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家科教授正为一位严重烧伤患者进行手术。这片土地上,长出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还长出了一个烧伤界的拼命三郎——柴家科。” 此时,3名严重烧伤患者的抢救到了紧要关头,柴家科不能倒下,只能悄悄输液硬挺过去。
“二十年来,这是柴主任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叫苦’。”王淑君说。
提起柴家科,烧伤界送给他的一个绰号是:拼命三郎。
柴家科自己说,“拼命三郎”这个称号与其给我一个人不如给我们团队,给我们烧伤专业。
烧伤的抢救,特别是危重批量伤员的抢救,争分夺秒,用王淑君的话说,转院、移床都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医护人员要守在病床前,时刻关注病情的变化,及时采取措施。
你不拼命,患者就可能没命。柴家科说。
柴家科从医30多年,在危重烧伤抢救上创造了很多奇迹。2006年,35名武警官兵因扑救森林大火被严重烧伤,有的专家断言,这么多重伤员能救活一个都是奇迹,结果在柴家科的带领下,35人都救活了,实现了胡锦涛主席对这次抢救的目标要求:零死亡、低伤残、早康复。
烧伤分为四度,一度是人体皮肤表皮的烧伤;二度是表皮覆盖下的真皮部分烧伤,三度是指烈火烧及全层皮肤,四度则是伤及真皮以下的脂肪、肌肉、神经、血管和骨骼等深层组织。这35名武警官兵大多是四度烧伤的特重病人。把他们挽救回来,如同让烧焦的枝叶重新绽出新绿!
为了使伤员得到最好的治疗,柴家科组织了世界烧伤史上罕见的空陆联合转运行动,把这35名伤员,从黑河安全转运到北京的一附院烧伤科病房。
柴家科主持制定的转运方案精细到依据伤情对每名伤员上下飞机的先后次序、患者如何摆放体位等细节都有明确要求。
烧伤抢救的“黄金时期”在6小时之内,但受伤官兵抵达北京时已是烧伤后的第三天。柴家科带领救治小组3个昼夜完成27台大手术。此后他吃住在办公室,守护在病床边,将近3个月。
参与抢救的一附院烧伤整形外科副主任杨红明还记得,时值盛夏,室外在30多摄氏度,而根据治疗需要,特护间的温度高达40摄氏度以上。柴家科带领医护人员,每天要为每位受伤战士换药6次以上:用剪刀剪去腐皮,洗净脓液,每次换药持续1~2个小时。
为了给受伤战士覆盖创面,需要将异体皮剪成1厘米见方的碎片,然后一片一片地贴在创面上,这样一贴就是四五个小时。有时上午贴上的异体皮,下午就被蹭掉或移位,他们还要重新剪贴。
由于超负荷工作,柴家科牙龈发炎,脸肿得像馒头,高烧不退,喉咙红肿,连喝水都困难。
就在这时,柴家科83岁的老母亲从山东老家来北京看儿子,等了20多天见不到儿子的面,老人心里着急,就让儿媳妇搀着,拄着拐杖去医院看望儿子。看着儿子憔悴的面孔,老母亲心疼得眼泪直流。临近中午,柴家科让爱人陪母亲去附近饭馆“吃点好的”,老母亲不去,执意要陪儿子一起吃盒饭。一吃完饭,柴家科把老母亲和爱人送到楼梯口,自己又投入到紧张的抢救和治疗中。
就在那次抢救中,疲劳过度的柴家科第一次吃了安眠药,他很高兴地告诉同事,“安眠药真好,让我一下能睡四个小时。”
领着病情往前跑
柴家科在临床上有很多传奇故事,甚至像会“算命”一般,对病情的预判极准。
一个危重烧伤病人手术后,为了避免感染,医生使用了高效广谱抗菌素和抗真菌药物。但5天过去,病情仍不见好转,而且出现高烧、心律加快、呼吸困难、肝功能异常等情况。后来病人开始说胡话,出现了很危险的征兆。
柴家科仔细观察了症状,查看了各项检验指标后,果断命令:立即停用抗生素。
此招果然奏效,停药后,病人很快恢复正常了。原来,这位病人的症状就是抗生素的药物副作用造成的。
还有一个病人,在没有出现明显征兆时,柴家科命令马上使用抗生素,他自己在病床边守护了一夜。两天后,从病人的血液中培养出了真菌,应验了柴家科的判断。烧伤病人最怕的就是创面出现致命的细菌或真菌感染。
说起这些传奇,柴家科说,治疗危重烧伤病人,就好比帮助一个精疲力竭的人从湖的中心往岸上游。他已经很累了,一个小浪就可能把他卷走,做大夫的就是要能提前预判可能发生的情况,先行一步,做好预防,走在病情前头,领着病情向我们希望的方向跑。
让危重病人,一步一步往岸边游,危重中有平稳,就是希望。
业内常说,柴家科金口玉言,他如果说这个人有救,十有八九能获救。
柴家科的这种判断是基于在临床上几十年来专心致志的磨砺形成的一种直觉。
他到外地会诊病人时,常常就把病人带回一附院了。
王淑君还记得一次她接到在营口会诊的柴家科的电话,让她带救护车和护士来接病人。
王淑君看到的病人奄奄一息,心跳每分钟170多次,呼吸只有40次,眼看着病人在捯气了。王淑君很担心地问主任,这还行吗?路上要十几个小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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