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

　　供需突出缺乏政策支持

　　虽然，许多人对临终关怀这一新兴医疗服务概念仍有误解，但是临终关怀服务的需求却客观存在。

　　为满足癌症晚期患者治疗、生活的关心和需求，上海市各级卫生部门和一些区县都在积极探索和尝试临终关怀服务。以临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例，他们开设临终关怀病房已有17年，去年一年，他们共收治癌症晚期患者147人。

　　然而，据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生命关怀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原临汾社区卫生中心主任、也是上海市临终关怀创始人之一的施永兴介绍， 2011年上海市卫生系统统计数据显示，在上海每100个人中就有一个癌症病人，每天因癌症死亡的人数为100人，全年死于恶性肿瘤的患者有3.6万人。这一数字相对于上海市目前仅60张临终关怀安宁床位的数量来说，显然缺口巨大。

　　临终关怀服务是一项公益事业，需要政府给予政策支持，加大投入保障。为此，闸北区从2006年以来陆续出台了一些支持性政策，比如给予每张安宁病床开办经费1万元，每收一名病人给予医疗机构2000元补贴等。

　　施永兴则指出，虽然安宁床位的病人无需大量的检查、用药，日常的医疗费用主要由镇痛药物和护工费用组成，但收治一名安宁病床的病人对于医院来说仍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医院要维持日常运营，就需要政府在政策上、财政上给予更多的支持。“目前上海对于开展临终关怀工作还没有相关的政策支撑，希望有关部门能尽快制定。”

　　法律：

　　救还是不救没有“规矩”可循

　　施永兴更关心的是如何用法律的形式来保护 “临终关怀”这一体现人类文明进步的新兴服务模式。

　　“对于癌症晚期病人，医院仅采取止痛、镇静的医疗措施，放弃积极的治疗。对于这一行为，法律应明确医院、医护人员不必担责。”施永兴表示，我国对此尚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同时，病人家属对病人也有诸多的权利和义务，如继承权、赡养义务等。因此，病人家属如果决定放弃对病人的治疗，这一决定会对病人家属的法律权利和义务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在做出放弃治疗决定时，如何保障病人及病人家属的权益，这一点也需法律尽早予以明确。”

　　他表示，放弃治疗或者坚持治疗，首先应以病人的意愿为重。只有在病人无法做出意思表示时，如永久性昏迷、植物人、脑死亡等情况下，病人家属才有权做出放弃治疗的决定。

　　上海闸北区临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罗维也表示，医院自开展临终关怀“安宁”床位以来，虽然没有因此和患者或家属产生过医疗纠纷，但是仅凭入院时签署的一份入院协议，保障力度仍显不足。 “我们在病人入院前会将安宁病床的定位、不积极治疗的模式对家属和病人阐明。在把必要的信息提前告知家属的情况下，矛盾一般就不会产生。但是随着临终关怀业务在城市大面积铺开后，这一问题将无法规避。”

　　建议：

　　健全法律保障引入社会力量

　　施永兴表示，我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医疗保障必然以公益性和福利性为主。保障临终患者基本医疗需求是国家的责任，也是医疗保障服务公平性的体现。

　　因此，他建议提高临终患者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解决临终关怀医疗保障问题，并且建立专门的临终关怀专项资金，还可以积极探索发展各种类型的老年补充医疗保险。施永兴同时指出，在《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和卫生部的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现有框架下，尽快制定完善与老年人及临终患者权益相关的条例和法规，尽早建立和健全适应我国临终关怀服务的制度和政策体系。

　　著名社会学家、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邓伟志表示，作为一项体现社会文明进程、人文关怀的临终关怀事业，其后续的持续发展问题应着手考虑了。目前，仅仅依靠每个区一至两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十几张床位，远远不能解决现今上海所有的 “临终关怀”服务问题。他表示，可以考虑多渠道、多方面地引入社会力量，扶持兴办此类公益性床位，部分缓解供需矛盾。

　　小资料

　　为减轻和免除末期病人之痛苦，欧美国家早在20年前就可以由医师开 “不急救遗嘱”。

　　我国台湾地区也于2000年颁布、 2002年修正了针对末期病人的 《安宁缓和医疗条例》。

　　这里的末期病人是指罹患严重伤病，经医师诊断认为不可治愈，且有医学上之证据，近期内无生命征象的病人。

　　相关法律规定，对末期病人不做心肺复苏急救合法。即使在患者或家属的自主意愿表达下，医师经过专业判断认为既救不活患者生命，又增加他的痛苦后，可以不做急救。（通讯员 吕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