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后的日子里，类似的演讲和诊断凌志军又遭遇了许多次，而他除了越来越焦虑和沮丧外，别无所获。

　　然而阴霾中偶尔也会透出一点微弱的光。

　　凌志军的妹妹也是医学专家，在比利时工作。她带来了国外专家的会诊结果——至少没有那么悲观。

　　妹妹向凌志军转述了外国专家的会诊经过。在一间拥有硕大读片器的房间，医生们把凌志军的全部脑部胶片，总计九张依次排开，悬挂半面墙壁。他们拿着放大镜，仔细阅读每一张，又认真听凌志军妹妹讲述发病经过，对他们认为很重要的细节不厌其烦地反复询问，然后回到那些胶片旁，重新依次查阅。

　　整个过程持续大约60分钟，然而仍没有完，他们又把胶片的数码文本拷贝到电脑上，经过放大处理后再来比照，之后形成自己意见。这样的会诊，先后有过两次。

　　与中国医生的结论明显不同点有：脑部病灶50%不是肿瘤，或者只是良性肿瘤；脑部病变和肺部病变没有关系的可能性更大。

　　鉴于此，外国专家认为，仍有进一步确诊的必要。但由于没有见到病人，他们甚至不认为这是一个正式的诊断。他们极力建议凌志军在中国重新来一次会诊，请最好的医生，并当场推荐一位。

　　凌志军的妹妹怀着信任与希望，当机立断，登上从布鲁塞尔飞往北京的飞机。凌晨5点落地，她直奔那家医院。仍是300元挂号费，仍是漫长等待，仍是被充满期待的病人围绕。之后，妹妹见到那位神经外科的权威。他在九张胶片之中挑出三张，匆匆看了几眼，之后，接连说了几次“转移瘤”，并说“必须立即手术”。

　　“如果不手术会怎样？”——这或许是每个病人家属，都有的疑问。

　　“不手术？那就等着呗！”专家说，第一次抬起眼。

　　或许没有人会听不懂“等着”背后的内涵。“等着”，即“等死”。

　　妹妹本想把国外专家的意见说给这位专家听，可没开口，便被打断。她听到他在招呼下一个病人。妹妹看看表，这次“特需专家门诊”，总计三分钟。

　　“如果真像医生说的，乐观积极的精神是战胜癌症的重要力量，那么我可以肯定，很多医生的表现甚至比疾病本身更加让病人绝望。”凌志军说。

　　医疗领地的“割据”与“门户”

　　只凭一些医生的作为，就来抱怨“中国医生”，凌志军说，从理智而言，他知道这是有以偏概全之嫌的。“但是从我求医问诊的经历来看，一个没有任何权利、金钱或者特殊因缘的病人，在大多数情形下都会有类似遭遇。”

　　当然，在求医路上，凌志军也遇到了不少真诚、谦逊、体察入微、善解人意的医生。在他看来，“一种医生只相信自己，另外一种医生也相信病人；一种医生只把病人当病例，另外一种医生把病人当人。”

　　“我不懂医，但我懂人。我知道该相信谁。”凌志军说。

　　于是，在颅内肿瘤不仅没有长大，而且还变小的情况下，凌志军没有听从“必须立即手术”的意见，这并非讳疾忌医，而是出于冷静和理性。同样是出于冷静和理性，在很多大夫认为他的肺部病灶并不打紧，是“良性病变”，比如是结核或炎症之类的东西时，凌志军选择相信一位“不近人情”的大夫的判断——“恶性。90%以上。”

　　在凌志军眼里，这位医生“从来不管对面的病人是什么来头，没有人可以从她那里得到一丁点照顾，也没有人会真的被怠慢……”凌志军觉得，这样不为外界所扰，专注于医治本身的人，可以“性命相托”。

　　事实证明，凌志军“赌”赢了。在听从这位大夫建议，手术切除肺部病变的部分后发现，是恶性肿瘤。因为手术及时，凌志军逃过一劫。

　　“我没有资格评价医生的专业水平。但是我担心，有一些非医学的因素，可能导致医生不正确的诊断和治疗。”

　　在凌志军看来，医生不等于医学，而是医学+人，因此医生的判断，就可能受制于人性方面的弱点。而医疗体系中的弊端也不可忽视：医患之间严重的供不应求很可能造成医生普遍的麻木和厌烦。另外，医疗领地的“割据”与“门户”，也可能导致很多不该发生的误诊误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