风险比[HR]， 2.42)仅略有下降，这表明基因是一级亲属中痛风风险的关键驱动因素。兄弟患病个体的风险最高(HR, 3.00)，其次是父亲(HR, 2.33)，姐妹(HR, 1.97)和母亲(HR, 1.68)。

“虽然痛风的家族聚集性(一级亲属患有这种疾病)受到遗传和生活方式/生物因素的影响，但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遗传易感性是家族聚集性的主要驱动因素，”韩国原州市健康保险审查和评估服务的Kyoung-Hoon Kim博士及其同事在Arthritis Care and Research中写道。

然而，生活方式仍然很重要，这可以通过与没有痛风家族史或身体质量指数(BMI)高的普通人群进行比较来证明。作者写道，有痛风家族史且同时超重的人患病风险增加(HR, 4.39)，肥胖的人患病风险进一步增加(HR, 6.62)，这表明存在剂量-反应相互作用。当家族史与大量饮酒相结合时，与没有任何危险因素的普通人群相比，风险上升(HR, 2.95)。

研究人员写道，这项研究填补了“痛风的家族性风险相对于长期被认识到的痛风的遗传风险”的证据空白。此外，研究结果表明，可能存在剂量依赖的基因-环境相互作用，“因为痛风家族史和高BMI或大量饮酒的结合，与疾病风险显著增加有关，在肥胖个体中，这种风险甚至进一步升高。”

“这表明，事实上，大多数家庭影响是遗传的，而不是由于共同的环境因素，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Abhishek Abhishek医学博士，英国诺丁汉诺丁汉大学医院NHS信托的风湿病学教授和荣誉顾问风湿病学家说，研究结果也证实了基因和生活方式因素在引起痛风中的协同作用。“对于一级亲属患有痛风的人，应该更积极地解决酗酒和肥胖等生活方式因素。

他补充说:“虽然在这项研究中没有直接评估，但积极控制超重和大量饮酒可能会预防痛风的发生，或改善已经患有痛风的患者的结果。”

超500万家族聚集性痛风患者的研究

研究人员利用了政府运营的强制性保险服务的数据，该服务为韩国5000多万人口提供服务(国家健康保险数据库)以及国家健康筛查计划(NHSP)数据库。从2002年到2018年，研究人员确定了5524403名有一级亲属的人的家庭关系和风险因素数据。家族风险通过比较有一级亲属和没有一级亲属的个体的风险来计算。家族史与肥胖或饮酒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一个量表来评估的，该量表测量了两种因素相互作用导致的痛风风险。

最初对年龄和性别方面的家庭风险，随后对可能的危险因素包括吸烟、BMI、高血压和高血糖，进行了调整。酒精消费水平被分为不饮酒者、中度饮酒者和重度饮酒者。对于男性来说，重度饮酒被定义为每周至少喝两杯，每天至少喝五杯;对于女性来说，重度饮酒被定义为每周至少喝两杯，每天至少喝四杯。超重和肥胖以BMI为依据，采用标准分类:超重定义为BMI在25 ~ <30 kg/m2之间，肥胖定义为BMI≥30 kg/m2。

Kim及其合著者指出，无论是否有痛风家族史，高BMI和大量饮酒都与痛风风险的增加有关，研究结果表明“一种剂量依赖的交互关系，遗传因素和肥胖相互增强，而不是独立起作用。”

超重和有家族疾病史的人患痛风的综合风险显著高于其个体风险因素的总和(HR, 4.39 vs 3.43)。这种风险在肥胖人群中更为突出(HR, 6.62 vs 4.74)，男性比女性更明显。

在比较家族性和非家族性痛风风险组的其他风险分析中，与非家族性组相比，家族性组与肥胖相关的风险更高(HR, 5.50 vs 5.36)。

印第安纳州芒西印第安纳大学健康中心的风湿病学家，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卡内基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助理，Bruce Rothschild医学博士分享了他对这项研究的看法，并指出了一些局限性。“这项研究的结果与普遍认为的并不冲突，但有几个问题使解释复杂化。首先是如何诊断痛风。由于晶体存在的确认在临床实践中是罕见的，并且假设使用的数据库，诊断是基于满足一定数量的标准，其中之一是高尿酸血症——这不是真正的诊断确认。”

他指出，痛风的发病率取决于谁接受了治疗，该研究排除了那些没有接受治疗的人和那些没有服用别嘌呤醇或非布索坦的人。“单亲父母也被排除在外，这也可能会影响结果。

他补充说:“超重和肥胖没有根据年龄进行调整，这一解释与年龄有关。”“这实际上归结于痛风的诊断方式，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因为诊断已经如此简单化，以至于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痛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