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病毒

　　这幅名为《植物夫人》的油画作品，表达了美洲人和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本质。但西班牙人进入美洲之后，打破了这块土地的原始氛围，使许多原本与人类隔绝的丛林病毒进入了人类世界。

　　7月28日，乌干达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乌干达暴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共确认16个死亡病例。埃博拉病毒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致死率最高的病毒之一，眼下尚无明确有效的治疗方法。本轮埃博拉疫情的致死率达27%，而该病最高致死率为90%。

　　在此前后，由于天气酷热加上近期雨水不断，致使蚊虫滋生，美国西尼罗病毒感染人数逐渐上升。截至8月15日，已确认近700人被感染，有26人死亡。这种病毒最令人忧虑的是，它似乎还在不断蔓延病毒学家担心，这不仅仅意味着会出现更多的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而且还意味着它那些更令人讨厌的“表亲”登革热、基孔肯雅热和蜱传脑炎等病毒也可能开始肆虐。

　　令人惊诧的是：西尼罗病毒是在1937年12月从乌干达西尼罗省的1名发烧女子的血液标本中首先被分离出来的，因此被命名为“西尼罗病毒”。最初，人们只认为它是非洲的一种地方病，直到1957年以色列发生了西尼罗病毒性脑膜脑炎流行后，人们才真正注意到这种病毒的危害。后来，60年代在法国、70年代在南非也相继发生了西尼罗病毒感染的流行。90年代以来，西尼罗病毒感染暴发的地区明显增加，它在1999年传入美国，此后美国年年都有西尼罗病毒感染的病例发生。

　　人类最可怕的敌人

　　它是世界上最小的生物，堪称除人类自身外人类最可怕的有生命的敌人。在20世纪开始之前，没有谁想到过这种小东西的存在。然而，千百年来，它的某些种类却经常改头换面，跟人类玩“躲猫猫”或“变脸”把戏，甚至时不时还会闹性子，像猎人一般猎杀人类，让人惊骇万分、防不胜防。

　　它的名字叫病毒（virus），意思是毒素或毒液。这种最小最简单的生命有机体，最早是由俄国植物学家德米特里·伊凡诺夫斯基和荷兰植物学家马丁努斯·贝叶林克在19世纪末研究烟草花叶病时发现的。1901年，美国军医沃尔特·里德研究证实，导致许多美国士兵丧命的黄热病，其感染源不是一般的细菌，而是比细菌小得多的病毒！

　　这一“新”的生命形式的出现，使20世纪初的许多医学问题迎刃而解，也完善了巴斯德的细菌理论。它让科学界认识到，病毒侵害是导致许多人类疾病的原因所在，必须加以研究，而且还必须跟细菌区分开来。

　　1914年，德国细菌学家克鲁泽证明：一般的感冒是病毒所引起的。到了20世纪30年代，人们已经知道，包括麻疹、流行性腮腺炎、水痘、流行性感冒、天花、小儿麻痹症及狂犬病等40种人类常见疾病，都是由病毒引起的。

　　如今，我们大致已经清楚，病毒是一种完全寄生的微生物，它本身没有任何代谢机制，而完全依赖其侵入的宿主细胞提供养料来进行自身繁殖，而且繁殖速度极快。一般病毒只有一般细菌大小的1/1000，它能够与人体内的细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不容易受到任何化学药品及任何其他疗法的攻击。

　　病毒侵入人体以后跟细菌的作用机理也不一样。细菌通常只是产生一些危害身体的毒素，而病毒则是直接侵入到体内一些代谢或细胞机制里，甚至能够摧毁其免疫系统，因而经常会造成细胞或整个宿主有机体的死亡。打个比方：就像人类打仗一样，它攻到你的司令部去了，或者把你的通信系统破坏掉了，这就比跟你枪对枪地打要厉害得多。

　　更邪乎的是，像人流感病毒这样的病毒还会以惊人的速度突变，并能与其他流感病毒交换基因，实现重组重配。这种新的“杂交病毒”往往更为活跃，更为危险，也更难预测，更难对付。2009年夏天肆虐全球的甲型H1N1流感，其新的病毒基因就是由来自猪、禽和人流感病毒的基因组成的。

　　专家提醒说，流感病毒的传播具有潜伏性和隐秘性，在未导致人发病时，也可以传播。今天，尽管我们已经可以快速测定每一株流感病毒的基因（甚至全基因组）序列，但对其起源和进化的规律仍没有完全把握，更别说预测其暴发时间了。无怪乎国外一位流感专家叹曰：“只闻钟声滴答，而我们却不知道时间。”

　　病毒是打哪儿来的

　　关于病毒的来历，我们所知甚少。由于它和生命不可分离，有人推测说它可能与生命同时出现，甚至更早。鉴于病毒比细胞还要简单，过去盛行的一种假说认为，病毒实际上是最早出现的生物。根据这种假说，核酸（生命的最基本物质之一）不断复杂化，直至成为细胞；而较简单的核糖核酸（RNA）和脱氧核糖核酸（DNA）在进化的路途中落在了后面，学会了寄生方式，最后成为病毒。

　　还有一种似乎更被认同的理论推测说，病毒是从几十亿年前一些脱离开细胞的基因片段演变而来。这些片段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渐发展了独立生活、进行自我复制和细胞内寄生的能力，最终“修炼”成了病毒。

　　可能是受到英国著名天文学家弗莱德·霍伊尔的设想病毒是从外层空间落到地球上的启发，美国畅销书作家迈克尔·克莱顿在1969年发表了他的科幻名作《安德洛默达品系》，讲述了人类遭遇太空微生物（病毒或细菌）的奇异故事。此后出现的一些科幻作品常常也涉及这一主题，以至给人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某些超级杀人病毒或细菌，是为了罪恶之目的而在实验室里研制出来的。

　　20多年前，当艾滋病刚刚开始肆虐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恐慌之时，就有传言说：艾滋病是生物武器实验室的产物；还有人声称艾滋病病毒是被有意放置在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国王图坦卡蒙（公元前1361年公元前1352年在位）墓穴中，用以惩罚盗墓者的暗器，这病毒随着墓穴的财宝一同出土，被带到美国展览而传播开来。

　　甚至，在对999个常去教堂做礼拜的黑人所进行的一项调查中，竟有1/3的人相信“艾滋病是针对黑人的一种种族灭绝手段”。2009年4月28日，甲型H1N1流感暴发伊始，印尼卫生部长苏帕里还表示，该流感病毒可能是人工合成的，而她过去曾指责西方国家可能制造并向发展中国家传播病毒，以帮助这些国家的制药厂增加利润。

　　用病毒作“武器”自然早有人想到，也并非不可能做到。只是，对于滥用病毒可能带来的难以预料的后果，除了那种丧心病狂的疯子，恐怕没有人不会不在冒险一试之前掂量掂量吧？

　　病毒是打哪儿来的？从结核病到霍乱再到流感，疾病的传播速度为什么越来越快？这跟气候变化和病毒自身的“进化”有没有干系？跟人类与动物越来越密切的接触有没有关联？

　　有人用一个等式描述了未来社会可能会出现的画面：善变的病毒+改变中的生态+日益密切的人员交流=更多无法控制的传染病的出现。等式左端是我们今天已有的事实，其中的每一项都有着多种可能的变化。

　　与病菌的 “ 军备竞赛 ”

　　前面提到的一个同样看不见踪影的小玩意细菌，近些年来也频频对人类发难，这究竟是上天有意的安排，还是人类活动导致环境、生态之变化使然？抑或另有其他因素、缘由？

　　2006年9月，两条由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消息引起众人关注：其一，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结核病已经出现了可耐多种药物的菌种，这种菌种导致的结核病目前尚无药可治，其致命程度高于艾滋病，对公共卫生构成极大威胁；其二，被打入“冷宫”30年的DDT杀虫剂获得新生世界卫生组织允许其在疟疾高发病地区重新使用。

　　从这两条消息透出的信息看，问题均与人类用药不当及疾病的抗药性相关。耐多药结核病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对结核病治疗不当引起的，如处方不当、药物质量低劣、药品供应无保障以及病人未能坚持服药，等等。

　　而DDT杀虫剂的起伏则颇有戏剧性：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就被用来对付蚊虫传播疟疾，且效果极佳，曾被奉为灵丹妙药，甚至在农田里也大量喷洒。然而，DDT的滥用很快就造成了严重后果：食虫的鸟类开始消失、庄稼和蔬菜被污染，甚至造成许多人中毒，最终落了个全球禁用的下场。这次DDT重被起用，人类实在也是不得已，因为原以为会被根除的最可怕的昆虫携带疾病疟疾又“杀”回来了。

　　这是人类不得不面对的尴尬：现在，引发疟疾的原生动物已经可以抵抗大多数抗生素了，而传播原生动物的蚊子也已经对很多杀虫剂产生了抗性。另外，由于气候变化和环境的改变，以前从来没有疟疾的地方现在也出现了。

　　更令人吃惊的是，尽管许多疾病，如麻疹、肺炎和百日咳已经折磨了人类几千年，但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至少又出现了30种新型传染病，而许多人们熟悉并害怕的疾病又以更加致命的抗药性形式重新出现。比如前述新发现的耐多药结核病就具有极强的抗药性，市场上销售的任何抗结核病药物对它都无可奈何，患者通常只能坐以待毙。

　　说来可能有些丧气，也许在若干年之后，伴随着人类抗击病菌最有效的武器抗生素的失灵、失效，将会出现毒性极强的“超级细菌”，即便是简单的肺炎、肠炎都无药可治。甚至，就连割伤手指这等小事也可能使人丧命。

　　为什么像蚊子这样的带菌者，以及疟疾寄生虫这样的病原体对杀虫剂和抗生素会产生抗性？科学家给出的答案之一是，自然选择及许多生物体可以迅速进化这一能力。另一个答案是，人类总是随意地使用控制手段（包括随意用药），却没有考虑生态因素，这在很大程度上成全或助长了病菌的抗药性。

　　在耐药菌渐渐“刀枪不入”背后，实际上就是抗生素的滥用。据说，在美国买一枝枪非常容易，而买一支抗生素却非常困难。抗生素是严格控制的处方药，医生乱开会受到处罚，患者必须持处方才能购买。而在我国，滥用抗生素十分普遍。更不用说，一些地方在鸡、鸭等饲料中掺杂抗生素，还有的养鱼户为了减少鱼病发生，往鱼塘里撒喹诺酮类抗生素。一方面动物体内残留的抗生素会转移到人体，另一方面动物产生的耐药菌也会传播给人类。

　　真正的危险在于：对于这个导致疾病和死亡的社会问题，我们的社会从上到下，似乎都没有什么危机感，也不清楚有没有什么机构真正在管？患者自己认识有误区，再加上一些医生、厂家、商家“合谋”，滥用就不可避免。

　　我们冒险地干预自然界，不仅会目睹直接可见的后果（如物种的灭绝），而且还将承受更加不可捉摸的力量对我们生存与健康的影响。

　　如今，人类与病菌就像展开军备竞赛的敌我双方，一方面是新的抗菌药物的不断升级换代，另一方面则是耐药菌株的不断推陈出新。

　　而这，将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战斗。