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利的研究得到了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Jr. 美孚石油创始人约翰·洛克菲勒之子）的资金支持，洛克菲勒是达希尔的哥哥的同学，并将达希尔视为自己的“干妹妹”。洛克菲勒同时还资助了尤因的研究项目。科利向洛克菲勒讲述了施泰因奇迹般的康复，尤因则展示了治愈病例的数字——其足以让人感受到放疗的威力。最终洛克菲勒选择了尤因担任他的科学顾问。洛克菲勒的支持也促成了今天的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治疗中心（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的诞生，该中心是美国最著名的研究和治疗恶性肿瘤的研究机构之一。人体免疫系统能够担当根除癌症的关键角色——这一概念被遗忘在了角落。当时的一名医生称科利的假说是“自然之轻语”。

　　

　　历史没有如果，洛克菲勒选择资助的是放疗

　　在过去百年里，癌症治疗的进步大多来自于放疗和化疗。以前被视为绝症的血细胞癌，如儿童白血病和何杰金氏病现在都已能治愈。而生长于肺部、结肠和乳房的实体瘤，一旦从初始病灶开始扩散，现有的癌症疗法往往就对其莫之奈何了。

　　干扰素疗法阶段

　　1971年，尼克松政府发起了一场“抗癌战争”，其向美国民众承诺用10年时间攻克癌症。当时，很多研究人员认为癌症是由一种病毒引发的，这种病毒能加快细胞的新陈代谢速度，从而导致细胞出现非正常增殖。而且，他们也已在两栖类、鸟类和哺乳类动物中发现了数百种能引发癌症的病毒。20世纪70年代早期，医学界普遍认为干扰素是治疗癌症的一种可能途径（注：干扰素是一种病毒侵入时动物白细胞释放的抑制病毒繁殖的蛋白质），1980年，干扰素疗法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使用干扰素后，实验鼠体内的肿瘤显著缩减，但应用于人体时，干扰素并不能治愈实体瘤，而且黑素瘤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对其产生应答。

　　接下来的十年里，其他一些由人体免疫系统应答产生的蛋白质被制成抗癌药物，其中最著名的是白细胞介素-2（interleukin-2）。1988年，罗纳德·里根的癌症专家组主席，已90岁高龄的石油大亨阿尔曼德·哈默（Armand Hammer）寻求发起10亿美元的抗癌基金，以期在其百岁生日时实现攻克癌症的目标。白细胞介素-2被他吹捧为一种能够治愈癌症的免疫系统增幅剂。然而就像干扰素一样，大多数实体瘤也并不对白细胞介素-2产生应答。

　　在过去的50年里，随着研究人员发现肿瘤中存在能引发细胞异常增殖的基因突变，研究的焦点也转向了肿瘤的基因组。用于阻断这些基因突变的癌症标靶疗法目前已成为癌症治疗的前沿技术。诺华“格列卫”（Gleevec）是首例获得成功的标靶疗法药物，其在治疗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时起效迅速，且副作用较少，程度温和。赫赛汀（Herceptin），即人类的抗HER2单克隆抗体，其对HER2过度表达的乳腺癌患者有效——该人群约占所有乳腺癌患者的20～30%。

　　

　　诺华“格列卫”（Gleevec）是首例获得成功的标靶疗法药物

　　所有这些进步让科利的生物疗法变得湮没无闻。诺贝尔奖得主，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所长哈罗德·瓦姆斯（Harold Varmus）告诉我，直到最近，“除了单克隆抗体类（药物），所有利用人体免疫系统的癌症疗法几无所取之处。医学界也搞不清为什么免疫疗法会没有效果。”然而目前这些对现有免疫疗法不产生应答的癌症患者，却对一种释放人体免疫系统的新型系列疗法产生了显著和出乎意料的应答。科利的疗法突然间成了癌症研究中最有前途的研究方向。2011年3月，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宣布，其将出资组建一个贯穿北美，联合了27家大学和癌症中心的癌症研究网络，以引领免疫疗法的研究。该项目的主管，西雅图弗莱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的麦克·奇弗（Mac Cheever），将其称作加速癌症治疗取得实际成效的一种方式，“所有用于有效免疫疗法的元件都已准备就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