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志军的妹妹曾让他准备一套完整的核磁共振和CT资料，以便她能够在国外请欧洲专家会诊。于是，凌志军请医院复制一套胶片，通过国际快递送往欧洲，两天到达。

　　可妹妹来电时表示不解，医院的计算机里都该有电子数码文本。互联网传输，一秒完成。

　　妹妹说，在欧洲，随便哪一家医院做透视扫描，医生都会把电子文本备份储存到电脑里，此后病人到别的医院会诊——任何一家，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调取使用，资源共享。

　　鉴于“国外经验”，凌志军再去医院，问是否有原始电子文本。真有。只是医院素来不向病人提供，病人也极少索求。“但医院工作人员懂得变通，我们交了200元之后，如愿得到两张光盘，上面储存着我的核磁共振和CT扫描结果。”

　　凌志军搞不懂，既然电脑屏幕能更便捷、更清晰地把影像展示出来，医生们为何还如此忠于胶片。而且，仅仅是自己医院扫描的胶片。

　　医院中，这样的“固守”还有很多。去看内科，他们可能会嘲笑外科医生“就知道动刀”；去看外科，他们可能会用一种不屑的口吻谈论“化疗”与“放疗”。凌志军曾问一位西医大夫，“中医可能治疗癌症么？”答复是，“泡在中药里，肿瘤也不会小。”而凌志军的妻子问一位中医，“能不能做开颅手术呢？”“去吧，去吧，你要是想当寡妇，就去吧。”医生喝道。

　　“不知道是否有人研究这个课题：一个高墙林立、壁垒森严、充斥着门户之见、连最基本的信息共享都做不到的医疗环境，与医生的误诊率、病人的治愈率之间，有没有关系？”凌志军感慨。

　　治疗体系中的致命弊端

　　肺部手术之后的凌志军没有选择化疗。他对化疗并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凌志军的母亲，在胃癌实施胃切除手术后，辅以化疗药物，10年来，仍健康从容地活着。

　　凌志军决定不化疗，就像他决定不吃任何所谓的特效药，不使用任何所谓的特效疗法一样——拒绝过度治疗。

　　凌志军清楚地记得，一位同行曾不幸患上淋巴癌。“他一次又一次地化疗，过了十个月。医生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他那个时候白细胞降到零，意味着身体无免疫功能了’，‘实际上还有一些并发症’。”2009年，这位同行在最后一次，也是“更大剂量的一次化疗”后，离开人世。

　　“患者的坚强毋庸置疑。可这没能挽救他的生命，甚至有可能助长医生的‘过度治疗’。”凌志军说。

　　凌志军一直记得，在2007年《中国的新革命》发布会上，纪世瀛提到的那几个数字：70%的癌症病人是被吓死的；20%是被治死的……当时他以为那是外行人的愤世嫉俗，或者是给予自己的好心安慰。但在不断搜集癌症治疗资料的过程中，凌志军发现，来自肿瘤医学内部，也有“三个三分之一”之说：死于癌症的人，三分之一是吓死的；三分之一是治死的，也就是“过度治疗”导致病人无法承受而死；三分之一是病死的，也可以说是癌症本身造成的死亡。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亦曾表示：很多药不是该吃的，却在吃，很多治疗是不需要的，却在做。

　　就在2008年，凌志军决定不化疗的几个月后，上海抗癌协会的一次年会召开，与会400位国内外专家对肿瘤的过度治疗达成共识：目前我国有80%的癌症晚期患者在有意或被迫接受着超过疾病治疗需要的过度治疗；全球肿瘤患者有1/3死于不合理治疗；因为过度治疗的盛行，癌症患者的死亡率上升了17个百分点。

　　这些数字让凌志军震惊。“我们最大的不幸不在于遭遇癌细胞的侵袭，而在于我们被中国式的癌症观念包围着，同时还接受着中国式的癌症治疗。”

　　从2007年发病，到如今，凌志军无数次置身于医院的拥挤、混乱和繁忙中，观察病人，观察医生，观察医院的设施与环境，同时也思考自己。“癌症患者用自己的希望和金钱催生了当今中国最繁荣最赚钱的一个医疗部门，可他们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每年都在增加，中晚期患者的‘五年存活率’在过去30年几乎没有提高。”凌志军甚至觉得，医学越是发达，越是剥夺患者的主动性和判断力，越是造成病人的恐惧和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