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两会明天召开，希望通过此次大会能有实质性的措施出台，切实解决医护人员执业安全问题。

        近些年“医闹”猖獗，医护人员屡遭伤害，各级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深化医疗改革，改善医疗服务，强化医院安保，引入医调机制，以及公安部门牵头的专项综合整治等活动，但收效甚微。有关各方面也在不断探讨“医闹”的发生成因，并积极的寻找解决办法。

        春节期间，河南睢县中医院发生的一起伤医事件值得我们思考。2月21日(正月初三)下午，一酒后服农药的男子被送到医院抢救，尽管被送到医院时该男子已无任何生命体征，其死亡与医方没有任何关系，但死者家属罔顾事实，仍无理的认为医生抢救措施不当而对医生进行辱骂、殴打，并打砸医生办公场所。次日，死者家属又在医院门口摆放花圈、拉横幅，严重扰乱了医院正常秩序。

        这只是一起普遍存在的“医闹”案例：携尸闹事，围殴医生，打砸医疗场所，在医院门口设灵堂、摆花圈、拉横幅等。但这个案例的特殊之处在于，近100个闹事者将急诊室包围，当地警方派出了10多名警员，甚至出动了防暴警察都无法进入现场，致使当事医生被殴打、侮辱、限制人身自由4个多小时。

        最初我看到新闻时曾对警察的解救不力感到不满，后来看到了后续报道后终于明白，这不是警察之殇，而是法律之殇。当前医闹不断、医护人员的人身频受伤害、医疗秩序得不到保障的根本原因，是相关法律的不完善。

        我国的刑法第291条规定，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的“公共场所”，指的是“车站、码头、民航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而对“其他公共场所”的解释为：礼堂、公共食堂、游泳池、浴池、集贸市场等其他供不特定多数人使用的场所。医院并不在“公共场所”之列，当然也不受这个条款保护。

        而刑法第290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构成要件是：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与造成严重损失二者必须同时具备，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不以犯罪论处。这就是说，即使是正常医疗秩序被破坏，如果没有严重损失的话，警察来了也不能随便将闹事者刑事拘留。可问题是，法律对造成医院的“严重损失”没有明确的规定。怎样才算“严重损失”，警方难以认定，当然处理起来就比较困难。

        从以上法律条款不难发现，“医闹”聚众滋事，只要不打死人、没有对医护人员的身体造成严重伤害，就算是打了、砸了、骂了、侮辱了、摆花圈了、设灵堂了等，都不涉嫌犯罪，都不会受到刑事处罚。至于警方按现行法规做出无关痛痒的行政处罚，根本不足于威慑“医闹”。也就是说，对现行的法律，“医闹”不怕。

        即使严重的“医闹”触犯了刑法，如果闹事者人多势众的话，根据周氏“稳定压倒一切”的维稳思想，也可能“法不责众”。因为一方是民众，一方是事业单位，为了社会稳定的大局，单位要做出让步。最后，对严重的“医闹”处理也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上级用行政命令压制医院息事宁人，不了了之，甚至还有赔偿医闹的“损失”，而被打的医护人员最后成了牺牲品。

        这种既不尊重法律事实，又公然违背法律的“维稳”，是对“医闹”的鼓励。这如同治疗胃穿孔引起的腹痛，不去治疗原发病，而是打一针止痛药了之，最终延误治疗甚至致人死亡。其实，在这个维稳理念下，警察也是受害者。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太原警察打死河南“讨薪农妇”的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现在的许多群体事件，违法者公然与警察打斗，甚至伤害警察，警察遇到暴力抗法却束手无策。如果警察的现场处置一旦出手，就会被扣上“警察打人”的帽子，往往要受到处分。这种“维稳”手段，也是法制不完善的表现。

        “医闹”发生了，警察现场处置时没有强力的法律支撑，而警方深度的介入还可能“引火烧身”。试想一下，在这种法律背景下，还能指望警方发挥多大的作用?所以，河南睢县的“医闹”事件，不是警察不给力，而是法律不完善。

        如果要想从根本上治理“医闹”，就应该从法律层面入手，比如将医院法定为公共场所，在刑法第290条中增加一款内容，将：

        1、在医疗机构内寻衅滋事的;

        2、侮辱、威胁、恐吓、殴打医务人员，情节恶劣的;

        3、围堵、冲击医疗机构和诊疗场所的;

        4、陈尸要挟或抬尸游街闹事的等严重扰乱医疗秩序的行为定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则会产生更好的结果。

        无论刑法能否修改，无论修改的结果如何，都需要经过一个严格的程序和漫长的过程，医务人员还得去面对一段“寒冬期”。但是，唯有完善法律，才是根治“医闹”、保障医护人员安全的长久之计。

        医药界众多的人大代表应为此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