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不大追求幸福。紧绷的上唇更常见；如有必要，笑笑就差不多了。对一个讲求实际的民族来说，追求幸福的说法有些傻乎乎的。首相大卫·卡梅伦没有退缩，他已经决定建立国民幸福指数，每个季度发布一次，了解民众的感受。

　　今年，英国人所有的一切都面临削减，从公共部门的工作岗位到儿童福利；这当口，他一头扎进“幸福经济学”招致了巨大的批评——“脑袋秀逗”还是温和的评论。舆论似乎认为：现实中的卡梅伦手里挥舞着斧头，四处削减开支，所以变得多愁善感了。

　　也许是的。但衡量社会幸福程度的努力——而不仅是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已经变得迫切了。西方工业化社会原先采用GDP，理由很多。现在拥有的物质已经足够了，或者说，在人类历史上，已经远远超标了，但依然还有疑问：“他们脑子里还想什么？”

　　看来，真没好处。越来越焦虑的社会，压力如影相随。焦虑中的人，担心工作，担心金钱，担心健康，但普遍都有一个想法：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为了站稳脚跟，一路狂奔；做事情越来越快；消耗越来越多的食物（然后担心价格）；一个超过70亿人口的世界该“减速”了，该重新制定幸福的标准了。

　　如何幸福，是一个让人混淆的问题。很难确定许多变量，如爱情、友谊和家庭关系。但英国的研究发现：尽管较富裕的人会更幸福，但金钱本身并不能带来幸福；工作对自尊至关重要；女人比男人更幸福；人们需要一些物质以外的事情，来充实生活。

　　下月开始，政府将访问人们，进行下列问题的调查，回答的分值从0至10：昨天，你感觉多幸福？昨天，你感觉多焦虑？你对今天的生活多满意？你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有多大意义？

　　没什么特别之处。沃瑞克大学幸福经济学专家安德鲁·奥斯沃尔德说，该问卷开了一个好头，但他觉得还应该增加一些内容：“昨晚，你睡得怎么样？”——非常重要的精神健康指标；还有“你觉得时间有多紧迫？”

　　他说，从“经济繁荣向感情繁荣的观念转变”很重要。也许21世纪，我们需要这样的指标：国内感情繁荣值，即G.E.P.

　　从事该调查的国家统计办公室已经在网络上开展讨论。对如何挂钩英国人的幸福，提了很多意见：鸟儿鸣唱、了解自我、环境、养宠物要负责、为社会服务、去野外，还有读苏格拉底的书。

　　很明显，幸福经济学并非严谨的科学，而且，幸福指数如何与政策挂钩，还需拭目以待。但这个想法使一些无法标价的事物，能体现出其价值。开放的空间，清新的空气，安全，从压力下解脱——这些资源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稀缺。接下来的问题：你如何鼓励这些事情，同时又要在西方社会，创造出必须的工作岗位？经济增长当然占有很大比重，但不再是唯一的答案。

　　我想起了这段时间，生活中的几个幸福小片段。一次，当穿过摄政王公园的时候，春天的第一丛灌木微微刺痛了我的皮肤；另一次，当女儿安睡时，我亲吻她、道晚安，她看起来很平静。第三次，在开罗，集会的埃及人民展示出的巨大尊严，进行和平的变革。

　　这些时刻与大自然有关，与有空闲观察有关，与感受人类卓越灵性有关。在动荡人生中，感情繁荣不是下一封电子邮件。

　　所以，在见成效之前，我支持卡梅伦的决定（从原文“无罪推定” 翻译其引申含义——译者注）；并且谨慎支持其相关的“大社会”规划，该规划也是众人起哄的对象。该理念的核心：人人可以给予别人更多——如英国的提款机，将自动给用户提供向慈善捐款的选择。（近来新闻中，英国提款机时不时会自动多吐钱；而英国银行承担该损失；多取钱的用户无需负责或坐牢，也可选择捐款。——译者注。）经济萧条时，推销该理念很困难，但其抓住了迷茫人们的需求：大家互相需要更多的交流。

　　美国的情况也一样。与“追求幸福”一样，自由是美国人不可剥夺的权利。注意两者的区别，这也体现了建国元勋们的智慧。《独立宣言》保证自由，但论及“幸福”，只保证追求的权利。所以现在，或许应该验证：如何追求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