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韦斯利医生未曾想到，他的立场会这么快便与自己的命运密切相关。

　　投票表决前几个月，他在健身房练习举重时开始感觉费力。他还注意到，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之间出现了一处凹陷，那儿本来应该是肌肉所在的位置。投票后一个月，他拿到了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的诊断书。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在症状出现后通常活不过四年，但每个人的存活时间相差可能十分悬殊。

　　2010年夏天，一场肺炎之后，韦斯利的医生们一致认为，他最多只剩下六个月的时间。韦斯利医生拿到了巴比妥类药物的处方。但他一直都没用上这些药物，病情的发展进程也有所延缓——虽然他如今仍只能坐在一张无法自行操作的轮椅上。他的四肢已经不能活动，肺部外围的肌肉也衰弱无力，越来越依赖呼吸器。他的话语依然清晰，但却上气不接下气。然而，他仍尽力扼住命运的喉咙。他在华盛顿大学选修了国际政治课程，同时与妻子和四个已经成年的孩子品味着时光。

　　在俄勒冈和华盛顿，法律对于得到药物的病人资格规定均相当严格。必须有两名医生确认病人的有生之日不足6个月。此外，病人需要两次提出申请，中间至少间隔15天，才能最终得到药物。他们还必须自行服下药物。对于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患者来说，这一点格外困难。

　　韦斯利医生说，到时候，他会想办法满足要求，比如把装在杯子里的药物倒进喂食管里。

　　人们给出的关于寻求安乐死的原因也与此前设想的大相径庭。

　　2009年，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琳达·甘齐尼(Linda Ganzini)发表了一项针对56名正在寻求安乐死的俄勒冈人的调查结果。

　　“每个人都以为原因在于疼痛，但结果表明，疼痛与此根本无关，”甘齐尼指出。

　　当这56名患者各自提出安乐死请求时，几乎没有一个人将疼痛作为主要诱因。甘齐尼医生的研究发现，最常见的原因是想要掌控自己的命运、保持自主性以及在家中寿终正寝。“结果表明，对于这群人来说，死亡更多关乎个人价值而非身体上的症状，”她指出。

　　即将提交表决的马萨诸塞州法案与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成法如出一辙。据西新英格兰大学(Western New England University)民意测验研究所(Polling Institute)5月份进行的电话调查结果，在接受调查的选民中，60%的人支持“允许临终病人合法获得可以用来结束生命的药物”这一选项。

　　“支持不仅来自进步派的民主党人，也来自保守主义者，”马萨诸塞州“尊严2012”运动的发言人斯蒂芬·克劳福德(Stephen Crawford)指出。他本人即是这项提案的支持者之一。“这个问题可以上升到自由意志的高度。问题本质在于，无论是政府或我的医生都不能控制我生命最终的时光。”

　　此类法案也面对着影响力巨大的反对力量，其中便包括罗马天主教会。天主教会认为自杀是一种犯罪行为，但在鼓励临终病人寻求临终关怀领域却是先行者。美国内科学委员会(American Boardof Internal Medicine)主席、生物伦理学家克里斯蒂娜·K.卡塞尔(Christine K.Cassel)认为，教会在后一项上做出不少贡献。“但你也能明白，为什么他们可以迎头赶上但却不越过那条界限，”她说。

　　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也反对医生协助自杀。该组织称，对于肩负着治愈者使命的医生，开具安乐死药物处方是不合伦理的。许多医生私下里都持类似想法。

　　“我可不是为了杀人才学医的，”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放射肿瘤学荣休教授肯尼思·R·史蒂文斯(Kenneth R. Stevens)医生说。他同时也是临终关怀教育医师基金会(Physicians for Compassionate Care Education Foundation)的副会长。

　　在过去三年中，史蒂文·柯特兰(Steven Kirtland)一直担任韦斯利医生的呼吸内科主治医生。他说，面对韦斯利的请求，他几乎毫不犹豫便答应了。那是他开出的唯一一张安乐死处方。

　　“我目睹过许多糟糕的死亡事件，作为医生，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应该是帮助人们得到善终。坦白地讲，我们需要在这一点上多多努力，”柯特兰医生指出。

　　韦斯利医生的妻子弗吉尼亚·斯莱(Virginia Sly)渐渐接受了丈夫的决定。然而，她不愿意在家中存放安乐死药物，韦斯利对此表示赞同。“那样感觉上太消极了，”她说。于是，处方被保留在药店中，需要时可以在48小时内拿到药物。

　　目前仍无研究表明拥有“安乐死处方”所能带来的心理影响，但专家指出，许多一方在手的病人对于知道自己一旦有需要便可拿到药物这件事深感欣慰。在那些凭处方拿到药物的人中，约三分之一并未借助这些药物告别人世。“我不知道会不会用药物结束自己的生命，”韦斯利医生说，“但我知道，这是我自己的生命，我自己的死亡，因此也就应该是我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