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24日晚上，杭州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手术室里，医生们站成一排，对着手术台上的男子鞠躬，并默哀三分钟。

　　那是一个法国年轻人的身体，一周前，他在中国旅游时遇到了意外，因重度颅脑外伤而去世。专程从法国赶来的父母，决定捐出儿子的器官。最终，在白色的灯光下，一个肝、两个肾、一对肺被取了出来，移植到四位中国病人身上。

　　无锡市人民医院肺移植中心ICU里，57岁的王先生戴上听诊器，听着法国年轻人留下的肺在自己胸腔里发出的声音，他知道自己从此获得了新生：“声音真好听，比我的强多了！”

　　虽然与这些人毫无关系，但对黄洁夫来说，这是一件“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事情。他为此特意写了一封致谢函，递交到法国大使馆。

　　半个月后，这位69岁的卫生部原副部长对《凤凰卫视》记者讲起这个故事，声音平静又轻柔。这个年轻人的父母“得知了中国从2015年1月1日开始，取消了死刑器官的利用，才做的决定”。黄洁夫说，“他们捐这个器官，就表示中国的器官捐献体系已经和国外一样，是阳光透明的了。他们参加这个捐献，实际上是对我们捐献体系高度的肯定，因为这是个生命的礼物。”

　　说到这儿，一贯严肃冷静的黄洁夫咧开嘴，笑了。为这一天，黄洁夫足足等了二十年。

　　“至少可以回去当医生”

　　黄洁夫也是一位器官移植手术的主刀医生。

　　到现在，黄洁夫都记得1994年他人生中第一次做器官移植手术时的情形。“器官移植分两个组，一个供体组，一个受体组，受体组就是把器官接上去，供体组是把器官拿出来。”黄洁夫说，那一次，自己是受体组的，但也亲眼见到供体组的工作。他没有详细描述当时的情况，但是从此决定，永远不涉足供体的事情，而且“我觉得要改变这个事情”。

　　2015年，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何晓顺接受本刊采访时，提到自己和黄洁夫一起做移植手术的那次经历，如此总结道：“没有医生的尊严。”

　　做一个没有尊严的医生，显然不是黄洁夫所想的，他最初的理想就是当个好医生，为此，他在上世纪80年代远赴澳大利亚，做博士后研究，并取得令外国同行钦佩的成绩。他身边的外国朋友开玩笑，说他手术做得好是因为“中国人用筷子，所以手上技术好”。

　　回国后，黄洁夫成了一名出色的肝胆外科医生。

　　作为肝胆外科医生，参与器官移植手术不可避免。彼时，中国尚无器官捐献体系。器官的两种来源，一是亲体捐献，二是尸体器官，后者基本来自死刑犯。

　　黄洁夫一直认为，做好医生的前提是心软，“假使心不是软的，他一定不是好医生”。而摆在这位心软医生面前的却是两难的纠结：一边是器官衰竭的病人，需要靠器官挽救他的生命和家庭；另一边，想到器官的来源，又让人觉得无奈。

　　“只要有公民的自愿捐献体系，医生是绝不会采用（死囚器官）的。因为要治病救人，要抢救另外一个生命，所以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把眼光投向了死囚的器官。”黄洁夫坚信，医生的使命是救死扶伤，而救死扶伤的前提，则是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尊重和敬畏。

　　但使用死囚器官，则很难做到这种尊重和敬畏。从医学角度看，使用死囚器官由于场地、技术等手段的限制，在死刑执行后即进行移植手术，很不卫生，易发生各种感染，降低了移植质量。从伦理角度讲，死囚在囚禁的状态下，很难有选择是否捐赠器官的权利。更甚者，死囚器官移植涉及大量经济利益并长期处在灰色地带，难免产生权钱交易，腐蚀到司法界和医疗界。

　　但由于没有成熟的器官捐献体系，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不得不依赖死囚器官作为器官移植的重要来源。这个尴尬的现实，不断撕扯着黄洁夫的内心。

　　2001年，黄洁夫被调到北京，任卫生部副部长。这意味着，他须得放下手术刀。黄洁夫不甘心，向上级打报告。最终，中央同意，将他的医生资质由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调至北京协和医院。除行政工作外，黄洁夫如愿可以每周做一两台手术。

　　很快，这位依然保持着医道尊严的卫生部官员就会发现，有一场更大、更艰难的手术摆在他面前：如何切掉死囚器官移植这颗毒瘤。

　　这成为中国移植领域医生在国际上最尴尬的问题，也成为中国官方层面长久以来沉默的禁区。

　　2005年，他以卫生部副部长的身份参加了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的世界器官移植管理高层会议，并被选为整个西太平洋区43个国家的主席。在黄洁夫看来，世卫组织的这一做法其实是为了让他难堪。

　　会场上，黄洁夫不得不直面其他国家的追问，“你们的器官哪儿来的”。

　　他坦言了中国的现状。

　　“如果不承认用死囚，你一年9000个器官移植，器官哪儿来的？不能采取鸵鸟政策，不能掩耳盗铃。”多年后再次忆及往事，黄洁夫说自己当时之所以会承认，就是认为中国的器官移植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要改革，要建立一个符合伦理和中国国情的器官捐赠移植体系。

　　回国后黄洁夫感到了压力。一些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和他开玩笑，说他捅了马蜂窝，副部长当不成了。黄洁夫不怕，“至少可以回去做医生，可以做个受老百姓欢迎的医生”。

　　另一重压力来自国外。一些严厉的批评者在世界权威杂志《柳叶刀》发文，呼吁用“三不”来抵制中国这一领域的医生：中国器官移植的医生不能参加世界器官移植组织；中国所有临床器官移植的文章一律不允许在国际著名杂志上发表；中国学者不能在世界的舞台上阐述中国器官移植的成绩。

　　“尊重死囚，更多的国人将参与公民身后捐献”

　　2014年2月22日，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医护人员向小琪琪的遗体鞠躬默哀。2岁的她是河北省年龄最小的器官捐献者（ CFP图）

　　2012年11月22日晚，原本到广州参加会议的黄洁夫出现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器官移植科的手术室里。身着绿色手术服的他与其他医生一起，摘下口罩，低垂着头，向17岁女孩吴华静默哀告别。离世前，女孩捐献了自己的肝脏、肾脏和眼角膜。仪式结束后，黄洁夫亲自主刀，进行手术。而这，只是黄洁夫此次在广州主刀的三场移植手术中的一例。

　　对黄洁夫来说，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为中国器官移植现状“动手术”的工作进入了快车道。“实际上这件工作是得到了上一届的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的支持，这一届得到了习主席跟克强总理的支持，不然是很难完成这件事情的。”黄洁夫说。

　　黄洁夫在马尼拉公开承认中国器官移植现状第二年，第一次全国器官移植大会在广州召开。全国800多名器官移植医生参加了会议，发表了《广州宣言》。大意是说，中国要开始走改革的路了，器官移植既要符合中国国情，又要符合全世界的公共伦理学准则。2007年，《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正式颁布，其中规定：“人体器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捐献人体器官的公民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观念和法律上的进步，让黄洁夫感到高兴。但现实的问题，却依然令他困扰：不用死囚，供体怎么解决？

　　据国家卫计委统计，中国每年约有150万人因为器官功能衰竭需要进行器官移植，仅不足1万人得到供体。供求严重失衡的情况下，私下利用死囚器官的潜规则仍在继续。

　　黄洁夫常能收到国内一些医生的信息，有一名做器官摘取手术的医生甚至向他忏悔，说自己曾经无数次取过肾脏，现在再也不想涉足这个事情了。

　　黄洁夫理解那种见不得光的压抑、良心上的谴责。也正是这种涌动在医疗工作者心中的压抑和自我谴责，让黄洁夫感到这个问题有解决的希望——这意味着医生是有道德底线的，他相信，有了这条底线，那个错综复杂的链条一定会斩断。

　　一有机会，黄洁夫就不遗余力地当起鼓励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形象大使”。而在政府的不断宣传之下，公众捐献器官的意识也逐渐提高。黄洁夫和同事们在四所大学做的调查足以让他对器官捐献的前景感到乐观。民调结果中，70%的人赞成捐献，前提是公开、透明、可溯源。

　　此前，黄洁夫常听到有人把供体的严重短缺归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保全尸”、“死者为大”等旧观念制约了公民自愿捐赠意愿。但这次调查让他意识到，“我们落后的不是传统文化，是行政管理的体制”，只要把器官捐献体系和法制体系搞好，文化不会是障碍。

　　接受媒体采访时，黄洁夫几次提及他很欣赏《环球时报》的一篇文章，文章称，“尊重死囚，更多的国人将参与公民身后捐献”。

　　现实的数据佐证了这篇文章的观点。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邓海华透露，截至2013年7月8日，我国已实现918例公民自愿捐献，捐献大器官2495个，在所有的器官移植手术中，其占比从三年前几乎为零提高到目前的15%。而此次宣布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后，从2015年1月1日至3月3日，中国器官捐献已超过1200例。

　　黄洁夫面对吴华静遗体默哀、做移植手术的照片被放到网上，一再抨击中国器官移植状况的外媒终于开口称赞，“中国在改变”。对此，黄洁夫则感叹，“中国器官移植的未来，不在刑场上，而在医院里。”

　　“他们会在会议上宣布废除这个‘三不’”

　　2月24日，重庆市，医生带着需要移植的器官赶往患者所在医院（ IC图）

　　中国在器官移植领域的尴尬，曾在一个基金会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但随后几年里，因为中国器官移植事业长期裹足不前，基金会的工作几无进展，到2012年甚至被民政部认定为不合格基金会。

　　这时候，黄洁夫从卫生部副部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把更多精力和时间投入到了器官移植组织框架的构建上。中央高层要求他重启这一基金会。“这次重启是高层领导的决心，也要求我必须出任理事长，把工作担起来。”黄洁夫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透露。

　　黄洁夫着手推进这个工作时，发现原来800万的注册基金，账面上只剩了1000元。他马上处理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我不能趟到一片不干净的水里。要公开、透明，人家才会信任，才有人捐钱。”

　　2013年底，这个基金会重新启动。转过年来的3月20日，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纳入基金会管理。

　　这个分配系统是2011年4月份开始试运行的，2013年9月1日，卫计委出台一份新规定，强制要求使用捐献的器官由该系统进行器官分配，由此，中国的器官匹配开始全部由计算机系统自动完成。

　　2014年3月20日，OPO联盟（中国医院协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成立。这相当于一个第三方机构，负责对潜在捐献者进行相关的医学评估，与捐献人或其家属签订人体器官捐献知情同意书等，保证整个捐赠过程公开、透明、可溯源。

　　要建立完善的器官捐献体系，需要复杂的工作，必须厘清人体器官捐献、获取、分配、移植后登记和监管五个体系。黄洁夫和他的同僚们意识到，这个事情不能由一个卫计委来管，在每个环节上，都要有第三方见证，除卫生行政部门外，要更多发挥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中华医学会等社团组织的力量。

　　法治的力量也在加强。2010年，刑法修正案中增加了“器官买卖罪”，2013年前述新的规定又出台。黄洁夫一直在思考，是否可以将这些法律、规定整合起来，“打造成一个中国的人体器官移植法。一个公民自愿捐献的大气候形成以后，我们会向国家建议，把器官移植纳入到全民大病救助医保里面，人民群众就能享受到这种服务”。

　　另一边，在司法体系中，由于近年来死刑核准人数呈明显下降，死囚器官的来源剧减，亦使得死囚器官和移植医疗脱钩的时机日趋成?熟。

　　中国艰难建立起来的器官分配移植体系，终于逐渐向着良性循环的方向迈进。

　　和十年前相比，取消使用死囚器官后的中国，得到了全世界所有器官移植协会的高度赞扬。甚至连罗马教皇都称“这是中国器官移植事业、中国司法和人权的重大进步”。眼下，黄洁夫正筹备着，在下半年举办一次会议，让中国光明正大地登上世界器官移植的舞台。

　　“世界卫生组织，还有全球器官移植协会的官员，还有伊斯坦布尔宣言的145个国家的器官移植团体的主席，他们都向我发来了贺信，同时他们都说一定要来参加这个会议，我想，到时候他们会在那个会议上宣布废除这个‘三不’。”

　　这一次，黄洁夫的理想终于可以落地了。

　　2015年1月16日，歌手姚贝娜不幸病逝，依照她生前的志愿书，医院为其做了眼角膜摘除手术，并移植给深圳、成都的两位病人。

　　黄洁夫得知以后，特意为《人民政协报》写了一篇评论，认为“今年的春节和往年的不一样”，而这种“不一样”，是因为姚贝娜在天堂里的歌声，也是因为取消死囚器官使用后，群众对捐献系统的信任。

　　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再次提及此事，向来克制、语调平静的黄洁夫有些语无伦次，最终忍不住背过身去，潸然泪下。

　　（原标题：告别死囚：中国器官移植体系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