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上午，CDS2015开幕式和全体大会盛大举行。翁建平教授在开幕致辞中说，CDS几年来牢记使命，开拓创新，重视科研工作，关注临床实践，强调患者和公众教育，取得了丰硕的成绩。CDS2015以“创新、规范、普及”为主题，注册参会人数7000余，创历史新高。

魏于全院士：生物治疗的转化医学平台建设

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魏于全教授介绍，重大疾病的生物治疗是前沿医学手段，是未来医学的重要发展方向。重大疾病的生物治疗包括免疫治疗(疫苗、免疫细胞、细胞因子)、基因治疗、干细胞与组织修复等再生医学治疗手段、小分子靶向药物治疗等。重大疾病的生物治疗是典型的前沿生物技术与基础研究-医药生物技术-临床应用的转化医学研究模式，其中生物药物靶向治疗很符合个体化医疗和精准医学的概念。

具体到 领域，FDA批准的生物技术药物有24种之多，另外也有一些新兴的 生物治疗方法，如Treg细胞治疗1型 、干细胞移植治疗 足、脱细胞生物羊膜治疗 足溃疡等。魏院士强调，生物治疗转化医学平台的建设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此外，生物治疗产品的规模制备是实验室研究成果向临床转化的关键和技术瓶颈，而高通量研究流程和技术手段能大大提高转化效率、缩短基础研究成果向临床转化的时间。

饶子和院士：精准医疗与技术创新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饶子和教授针对结构生物学在转化医学和精准医学中的作用这一话题，别开生面地向与会者展现了一场科学性与艺术性兼具的学术报告。

饶教授介绍，他在研究生期间就参与了胰岛素结构研究，可谓与 学科有着不解之缘。报告开始，饶教授就引用了艺术大师吴冠中先生的“似舞蹈，狂草，是蛋白基因的真实构造”形象地阐述了科学与艺术的关系。

饶教授指出，转化医学和精准医学是结构生物学的利器，只有技术的创新才能引领精准医学，X光自由电子激光(XFEL)和冷冻电镜的重大突破开创了结构生物学研究的新纪元。

中国生命科学研究具有一流的队伍，饶教授从病毒入侵、转录复制和组装入手，介绍了他们团队的相关研究，用唯美的艺术画面展现了生命科学的前沿研究。

John Buse教授： 患者心血管结局，永恒话题

美国 学会(ADA)前任主席、北卡罗来那大学JohnBuse教授再次来到CDS年会，作了题为“ 领域心血管终点研究利弊”的主题报告。Buse教授回顾了ACCORD、Steno-2、UKPDS、VADT、BARI2D、FREEDOM、ORIGIN、ELIXA、EMPA-REG和SPRINT等多项研究后指出，对 患者危险因素进行综合管理具有重要获益， 一经诊断就应开始强化治疗，强化治疗开始越早患者获益越多。而心血管结局研究更多显示出药物的心血管安全性、而非心血管获益，直到EMPA-REG研究结果公布。Buse教授认为，EMPAREG和SPRINT研究可能开创新局面。基于此两项研究及ACCORD-BP亚组分析结果，他对中国2016年2型 治疗指南提出了自己的预想。Buse教授认为，对于已知合并心血管疾病且估计肾小球滤过率(eGFR)>30ml/min·1.73m2的2型 患者，二甲双胍联合恩格列净可能是合理的。虽然可能存在异议，Buse教授认为中国2型 患者的收缩压可控制在120mmHg以下，糖化血红蛋白(HbA1c)控制目标建议为7%~8%。

翁建平教授：中国T1DM研究期待更多“原创”

翁教授首先回顾了我国1980-2011年6次 流行病学调查后指出，中国2型 患病率从1980年0.7%到2011年11.8%，虽然诊断标准有差异，详实数据足以证明2型 逐年增加趋势。而中国关于1型 的数据还是“糊涂账”。IDF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约8万名儿童被新诊断为1型 ，15岁以下儿童的1型 发病率迅速上升，每年增长近3%，其中欧洲、北美和加勒比地区最高。而西太平洋地区数据显示总共不足2万例。翁教授表示，这个数据提示我们两种可能：如果中国未包括在内，则数据不全面;如果包括在内，则代表数据不准确。而IDF的中国数据显示中国新诊断1型 儿童<1.5/10万人，为全世界患病率最低的地区之一。WHODIAMOND(中国)回顾性登记研究显示，我国14岁以下儿童的1型 发病率约0.59/10万人年，较北欧高加索人低约365倍。对该研究数据再分析，考虑到研究覆盖人群为15岁以下青少年，而捕获-标记-再捕获法在执行中也可能存在地区治疗水平差异等，数据可能有偏颇。翁教授又回顾了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多项流行病学研究以及中国1型 登记管理项目后指出，全球1型 发病率逐年上升，但尚无成人1型 准确发病率资料。WHODIAMOND(中国)已过去20余年，中国1型 流行病学特征尚不明确。而中国1型 登记管理项目将首次提供我国1型 流行病学数据，且覆盖全年龄段研究。

翁教授之后回顾了多项中国1型 临床和基础研究。他认为，胰岛素是1型 治疗的基石，尽管胰岛素挽救了无数患者的生命，但其治疗仍面临巨大挑战。国外在1型 预防、治疗方面已经开展数十年研究，我国则起步较晚。中国学者近年来在1型 临床特征、诊断、免疫或干细胞治疗等方面开展了相关研究，亟需大家对该领域予以关注、重视并投入研究，积累我们自己的经验和研究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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