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30年中， 患病率在我国增长迅速。杨文英教授2010年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 Engl J Med 2010,362(12): 1090]的研究显示，我国 患病率为9.7%， 前期患病率为15%；按2006年中国的标化人口数量，可计算出中国有 患者9240万例，有 前期患者1.48亿。那么，我国的 患病有何特点？患病率是如何变迁的？杨教授通过解析多个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深入分析了以上问题。国际知名的 流行病学家彼得·贝内（Peter Bennett）教授讲解了对 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的重要意义。

　　 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

　　与西方研究结果类似，我国 患病率（图1）也随年龄增长而增加，这表明年龄仍是 患病最重要的危险因素。

　　 发病年龄明显提前，尤其是在中年男性中

　　由图2可知，我国 的患病率显著增高，特别是在中年人群中。因此，我国 的发病年龄明显提前。这点在许多经济迅速增长的亚洲国家中都可观察到。而从图1 a中还可观察到，中年男性 的增长速率显著高于中年女性，这表明中年男性的 患病构成了该年龄段 患者中非常突出的部分；图1 b显示，轻微高血糖状态的性别差异没有在 中表现得那么明显，说明女性的 前期患病情况并未显著低于男性。

　　 未诊断率仍较高

　　我国 的未诊断率较十余年前已有所下降（图3），但与西方国家相比（美国约为30%，其他西方国家都不足50%）目前仍较高，说明我国还应加强 的宣教和高危人群的筛查，以有效降低该病的未诊断率。

　　 或 前期患者的高血糖类型与西方不同

　　如图4所示，我国的新诊断 以单纯糖负荷后高血糖（IPH）为主，男性和女性IPH者分别占所有男性或女性 患者的44%和50%；而西方则以单纯空腹血糖升高（IFH）为主，约占所有 的35%~40%。这说明若不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筛查，会漏诊近一半的新诊断 。同理，若以空腹血糖（FPG）6.1 mmol/L为切点， 如图5所示，我国 前期患者以单纯糖耐量异常（i-IGT）为主，高达71%。这表明若不采用OGTT，会漏诊超过70%的 前期患者。总之，OGTT对我国人群非常重要。

　　不胖者的 患病率很高

　　西方国家的 患者多较肥胖，与之相比，我国 患者的平均体质指数（BMI）仅约25 kg/m2。从图6可发现，我国BMI＞25 kg/m2的人群 患病率确实很高；但BMI在18.6~24.9 kg/m2间的人群虽并不算胖，但其 患病率（7.6%）已高于2011年国际 联盟（IDF）公布的全球平均 患病率（7%）。故中国人即使不肥胖也易得 。

　　家族史与BMI和新诊断 的关系

　　研究显示，对于 家族史仅局限于父母中而尚未发生于同胞中的人群，在体型较瘦（BMI＜23 kg/m2）者中，新诊断 者的家族史阳性率与正常糖耐量（NGT）者相似；但若BMI＞23 kg/m2，新诊断 者的家族史阳性率则显著高于NGT者。然而，对于 家族史在同胞中也存在的人群，不论新诊断 者是胖还是瘦，其家族史阳性率均显著高于NGT者。这表明在同胞中有 家族史或许比仅在父母中有 家族史对该病的发生影响更大，此方面还须进一步深入研究。

　　现场连线

　　美国国家 、消化系统疾病和肾病研究所名誉科学家Peter Bennett教授： 相关的流行病学研究对 的防治有很重要的价值，不但可确定诊断标准，还可确立危险因素。例如，对患病率的调查有强的实用性，① 通过此类研究可获得 的地区分布情况，描绘出 地图，以量化各地区的 负担情况；② 通过横断面研究可找出 与其他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③ 此类研究可为长期随访提供基线数据。而与 相关的队列研究也有重要贡献，① 可描述一个地区人群的 临床特征；② 有助于找出 的危险因素；③ 有利于探索 的病理生理学机制；④ 便于分析 并发症的分布及其决定因素。

　　最后，希望通过我与同事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对美国皮马（Pima）地区印第安人开展的随访成果激励中国医生开展相应研究。我们的部分成果如下。

　　·确立了 的诊断标准，目前其已成为国际标准；

　　·发现肥胖是2型 的一个RF；

　　·了解到肥胖和遗传易感性这两个 RF间存在相互作用；

　　·证明胰岛素抵抗是2型 的重要特征；

　　·描述了儿童和青少年 的临床特征；

　　·发现子宫内异常环境造成胎儿产后肥胖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