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 ICU 医生。

下午 3 点，接到刘医生的电话：你在医院么，有个病人在急诊室…你能过来一下吗?

急诊室就在监护室楼下，嗖地跑下楼梯，在医院上班的时间内，我从来不穿影响行动敏捷的衣服和鞋子，以便快速灵巧地穿行在过道和楼梯上，随时以“逃命般”的速度跑到。这是多年“on call”保留的习惯。

迎面看见刘医生正护送病人去磁共振室检查。

“77 岁，两个半小时前突发右侧偏瘫和失语”。刘医生看见我迎面而来，用最简单的话把病情报给我听。我下意识地迅速看了一下手表。

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口眼歪斜地侧卧在平车上。两个眼球怪异地向左侧凝视，口角的呕吐物散发着腥臭的味道。头发上，衣服上斑斑渍渍，星星点点。她还在不断地干呕。她的左手，灵活而无意识撕扯着被单。右手右脚软软地垂下来。有明显的偏瘫表现。

“头颅 CT 做了么?”一眼看去，我大概已经可以判断病情。脑梗塞的病人，还在宝贵的溶栓时间窗内。

早我一步的神经内科刘医生，已经充分判断过：“头颅CT没有显影，没有明显的禁忌症，血的化验结果还没有出来，我觉得来得及加一个头颅MRI，充分判断一下范围。”

刘医生已经急得很，病史报的象加急电报。

不，是病情急得很。

血栓堵住了脑部的血管，导致病人的右手右脚失去功能，语言功能受损。时间还短，如果此刻迅速用上溶化血栓的药物，血栓被溶解，瘫痪的右手右脚就能重新动起来。但是如果不能溶解，她的这部分功能就永久丧失了。

瘫痪的病人，生存质量会极其糟糕，长期躺在床上，大小便不能自理，痴呆……生活从此走到泥潭中去，艰难无比，也拖累子女，医疗欠缺充分保障的病人，境遇就更加糟糕。

血栓可以安全有效融化的“时间窗”是距离发病 3.5 个小时。

争分夺秒抢时间

我们只有一个小时时间去做所有的准备工作，这些工作的结果，将会给病人带来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状态：好转，或者永久的瘫痪，这是冰火两重天。

不懂医疗的家属还不觉慌张，深知后果的神经内科医生已经在掐着秒表计算时间。

磁共振室门口七手八脚一阵乱，因为是临时的“加塞”MRI，病人和家属都没有准备好，本来轮到的病人正在大声抱怨。

手忙脚乱地给病人摘掉身上的首饰，死扣的项链，绳结的手链。拔掉输液的钢针，抽掉金属扣的皮带，一边叮嘱必需要抱着病人进去检查的家属，把手机，信用卡，全身的金属东西都搜查一遍。

躺在平车上的病人这时又开始大声作呕。呕吐物淋淋沥沥从担架上滴下来，熏人的气味，让旁边的人顿时退开一尺。

“快!”刘医生不顾恶心的呕吐物，一边手忙脚乱做准备，一边催促。

被“加塞”MRI挤到后面去的病人和家属，在周围不耐烦地抱怨。乱成一团，骂声和指责，抱怨和焦灼，形成一团让人心烦的气场。

不指望旁人能理解医生要承受的压力和麻烦!有必要解释，但是，没空，没嘴，没精力，谢谢理解!真想长出一个忍者神龟的壳，承受所有冷箭，腾出手来快办正经事。

病人被家属抱着进了磁共振室，躺在检查台上，不停地躁动和干呕。

“看住她，让她尽量不要动，坚持2分钟。”刘医生盯着病人，和影像科医生一起看着操作。

“ICU 准备床位，77岁，脑梗塞病人，准备溶栓，阿替普酶准备好。”我趁这个时间给 ICU 打电话。我们 ICU 医生是医院的保障团队，很多专科做高危操作的时候，都需要借助 ICU 这个保障平台。

这个病人年龄偏大，枯槁和瘦弱的程度，让她看上去比 77 岁更大。这大概是刘医生觉得不靠谱，需要我来帮他一起判断的理由。越衰老的病人，血管越容易出状况，溶栓以后出血的风险也越大。

医生的搭档都习惯不必交流，彼此需要做的事情都心知肚明，关键的时刻一攻一守，就可以默契地把危机渡过去，他看住病人检查，我安排尽快准备溶栓。

“左侧颞叶好大一片，就一个 DWI 序列就可以了。”一分钟也不肯耽搁，刘医生袖子上沾了恶心的呕吐物也不去理会了，马不停蹄把病人送进重症监护室。

“鲍医生，再去告知一遍，把溶栓同意书签好。”

“胃管，导尿管，所有有创操作都不做，马上化好阿替普酶。”

“小杜，核对确认一遍所有化验单。”

重症监护病房胜在人多，象一个配合有序的队列，转眼间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好。

2小时55分，开始溶栓

刘医生，和 ICU 几个住院医生，一起盯着监护仪，盯着病人不能活动的右手右脚，紧张，焦灼，迫切。

脑梗塞的溶栓不是困难的操作，也不是什么新鲜的技术，但是对每一个病人来说，都可能是截然不同后果：融通了，痊愈。不通或者脑出血，病人终身残疾或者死亡。

所以每一次溶栓，医生都紧张，比病人，比家属还要紧张。

一个小时，溶栓药物推进血管，查语言功能，查右侧的肌力，病理反射。略略松一口气!神经内科医生片刻没有离开床边。

两个小时，再判断……

半夜，打电话再问有没有改善，有没有血压波动，有没有 出血，有没有继发癫痫表现，有没有消化道出血，手脚的活动度怎么样了?……最牵肠挂肚的人是医生。

清晨，医生上班都很早，7：35，一堆人围着昨天溶栓的病人，看刘医生做神经系统查体。瘦小的老太太已经恢复简单的对话功能，声音暗哑模糊，但是回答的都正确，昨天怪异的左侧凝视已经消失。

瘫软的右手，可以举过头顶，可以不太灵活地比一个“六”的手势。右脚灵活自如，肌力和左脚相差不远，将来走路不成问题。

啊~…咦~…呦~…哇塞~..

ICU 几个还没有接触过溶栓的住院医生一阵狂甩表情包，发出欣喜的感叹。治疗的结果向我们最希望的结局进发，而且还有进一步改善的余地。

刘医生很高兴地向 ICU 医生拱手：谢谢，谢谢。他肯定是忘了，病人并不是他的亲戚，朋友，熟人，这只是他昨天治疗的一个病人。视治疗为己任的时候，就会这样：每一个促进结果的帮助，就好像是在帮自己的忙，忙不迭地要感谢队友。

我没在说一个励志的治愈系故事，这是医生每天极其普通的日常工作。

掐着秒表争取时间的时候，医生比家属还要急切。

药物推入血管的时候，医生比家属还要紧张。

病情大幅度改善的时候，医生比家属还要欣喜。

中国的医生，现在身负太多的压力和痛苦，但是如果能够享受疾病治愈的过程，那负重前行的目标就没有迷失。

专业娴熟，内心纯真，拿得起技术，放得下烦忧。

同行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