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期述评2

        证据与政策之间的“战略学”路径

        美国杜克大学桑福德公共政策学院凯利?布劳内尔(KellyDBrownell)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克里斯蒂娜?罗伯托(ChristinaARoberto)

        循证性政策制定是重要目标之一，但仅有少量研究探讨了证据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大部分研究者并不熟悉如何通过其工作产生政策影响，与政策制定者联合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具有可行性。当证据和政策存在较大分歧时，可能的解决方法通常是将研究结果传播至媒体甚或政策制定者。

        我们制定了解决政策决断和相关知识之间分歧的战略学路径(图2)，并由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双相信息流动而衍生得出。战略学可对传统程式化科学加以补充，从而更好地认识到学术对政策的潜在影响。战略学模型的第一步是确定变化因素，并在研究者和上述作用因素之间实现双向信息流动。变化因素包括各级政府的领导者、管理机构的关键个体、立法者和媒体等。模型第二步为发现战略问题。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助于确定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可将上述问题与传统科学发现中的问题加以联合，从而实现科学对政策的最大影响。模型第三步为实施战略研究。战略问题将产生包括研究设计、假说和分析在内的实质性研究内容。模型第四步为沟通信息以加强政策过渡。通过学术期刊交流科学信息必不可少，因为其确保了相关工作符合严格的科学标准。

        上述4个步骤可产生反馈回路，并以此实现政策制定过程和研究结果的相互沟通。一旦建立，反馈回路就实现证据和政策之间富有成果的交互过程。

        ■观点

        以更开阔的视野预防肥胖

        《柳叶刀》杂志理查德?莱恩(RichardLane)

        哈佛公共卫生学院ChristinaRoberto副教授是此次《柳叶刀》杂志肥胖系列研究的关键人物之一，她在饮食心理学和消费者健康(PEACH)实验室工作。

        她的研究工作整合了心理学、销售、行为经济学和公共健康各方面，并采用了“战略学”的新方法。她表示，战略学意味着提出那些实施变化的人士亦想得知答案的问题，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由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共同提出问题。她所参与的一些战略学研究已为餐厅菜单热量标记、包装正面营养标签和儿童食物销售等政策制定提供了信息。

        Roberto所领导的团队主要研究营养相关信息如何沟通交流。传统的营养信息沟通方法通常依赖于过度复杂的信息形式，而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向消费者提供信息的能力;将其转变为更为简单的观念，则将对消费者决策的制定产生更大影响。

        她设计的一项随机对照研究显示，就餐时浏览菜单热量标签的消费者，其点餐和进食量均减少，并且包含每日热量摄入推荐的菜单能够预防消费者在餐后进食更多食物。

        Roberto在博士期间认识到了战略学的重要性，并通过与经济学者、政策专家和律师等接触了解了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她的研究解答了一些当前最为急迫的公共卫生问题，并为营养和肥胖预防相关公共政策制定建立了科学基础。她表示，我们当前正处在运用科学知识和日益增长的力量，从而开始真正解决肥胖和膳食不佳等全球性问题的关键时刻。

        ■链接

        《我们的体形》一书简介

        克里姆.麦克弗森(KlimMcPherson)

        《我们的体形》一书对数个关键性国家当前超重和肥胖的状况进行了详细描述。该书作者莎拉?波士利(SarahBoseley)的分析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于大多数仍相信肥胖流行为自身错误的我们。肥胖日益增多是一种可预测的真正威胁，按照当前趋势，2030年时约70%的40岁以上成人将超重或肥胖，并产生严重经济后果。

        解决肥胖这一公共健康问题的唯一实用性方法为获得可观的公众支持。唤醒公众对肥胖问题的认知是该书的主要内容。肥胖流行是一种经济、政治和社会现象，因此亦需要从政治方面解决此问题。然而，目前在许多国家并没有强有力的针对肥胖问题的政策与决策团队，进而无法依赖其应对肥胖难题。

        一些循证方法已被加以尝试，例如对不健康食物征税、减少高热量食物供应、提供适当的产品标签等。

        作者表示，食品行业正在越来越“娴熟”地使我们食用更多垃圾食品，有些人对这种普遍存在的诱惑具有抵抗力，有些人则会轻易发胖。而对食品行业的某种形式进行控制以减少肥胖流行存在较大难度，该书作者提出的各种方法均遭到食品行业的反对。

        同时，该书作者对节食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并认为其可能弊大于利。我们生活在一个大部分疾病可通过医学解决的时代。减肥手术设法改变我们的解剖和生理结构，并对肥胖具有短期效果，但此疗法不能解决人群性的问题。目前需要的是大范围的行为改变，但我们所看到的行为转变并不令人满意。政府需要在事态变得不可挽回之前实施更多的财政和法律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